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沙井驿是很繁华热闹的。街道两侧店铺林立，旗幌招展，还有一段城墙和依靠城墙筑成的土围子，我的一个很好的小伙伴叫做“遥驹”，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是这样写法，那时候我不认识字，是个文盲，只知道他名字的读音是“药局”，但这又不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估计写成“遥驹”有点意思。“遥驹”就住在那城墙下面土围子中的一排平房里，他的父亲好像是个主任之类的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家里经常有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可以给我们解馋奢侈一下，因此，我很乐意到他家里去玩。
在进入小学读书以前，我成天就在山下玩耍。我记得在沙井驿的那些日子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疯野状态。每天，我都和一群小孩子到山脚下去玩儿。山脚下有一大片坟地，坟地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就像一个美丽的花园，一点也不阴森可怕。我们就在坟地里跑来跑去，以坟堆为掩护打土坷垃“胡矶”仗，在坟堆上来来回回地追逐着蝴蝶，逮落在野花儿上的蜻蜓蜜蜂，在草丛里寻找捕捉蚂蚱，用“胡矶”追打“蝎虎子”，也就是蜥蜴，揪下苦菜花的径叶，吮吸那白色的汁液，玩得真是兴致盎然，不亦乐乎。
雨后，坟地里到处是“地搭菜”，我们就捡回家去，让姥姥洗净了包包子吃。几十年后，“地搭菜”居然成了名贵的“山珍”，在沿海一带受到了港客和广东人的青睐，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常吃这玩意儿。坟地里还生长着金针菜，那是一种黄色的花儿，我们常常一采就是一大堆。姥姥用金针菜和着棒子面蒸出的“穷穷饭”也很好吃。漫山遍野的“打碗碗花儿”诱惑着一颗颗好奇的童心，姥姥说不能采摘那花儿，谁采了打碗碗花儿，谁吃饭的时候就会打破自己的饭碗。可是仍然忍不住要去采摘，但是倒不一定会打破饭碗。一旦不慎打破了碗，就以为是自己采了那花儿的缘故。下次看见那白色的花儿，就不敢去采摘了。
我们也常常钻进被洪水冲出的地洞里探险，幽深的地洞伸手不见五指，深不可测，那感觉非常神秘也很刺激，钻出后就成了土猴，大人们知道后难免一顿暴打。太危险了，那洪水冲出的地洞曲里拐弯深不可测，一旦掉进深处，小命不保。有一天，果真有一个小学生独自一人钻进了地洞，结果送了命，几天后才被人们发现，他头朝下卡在一个洞子里，倒栽葱的现场令人触目惊心，心惊肉跳，看起来这个小学生是被活活憋死了。这件事情发生后，再也没有人敢进洞子去玩了。
有时又下到涝坝池子里玩水，玩儿水有一个诀窍：把砖厂码土坯的木头架子搭成筏子，钻进水里扶着，人就不会沉下去。有一次，一个涝坝里的水被晒干了，只有中间还有一滩快要干涸了的浅水，而边上全是红泥，我想进到水里去玩，结果陷在了红泥里，差点拔不出腿来，搞得浑身是泥，后来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搓搓也就完事了。厂子里有一排仓库，里边装满了苫砖坯的芦席，席子都未打开，是一卷一卷的。我们钻进仓库，把席子搭成城堡玩着攻城略地的游戏，直玩得天昏地暗。有时，又跑到工地上去偷偷地开拉砖的电瓶车。那电瓶车装在轨道上，扳动一个闸刀，电瓶车就会走起来，叮铃当啷的很好玩。最让人高兴的是沙井驿这一带到处生长着枣树，在枣子还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枣了，一直打到枣子成熟。红枣好吃，青枣也很好吃。父亲从部队上带来的草绿色帆布做成的行李箱里装着他的大盖帽和武装带，大盖帽被我找出来当作盛枣子的容器，每每是收获颇丰，一装就是满满一帽子，直吃到肚子滚圆也不罢休，撒尿都带着一股子酒枣儿气息。秋后，枣树落尽了叶子，依然有零零星星的枣子红红地挂在树枝上面，那就用碎砖头和瓦块土坷垃瞄准了射击，一旦打下一个红枣就抢着填进嘴里，那香甜的滋味真是不可言说。
每逢年头节下，沙井驿街上都有社火表演。那种由小孩子表演的“跑驴”很令我感兴趣。他们将布扎纸糊的“驴”的模型捆扎在胸前和背后，胸前是“驴头”，背后是“驴”的“屁股”和“尾巴”，头上戴着武松的帽子，背上还插着几面五颜六色的旗帜，挥舞着马鞭跑来跑去，表演“二龙出水”“一字长蛇”等阵法，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曾经让我羡慕不已。但是，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公社”的孩子，而我们是“厂子”里的娃娃，我们没有玩“跑驴”的资格，却非常希望也能够挥舞着马鞭跟着他们跑一跑。后来，我从事表演艺术工作，在青少年时期一直有着一种遏制不住的表演欲和表现欲，恐怕就是观看了这“跑驴”场面之后，受到感染埋下了情绪记忆的种子，发了芽，开了花，却没结出什么好果实。这大概不是什么好事情。孟母不让孟子看杀猪，生怕小孟子羡慕拿刀子捅猪腔的屠夫，长大了也去杀猪，乃三迁，搬了三次家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和地方居住，这真是很有道理的思想，极端明智的选择。
