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因而成了“开明绅士”，被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做为“抗属”优待。他家的好几位雇工也都在抗战期间跟随“二东家”“三东家”“四姑奶奶”（我外祖父的二弟三弟和四妹）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位在全国解放后已是某省的一位厅长，有一年回乡省亲，开着当时极为豪华的“伏尔加”小车进了堡子，首先到我外祖父家探望“东家”，一进门就大呼“老大，吾回来了，还记得四喜孩吗？”我外祖父后来一直都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至于在土改中受到冲击，多半是由于当时左倾路线扩大化所造成的历史误会。《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在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了纠正晋西北土改中左倾路线的问题，即是一种最权威的历史的证明。好在我姥爷有这么几位革命的弟妹和女儿女婿，门头上挂的革命军属牌子保着他度过了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虽然定为地主成分却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我母亲说，你姥爷土改中没有受罪，坐了几天禁闭就让回家了。之所以讲到土改左倾扩大化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对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实在是决定性的，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五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攻占北平和天津之后继续扩大侵华战争。八月，日军三个师团侵入山西。八月底，晋北门户大同失守，山西岌岌可危，局势立刻紧张起来。
九月初，日军飞机轰炸山西各地，一颗炸弹落入祖父的区长大院，虽然没有爆炸却闹得区公所失魂落魄。祖父慌忙让祖母收拾细软逃难。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年仅八岁的少爷奔命。此时，同蒲铁路北段已被日军控制，一路上兵荒马乱，交通阻隔，秩序大乱。从未见过此种混乱局面的“区长太太”迈着一双小脚上路，着实艰难。加之所携二百多个银圆足有十几斤重，那时候的银圆虽然一个不足一两重，却也有七钱七分，路途遥远则十里无轻担，小脚女人走远路本已苦不堪言，何况又背着行李，牵着幼子。无奈中将银圆分出一半缝进少爷的大衣里，一则减轻自己的负担，二则万一失散，少爷有钱，亦可破财免灾。
父亲后来回忆说，那一百多个银圆装在左右两个衣袋中跋涉走路，年仅八岁的他着实累得够呛，到后来几乎迈不开脚步。这几乎成了一个预言谶语：后来父亲一生与不属于自己的无数的金钱打着没完没了的交道，做了一辈子会计出纳的父亲亲手点过的钞票可以用“吨”这样的计量单位来描述。我少年时代几乎天天见到父亲点钞票，常常看到他将满满一提包的货币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去银行入库，而家里却一贫如洗，或许与这一百大洋的象征意义有关。可见，小时候见过大批的银子大概不是什么好事情。
此时，即一九三七年九月，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在繁峙以东一百多里地的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歼敌二千余。很长时间内，我只知道平型关大捷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伟大战役，却从未意识到，或者说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居然就发生在我的祖籍家乡。而那时，我的父亲和祖母正在距战场仅十五里地的名为“南柳树”的一个山村里避难，隆隆的炮声更坚定了他们回乡的决心。平型关大捷阻滞了日军前进的速度，父亲和祖母跟在撤出战场的八路军后面辗转回到故乡五寨韩岭庄。此后，贺龙带领八路军一二零师挺进宁武、偏关一线，在五寨一带活动的是一二零师三五八旅的一部分队伍。三五八旅旅长名叫张宗逊，张将军后来带兵解放了兰州，攻打狗娃山、沈家岭的部队就在他的麾下，“8·26”一战也在兰州历史上铭刻着这位将军的名字。五十年后，王朔在小说《看上去很美》中提到张将军已是“我们部的部长”即总后勤部部长。张将军后来官拜上将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三五八旅所辖的这支部队进驻五寨城，并在五寨县城建立了抗日政权，我的家乡——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祖父和父亲的家乡，从此成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一直掌握在我党手中。
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又调集兵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于十月初相继攻占雁门关、娘子关等关隘，在忻州与“国军”激战二十多天，最后攻占太原，山西大部沦陷。而晋西北宁武、偏关、五寨、神池一带却依然掌握在八路手中。八路军在这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史称“晋绥边区”。
