我在八角堡的故事，大多是从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三姨口中听来的。我三姨说我小时候极其的“喜人”——“喜人”这个词是山西方言，包涵了天真可爱，聪明伶俐，顽皮活泼，相貌英俊等等词汇的综合涵义。我三姨在我睡着了以后拿着缝衣服的棉线量了我的眼睛的尺寸又量嘴的宽度，居然大小是相等的。这个故事不知道是说我的眼睛大呢还是说我的嘴小。我却从其中找到了十六年以后我做了京剧演员的原始根据。这说明我的面貌长相非但是看得过去的，而且从小就奠定了日后做一名演员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简直是个电影演员英俊小生的材料。我这样说真不是自我吹嘘，也不是自己擦自己的皮鞋。今年我到南方去参加文联系统的一个会议，在采风游览途中遇到几个擦皮鞋的孩子，围着我指指点点，兴奋得不得了，居然问我是不是某个电视剧的演员，这让我乐不可支。我们那个采风团全都是文联系统的工作人员，看上去都有些文化气质，孩子们便以为这是一个演艺界的团体。我不忍拆穿这个西洋镜，便含混地承认我就是那个扮演张学良的演员。擦皮鞋的孩子们不免会将这次偶遇当成一个谈资，会高兴几天的，我何必扫他们的兴呢。我儿子懂事后看到我二十多岁时的照片，也惊讶地赞叹道：“老爸，你年轻时简直帅呆了”。岂止是年轻时候“帅呆了”，我活到了年近半百的时候，宣传部的同事燕子小妹还叫我“老帅哥”呢。帅，就一个字，帅呆了。后来我进入省城文学圈子与大家交往多了，甘肃小说界享有“八骏”声誉的一位著名作家也以他灿烂的才华开玩笑说“岳主席怎么能这么帅呢”，我只好自嘲，“帅，不是错，老岳居然帅成这样，那就真是不好意思了。”您瞧我身穿一件迷彩猎装，戴一顶八路军帽子，想不帅都不行了——这段话是个玩笑，当然也就不免有点“自恋”的感觉了，但，一个人若没有一点适度的自恋，又怎么可能恋人呢，这个“恋”字做动词解释，意思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善待自己，自尊自重自爱自立自强，才可能做到尊重并热爱其他人。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又怎么可能把别的人当回事儿呢，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又怎么可能爱别人呢。自我珍重，保持一个自尊自重自爱的心态，应该是做人的基础。
我又拿出我童年时代的照片，我儿子简直乐疯了，他简直不能想象他的老爸居然也有穿着开档裤的童年。
当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为前辈们带来了许多的欢喜和麻烦。
麻烦主要来自生病，据说我在一岁时出麻疹并感染了肺炎，几乎把小命送掉。所幸那次生病时我母亲恰巧又带着我到高碑店去探望父亲，却又一次住进了部队医院，但一个星期后就大病初愈了。我父亲说，幸亏是在部队上，要不是在部队上，小命就没了。我却以为，要不是到高碑店去，或许我还不至于生病呢。一定是路上着凉感冒了，才引起了发烧出麻疹。从山西老家到高碑店去，路途遥远着呢。
我两次进军营，都住在医院里，用周星弛的电影台词描述，就是三个字：真失败。
而他们的喜悦则由于我是这两个家族里的第一个孙子和外孙。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二闺女，小名就叫“二女子”。我的大姨早年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在抗日战争中受了重伤，刚刚解放时伤病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了。她留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表姐。我大表姐叫秋生，可能是秋天生的，我常常听他们满怀深情地念叨“秋生”，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表姐。他们说秋生姐姐起先也一直住在八角堡，与我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在我不懂事的时候，“秋生姐”常常抱着我玩。后来“秋生姐”随我那位老八路大姨夫进了太原城，走了。据说大姨夫那时候已经当了太原市委组织部部长了。而我却常年住在外祖父家里，恩宠独享。
我父亲是独生子，我自然就是我祖父的长孙。因此，我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两个家族的掌上明珠。据说，我在小时侯是极受宠爱的，长子长孙的地位如同皇帝家里的太子，全家人都围着我转，然而这种极其受宠的地位我却丝毫没能感受到。这不是废话嘛，根本记不住事情的小毛孩，怎么能够对童年的事情有什么记忆呢？我在这里写下的一些事情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故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以上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和确切性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四
1956年冬天，我两岁多了。
我仿佛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