沙井驿砖瓦厂曾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厂子。那些年，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砖瓦，兰州城里的绝大多数楼房建筑和新修的居民住房都是由这个厂子生产的砖瓦建造的。可是我那时候还很小，根本就无法理解什么叫工厂。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根本就不知道厂子以外是什么摸样。我常常听人念叨“火车火车”的，却不知道火车是个什么东西，望着黄河对岸兰州炼油厂巨大的储油罐和那支冒着火焰的大烟囱，我以为那就是“火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离开过这片红土地，最远也就到几里地外的厂部元台子去看场电影。晚上回来，郊区公路上没有一盏路灯，四下漆黑一片，星星点点的手电光像鬼火一般，搞得人心理上更加恐惧，特别是回到院子跟前时，小伙伴们分散开各回各家了，从院子大门到家门的那短短几十米路途，简直要人的小命，生怕冒出来一个鬼来把你拿了去。当然不会有鬼，即使有鬼也不见得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粮食吃。
三
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一下子就困难起来了，棒子面糁饭越来越稀，最后变成了稀糊糊，里面偶尔有一星半点的面疙瘩，就舍不得一口吃了，挑出来摆在窗台上，晾干了当作点心。后来就成天吃野菜团子。姥姥揭开笼屉时，野菜团子那股热气腾腾的味道就飘了出来。肚子饿得难受，像饿鬼一样抓过一个菜团子就填进嘴里，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吐出来。后来又吃一种豆饼，糙得就像用锉刀拉嗓子。还有糖萝卜，甜得腻人。这几种食物的气味和滋味，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现在，偶尔在什么地方闻到这种气味，我就会想起六零年。比如，到农村去看见老乡在大铁锅里煮猪食，热气腾腾的气味散发开来，那就是六零年的气味。记忆中最好吃的东西是外祖父留给我的苞谷面锅巴，那是做苞谷面糁饭之后留在锅底的一点残余，有时老人家还偷偷地塞给我一小块大米或者小米的锅巴，那真叫好吃，这一辈子我再也没有吃过这样香的吃食。外祖父在架子车厂职工食堂当大师傅，只能顾住他自己的肚子，捎带着救济我一点吃食，其他人就顾不上了。
我不但有幸确切地感受到了六零年的饥饿，而且记住了父母和姥爷姥姥他们为了日子的奔波。我记得那时家家都在种地，厂子的工人也不例外。我母亲种的一大片麦子在秋后成熟的时候波涌浪翻，收成不错。那天，母亲带着我去割麦子，割下一大捆后她就背起这捆麦子往家走，我也背着一小捆跟在她身后。母亲将这捆麦子放在家门口后又到地里去了，我留在家里照看着弟弟和妹妹。天下起雨来，我怕麦子被雨淋湿了，就抓住捆麦子的麦秸将那一大捆麦子拉进了家门。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浑身骨节吧咔吧咔直响，脑子好像一下子清醒了，眼界也似乎宽了，门口的台阶也好像矮了许多，我顿时就感觉到自己长大了。当时我揪下一些麦穗放在手心里搓去糠皮添进口中充饥的那一刻，至今仍然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已经三岁多的二弟也要吃，我就又揪下一些麦穗再搓。过了一会儿，姥姥回来了，她把麦子全都搓了出来，放到锅里添上水，又点着了灶火，我帮她添柴拉风匣，火苗舔着锅底呼呼燃烧的景象，至今也留着很清晰的印象。过了一会儿，姥姥揭开锅，煮熟的青麦粒散发出一股喷鼻的香味。姥姥用勺子给我和二弟一人盛了一小碗，饿极了的两个小家伙像三百年没有吃过饱饭的饥民，把麦子填了个满嘴，满得几乎无法嚼了。姥姥打发了我和二弟，又把在她嘴里嚼烂了的麦子吐出来，用手指勾着喂进因为营养不良，两岁了还饿得不会走路的妹妹的嘴里。我们三个是如此地喜欢这刚刚长熟却还不到收割期的青麦粒，真是好东西。我对那一刻的感觉记忆犹新。
我还带着二弟到麦子地里去揪一种黑色的麦穗充饥。这种麦穗是小麦生病后的变异产物，叫做黑穗病，得了这种病的麦穗到秋后是不长麦粒的，因此，麦田的主人一般不禁止小孩采摘。小孩子们把这些黑麦穗揪光了还有利于其他麦子的生长。黑麦穗有一股特殊的食品味道，对几乎天天都饿肚子的小孩来说，到麦子地里揪一大把黑麦穗，饱餐一顿的幸福指数决不亚于今天的孩子进了一回麦当劳、肯德基。后来菜地里的茄子长大了，姥姥就煮熟了给我们吃，水煮茄子的味道也蛮不错，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水煮茄子的那种特殊的香味。还有莲花菜根子，霜降后，地里的莲花菜收割完了，菜根子留在地里，大家就去刨出来，削去皮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现在，莲花菜等不到长大就上市了，几乎见不到菜根子了。可是，我们小时候，有的同学的绰号就叫“菜根子”。
姥姥和姥爷都是农民，知道怎样从土里刨食，他们还在房前屋后种下了南瓜、豆角、糖萝卜等等农作物，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母亲一个电报把他们从老家叫到兰州来，看上去是添了几张吃饭的嘴，实际上是增加了度过饥荒年代的集体力量。在姥姥操持下，一家人好赖有东西下肚，不管是野菜团子也好，还是萝卜缨子拌棒子面也罢，总之不至于饿死。