入冬后，祖父所在的繁峙县城亦落入日军之手。祖父无法继续坚持他区长的行政职责，留下做汉奸当然更是想都没有想过，于是也辗转返回家乡。
共产党人薄一波、程子华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贯彻我党的方针和政策，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而程子华竟是祖父在“山西国民师范”的同班同学。五十多年后，祖父看到电视上“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正在讲话，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在“国民师范”程子华演讲鼓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情景，说他的演讲特别具有鼓动性，还会演“文明戏”，而且专门扮演女角色，后来阎锡山要抓他，他就是扮成女生混出太原城逃走的。抗战爆发后，程子华回到山西组织“动委会”，祖父曾与他有过一些接触，却无缘深交，后来便再未见过他，而在电视上看见当年的同学程子华，已是半个世纪之后了。
在五寨县城，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牺盟会”组织起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团结社会各界起来参加抗日运动。祖父在家乡颇有名气，人称“五寨三秀”之一，三秀乃“岳毓秀”，“葛生秀”，“高景秀”，都是当时当地颇有些影响的士绅阶层文化人。祖父在八路军五寨抗日政权“动委会”的动员下，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抗战工作，但只是在县参政会挂个议员的虚名——大约相当于今日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之类，不做什么具体工作，主要是以一种开明士绅阶层的身份出席抗日政权召开的一些宣传鼓动集会，常常坐在主席台上和会场前排以壮声势，却没有进入抗日政权的正统组织系统。更可惜的是，当年，八路军曾经动员祖父出山主持五寨县抗日政权的教育工作，祖父居然回避了这个差事。后来又动员他参加由当地士绅阶层组成的“延安访问团”去陕北参观，祖父一念之差居然也没有参加这个访问团，从而构成了人生的重大失误。倘若老先生当时出山去了延安，想必最终会下决心参加八路跟党走，那么，后半生当是另一种气象。然而，这只能是我今天的事后诸葛亮，连马后炮都算不上了。人生道路上，关键的转折点其实就那么几步路，一旦走错，只能遗憾终生。
一九四零年“百团大战”后，日寇“扫荡”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撤入太行山和吕梁山区，住在五寨县城的那支主力部队也转移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县大队“神五支队”则上了五寨县城西面吕梁山的余脉“芦芽山”，在县城周围开展游击战。当时，县城周围十里地之内是游击区，鬼子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县城，而十里之外则依然控制在八路军手中，老百姓根本不“支应”鬼子的征粮纳税。
八路军撤出县城之后，祖父不愿随队伍东奔西跑打游击，便回到乡下过起布衣隐居的耕田生活。八路县长梁学岸是“神五支队”的指挥员，他带着这支队伍，坚持在五寨神池一带打游击。在游击辗转战斗间隙，常常到祖父家中落脚，曾数次邀祖父出山跟他走，但老先生受所谓正统观念束缚，屡拒不肯出山，只以上好饭食招待八路。实在抹不开情面，就在梁县长引荐下，将他的独子，我的父亲送入八路军的学校——晋绥边区二中去读书。“边区二中”与边区“一中”即“贺龙中学”实际上都是八路军培养干部的学校。二中常务副校长武进贤是我外祖父武奏绍没出“五府”的本家兄弟，即他们往上数的第五代老祖爷爷是同一个人。二中校长范若愚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放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二中学生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各地的高级干部。而那时，父亲还不满十四岁。
过去，父亲随口闲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免疑惑，他那么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历，又是劳动又是读书还是个小八路，即便是个头和体力也达不到要求啊。但是，当我的儿子十四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个头像他爷爷一样高，体重九十公斤，完全长成了一个很壮实的半大小伙子的时候，我相信父亲当年所说的故事是确有其事了，想必父亲那时候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壮实的半大小伙子，那就完全可以经受这些事情了。
父亲到边区二中后不久，日寇扫荡抗日根据地，我的曾祖父藏在麦垛里，以为鬼子撤走了，探出头来张望，被山坡上站岗的鬼子哨兵发现后一枪打中咽喉，鲜血喷了个满脸开花，死在了麦垛里，几天后尸体才被找到。