那时候，父亲所在的部队已经调往河北天津一带驻防。父亲那时仍然担任后勤部的供给排长。在我的记忆里，或者说在我的想象中，父亲是个体格魁梧，身材高大的青年下级军官，或许是父亲年轻时的照片造成了我这样的印象也未可知。父亲那时候穿一身苏联生产的55式军装，扎着苏式宽板武装带，扛着一副少尉肩章，腰里挎着手枪，显得威风凛凛，看起来真是前途无量。然而，在父亲的记忆中，他在河北天津一带驻扎的那段时间，海河和滹沱河、子牙河隔三岔五泛滥成灾，部队经常战斗在抗洪的第一线，他天天守着成百上千吨的军用物资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似乎一直在与洪水作斗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谈起他的青年时代。98抗洪那年，父亲已经年近七旬，看到电视上的抗洪场面，却不知为何有了兴趣，说他在天津驻扎时也抗过洪。他的主要任务是看守转运抗洪物资，有时候火车上卸下来大批的物资来不及运走，他就常常裹着一件雨衣，带着几个兵，四仰八叉地睡在那些堆成了山的抗洪救灾物资上，一直守候到部队的大批人马来转运物资才可以休息。那滔滔洪水沧海横流，真是不得了。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件事情，是因为父亲的那件军用雨衣后来也随着他来到兰州，使用了十几年。我十四岁的时候，那件雨衣的橡胶已经老化了，母亲将雨衣放在锅里煮了个不亦乐乎，最后才用沸腾的开水烫去了附着在雨布上的已经老化龟裂的橡胶，居然得到了一块上好的布料，为我做了一条黄色的裤子。在以军装为时髦的文革年代，我穿着这条仿造的军裤自得其乐，自我满足，很是耀武扬威了一段时间。
1956年冬天到1957年的初春，解放军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裁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陡增到670多万人的大军被裁减了50%，在这次裁军中，全军有一百多万官兵复原转业到地方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父亲被列入了转业军人的花名册，被分配到地方去就业。本来他可以选择留在河北天津一带或者回家乡山西工作，但是，在天津没完没了的汤汤水水的抗洪战斗的确吓着了他，实在不愿意再与水灾打交道了，他就选择了去西北。他以为，往黄河的上游走，到西北高原安家落户，就绝不会再有洪涝灾害的问题。瞧瞧，我父亲到西北来的动机并不复杂，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心血来潮的决定，却决定了他的终身命运，也决定了我的终身命运，以及所有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的命运。
那年冬天，我混在一大群退伍兵和转业军官中间登上西去的列车。可惜我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趴在母亲肩头打瞌睡，错过了体验生活观察生活的大好时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如同今天民工返乡的春运大潮。一群一群的退伍军人拉家带口地聚集在火车站，准备登上西去的列车。摘了领章帽徽和军衔的退伍军人转瞬间就恢复了原来的老百姓身份。车站上人群熙熙攘攘呼朋唤友到处乱窜，人人茫然四顾、极度失落、不知所措，不知道命运之神今后将会带他们走向何方，但，那一定是难以预料的陌生的远方。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一直在颠沛流离，四处逃难，背井离乡的大迁徙是家常便饭。军人们也习惯了东奔西跑南征北战，开拔、转移、调防、行军，一次次奔向一个个陌生的远方，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事情。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已经成为他们坚不可摧的基本素质和习惯成自然的思维定势。然而，跟着老首长和战友们在一起，互相多少还有个照应，但遇到大裁军这种事情，老首长和老战友们也只能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话别。尽管没有几个人愿意离开自己的老部队，但是，这时候，却由不得父亲他们这些人做出什么个人的选择。作为一个不懂人事的或许还在吃奶的娃娃，我当然更是别无选择。
西去列车开动的时候，我很可能是睡着了，但是，我的脑子里却印满了黄军装和苏式宽板武装带的形象。真搞不清这是我今天的想象还是当年确有其事。都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回忆、想象、梦境以及深藏在潜意识里的形象与现实的思维混合在一起，就演变成了一种值得珍惜的风景。难怪，七十年代初期，我随剧团到乡下去演出，住在一位青年农民家里，在炕上发现一本贺敬之的诗集，名曰《放歌集》。随手翻阅了《西去列车的窗口》之后，却怦然心动，大惊失色，蓦然间就体验到了一种难言的亲切感。贺先生这不是在描写我的经历嘛。那是我第一次阅读贺先生的长诗，虽然贺敬之的这首长诗发表于1963年，我后来却常常幻想，我就是贺敬之在诗中描写的那个在母亲怀中熟睡的婴儿。
贺先生在诗中说：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
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熟。
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
我要接着说：
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
——窗口外，就是九曲黄河的上游，那个地方叫做金城兰州。
——那里，流淌着一个孩子后来五十年的岁月春秋……
那一年，我的西去列车咣咣当当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就到了兰州。