在那些日子里，姥姥常常盘腿坐在炕上缝补着破旧的衣裳，常常下意识地小声吟唱着一种令人心弦震颤的小曲，到现在，我依然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姥姥哼出的那种曲调的旋律。当时，我当然不懂得那是什么，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姥姥哼唱的曲子，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也叫河曲“酸曲”。姥姥的娘家，就在河曲县。我记得，姥姥呻吟这种曲子的时候，眼里常常含满泪水，我问姥姥：“姥娘，你咋了？”姥姥常常不由自主下意识地就要抹一把鼻涕，擦去泪水，幽幽地叹气，说，我想你老姥娘了。姥姥在想她的母亲。
忽然有一天，家里忙乱了起来。母亲和三姨哭成了泪人，姥爷姥姥和大舅都在长吁短叹。就见他们背着行李出了门，仿佛咣当一下子就来到火车站。姥姥抱着妹妹登上了火车。母亲和父亲与他们告别，我才明白了姥爷姥姥和大舅三姨他们要走了。我哭着喊着也要上火车跟姥爷走，当然是不允许的。
那一年，大批的工人被裁减了，统统遣散回乡去躲过灾荒年头。乡下，好赖有野菜榆树皮观音土可以填肚子，城里，却只有砖头瓦块和白杨树。粮站供应的那十几斤粮食一旦吃完，就只能眼睁睁地饿肚子。
他们走后，家里冷冷清清搞得我惆怅极了。
这一年，我六岁，即将进入少年时代。
长大后，我知道了这些日子叫作“六零年”；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肚子的日子是因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逼债造成的。
现在，我当然知道，六零年不可思议，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饥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
四
1961年夏天，我6岁半。父母决定结束我在家赋闲的待遇，把我送进小学读书。小学招生一般都是以6月的生日计算孩子年龄的，6月之前出生的，就符合7岁入学的条件，生日在6月份之后，就不够条件。我说过我的生日在10月份，虽然我还差几个月才到小学招生的年龄，但母亲当时正好在沙井驿砖瓦厂职工子弟小学当教师，估计学校能给我这个面子，让我提前入学。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母亲带着我去报名，学校的一位老师逗我玩，说我不够年龄，不收我当学生。我不懂得他是在开玩笑，心里极度失望，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扶着篮球架子默默地流泪。早晨的阳光把我的身影照在操场上，形影相吊，显得特别凄凉。我那时似乎并不知道有开玩笑这种事情，把所有人的所有话都当成是真话。那天的情景在我脑海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阳光虽然极度灿烂，我的心里却十分的灰暗，如同打翻了醋瓶子，酸得要冒出一些液体来，果然就流出了眼泪。尽管我当然的成了一名小学生，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我在今天还记得此事，足以证明那位老师的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玩笑，给一个刚刚开始懂点人事的小孩子带来了多大的心理创伤！我仿佛记得我后来一直对开我玩笑的那位教师没有好感，见了他就躲起来，很不愿见他的面。后来的这几十年，我一直极少与别人开玩笑，也经常把别人的玩笑当真，不知是否天性如此，还是当年那位老师的一个玩笑阉割了我的幽默感，造成了我一生的心理障碍。我后来的这几十年一直正儿八经地对待任何事情，一直也不会与人开玩笑，一直也潇洒随意不起来，似乎认真得过于呆板了，或许与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
进了小学，我的学习成绩天生的好，一年级的课程一学就会，作业总是提前就做完了，这就有了荣誉感和自尊心。而这种荣誉感和自尊心对一个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是一个人做人的基础。我还记得刚刚上第一节课时的情景，老师是一位女教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浅蓝色的纸片，在黑板上写下了汉语拼音的几个元音字母：aoe等等，写好之后用一根竹子棍，也就是“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母领着我们读音，“啊我饿一屋鱼波坡摸佛”，我读得兴趣盎然有声有色。读完了，老师就让我们照着黑板上的字母在她发给我们的纸片上描写。等我们照着写完了就收了回去。当时我绝不能知道这“啊我饿一屋鱼”究竟有什么用途，但是，很快我就能用拼音读书识字了。一旦掌握了它，学习的劲头空前的高涨。从我母亲的粉笔盒里偷出几节粉笔，在回家的路上，往路边的墙上不断地写学到的字母和汉字。那一路上，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