十四岁的父亲在边区二中得到噩耗也只能掩面而泣，匆忙赶回家去奔丧，磕了三个响头上了一炷高香披麻戴孝安葬了爷爷之后，返回学校又扛起七斤半的镢头上山去开荒种地了，宏伟的历史背景正是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父亲曾经描述我曾祖父死后的惨状，“你老爷爷那头啊，肿的无来莫大。”意思是遗体搁置时间过长，头部浮肿得不像样子了。所以，我们岳家与日寇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尔后，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八路军发动“大反攻”，从小鬼子手中夺回五寨县城，县政权又回到八路手中。当时，梁县长记得祖父对八路的盛情款待，力邀老先生出山参加抗日政权工作。而此时不到四十岁的祖父留恋家里的土地和热炕头，加之我曾祖父被鬼子射杀后，我的曾祖母和家人都离不开祖父的照顾。若抛家舍业参加八路，实在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祖父天生胆小怕事，一生谨慎，唯唯诺诺，缺乏这样的勇气，从而构成一生的大遗憾。
此后，祖父一直在韩岭庄蔡家墕乡下耕田，经营着十几垧土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日子。一垧地大约等于十五亩，十几垧就有一百多亩地，看上去不少，但是在地广人稀的晋西北山沟里，也算不上什么大地主，何况，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天旱少雨，农作物产量很低，即便有几百亩土地，实际上也打不了多少粮食。
六
抗战胜利后，祖父依然一介农夫，只是由于父亲在“咱们的队伍上”而被当作“抗属”和“军属”优待。直至一九四七年冬天，边区实行土地改革，农会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恶霸地主，本来并无祖父什么事情，曾经作过抗日政权县参议员的“民主人士”红帽子和“革命军人家属”的身份本可保他平安过关安然度日，加之他在过去从同宗族亲戚手中“拴”来的土地也已在抗战“减租减息”过程中陆续退还给了亲戚们，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业已达不到被没收分田的标准，亦未长期雇用帮工，顶多划到中农或富农的阶级而已，却无论如何也未料到事情居然坏在了他的小舅子身上。祖父的命运在这时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逆转。
说来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我祖母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本来依靠帮我祖父务农种地为生，其实就是一家人。但有人曲解土改政策，说他是为地主扛长工，应该起来斗争我的祖父。这个“灰皮”“二球胚”就与一些人商量要“一镢头楔死他”的姐夫，将他姐夫的土地分了。没想到消息走漏给了我的祖父，祖父着实吓得要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202页）
祖父耳闻目睹了不少“乱打乱杀”的情形，又得到小舅子要“一镢头楔死他”的消息，大惊失色之后连夜带着祖母逃走了。起初听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我无法理解，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一些“造反派”的荒唐举动便完全懂得了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而土改的左倾扩大化错误恰恰是一些流氓无赖即毛泽东所说的“农村中的坏分子”的为非作歹所造成的，与我党制定的土改政策并无多少关系，完全是一批像“祖父的小舅子”这样的无赖的劣根性造成的。这种无赖在我们山西老家被称作“灰皮”或者“二球胚”。中华民族的许多悲剧中，这种无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今天，这种无赖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只不过穿上了衣领油污的西装或者看不出本色的“T恤”衫罢了。“圣经”，永远是好的，若是遇到一些“歪嘴和尚”或者“恶僧”，那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了。
后来，祖父依着他的阶级属性，终于逃亡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大同和阳高一带，凭着老关系在大同国民政府里，或是市党部一类的机构里挂名“书记员”即秘书一类的差事，混个温饱而已，却为后半生的坎坷埋下伏笔。“小舅子”的一时荒唐，造成了祖父半生的艰辛，真令人扼腕叹息，由此也造成了父亲几乎一生的艰难，更是孽障。祖父的逃亡，使得当时在部队上的父亲受到牵连而被审查，不满十八岁的父亲那时已是有着五年抗战和革命经历的“晋绥边区二分区政治部协理员”“二分区宣传队员”以及地方主力部队“神五支队”的文化教员，不由分辩就被不明不白地给开除了。无奈中只好一路讨饭返回老家。在祖父留下的房屋里那时恰好有几位老八路和解放军的伤病员正在养伤，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便时时给他一点饭吃，而农会的“积极分子”却时时加以干涉，待伤病员走后，父亲的日子便没法过了。一个少年，在生活没有着落的艰难时刻，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寻找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等到他历经万苦千辛找到祖父时，大同已快解放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祖父和父亲当然无法预料历史的步伐会朝着哪个方向迈进。为了生计，祖父便在大同伪警察局弄出一套伪警察制服给父亲穿上，父亲就凭着这身伪警察的老虎皮来来回回地在同蒲铁路上贩运鸡蛋清油和粮食，弄一点差价糊口度日。父亲后来不无遗憾地说，就是这个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