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座赤红色的山角下尿尿和泥玩儿。
这座红土山就是位于兰州市城区西北方向大约四十公里的安宁区沙井驿。
从此，我就有了比较清晰的童年记忆。
二 童年记忆
一
从部队转业来到兰州之后，父亲作为一个曾经从事后勤供应和军需专业的转业军人，就被分配到沙井驿砖瓦厂厂部做劳资财务和组织人事工作；母亲是五寨县师范学校的中专毕业生，就到厂职工子弟小学当了一名教师，给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上语文和算术课。
那时候，他们两人的工作都十分繁忙，顾不上照料我。起先，把我托付给厂里工会主席的老母亲带着。那老奶奶是贵州人，说一口贵阳话，我根本就无法听得懂。老奶奶的孙子比我大一两岁，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我一顿。我记得老奶奶家的墙上贴着一幅风景画，画上的风景似乎是贵阳的一处码头，大约那是一幅照片，画面上的轮船十分逼真，我经常望着轮船出神，却不知道这玩意是做什么用的。老奶奶的孙子见我老瞧那幅画儿，以为我侵犯了他的权利，越发地对我不客气，出溜着两条绿鼻涕就打我。三岁刚过不到四岁的我当然无法与他抗衡，只有挨打之份毫无还手之力。老奶奶当然不会把两个幼儿之间的战争当作一回事儿，根本就不管我们之间的纠纷。有时我被打哭了，她老人家也不过用难懂的贵州话训斥她孙子几句，就又忙活她老人家的活计去了。
就这样，我在小哥哥的拳脚锤炼中度过了一年多。
终于有一天我懂得了向母亲诉苦。我记得那天我被小哥哥用锅铲打破了鼻子，血流了出来。老太太急了，一巴掌打得她孙子哇哇乱叫，又赶忙给我擦鼻血。晚上，母亲到老太太家接我回家时，发现我的鼻孔里塞着一团棉花，就问我怎么了。我居然能够描绘“小哥哥打我”，并且用还伸不直的手指头指着藏在老奶奶身后的小哥哥向母亲告了一状。
母亲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一言未发就抱着我回家了。
似乎是几天后，我家就来了一大群人。在我母亲一一向我做介绍的时候，我认出了其中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就是我在老家八角堡学走路时扶着我的那个老汉。我母亲对我说：“快叫姥爷！”我定了定神，看着这位老爷爷，一种亲情不由得就涌上了心头，我嗅出了姥爷身上的那种熟悉的气味，就像小狗闻到老狗的气味一样，感到特别的亲切。我几乎在一瞬间就确定这个老汉是我的亲人，急忙跑到他的跟前扑进了他的怀里。姥爷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在旁边的那几个人也都笑了起来。于是，我一一认出了他们。那个比较矜持的男人是我大舅，那个看起来十分利索的女人是我的大舅母，那个十六七的小伙子是我二舅，那个大姑娘是我三姨，就是她在我睡着时用线绳比划着丈量我的眼睛和嘴来着，而那个与母亲说话的老太太就是我的“姥娘”——山西人称呼外祖母为“姥娘”。我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让我不知所措，我只好一一向他们问候，他们也十分高兴地轮流着抱起我来亲吻我的脸蛋，一边说着让我不明白的话。其实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我在八角堡的时候，天天都听着这样的语言，我知道他们是在夸我的“喜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被小哥哥打破鼻子之后，母亲决意不再让别人带我，一个电报把她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从山西老家给叫了来。那时，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代，支援大西北的热潮正在狂热阶段，待开发的兰州正从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征集劳力，只要你愿意来，国家就允许你来兰州安家落户。我妈发了一个电报，居然把他们全都给召唤到兰州来了。我父亲凭借他的军队老战友和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些转业军官把持各个单位的领导权的关系，居然在几天之内使我母亲的一家人全都有了饭碗。大舅和大舅母进了西固热电厂做工，二舅到十中去读高中，三姨报考兰石技校学了钳工，姥爷到安宁堡的架子车厂当了食堂做饭的大师傅，只有姥姥被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主要的任务是当好我的保姆。从此，我告别了在贵州老奶奶家受小哥哥欺负的悲惨世界，走上了幸福安康的新的生活道路。
二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的回答几乎是程式化的：“祖籍山西，小时候随父母来西北安家落户，在沙井驿度过童年，其实就是在兰州长大的，后来做过十几年京剧演员，所以说一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
沙井驿确实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地方从汉唐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出了兰州城向西去，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即便是乘着车马，一天最多也只能走七八十里路。于是，走了一天路的商旅，必定要在这里留宿一夜。当年，林则徐流放新疆途经兰州，也曾在这里留宿。没想到，这里也成为我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