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初，大同解放，祖父被当作旧政权的人员遣散回乡，经审查历史上没有什么罪恶，就到五寨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教师，是年，他才四十多岁，却已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一直到“文革”前夕，祖父过着教书匠的平淡日子，生活尚稳定。而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初大同解放时，正在内蒙古丰镇倒腾小买卖，被阻隔在那个小镇上，与祖父失去联系。他当年在边区二中同窗读书的一些同学和战友此时已经是解放军的中下级军官了，他们带着队伍开进了丰镇，有的骑着高头大马，有的驾着美式吉普，以胜利者的姿态从街上走过。父亲看着自己一身破衣烂衫，想到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不免自惭形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却又不得不见，便将自己“尊五”的名字谐音写为“宗武”，也就是改了个名字，考入解放军华北军区绥蒙军政干校接受集训，算是“重新”参加了革命，那天，是1949年4月17日。三两个月的学习训练结业之后，父亲被分配到刚刚在绥远起义不久的董其武将军的部队中，去做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先后担任过军部的军法干事，师部宣传队长，后勤部供给排长，食堂主任等职务。后来随部队驻扎在北京高碑店以及河北天津一带。一九五七年初从部队转业来兰，四十余年仅回过两次家乡。
七
全国解放后，祖父以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勤勤恳恳地做着一个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员，十七年里培养出的“桃李”可谓满天下，在家乡县城里颇有声望，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谨小慎微的本性没遇到大的麻烦，平静地度过余生本来应该没什么难处，不料此生中的劫难在“文革”中又一次降临。即将光荣退休的老教师也被揪出批斗，当年所谓“逃亡”一举使他吃尽苦头，专案组搞不清当年他参加的“同志会”只是同乡之间的一种互助组织，以为挖出了国民党“励志社”“复兴社”“蓝衣社”之类的大特务，批斗拷问不一而足，烧红的火钩子烫成的疤痕至死依然烙印在前胸后背和屁股上，令人触目惊心。其实祖父连“三青团”都没有沾过边，更别说加入国民党了。造反派见确实搞不出什么名堂，便将他遣送回乡，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管制在两孔窑洞里苦度时日。直至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当时仅补发的工资就达九千多元，可见老人家受了多长时间的磨难，而此时，“万元户”这个概念尚未出现，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而已。祖父一下子领到这样一笔巨款，可以想见是怎样的不知所措，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年轻时曾每月挣二百大洋的他其实并不怎么在乎这样一点钞票。此时，老汉已年届古稀，办理了退休手续，在五寨“东关”购下两间平房，与祖母相依为命。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到北京参加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演出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曾专程绕道回乡去探望老人。老先生将硕果仅存的几十册书籍送给了我，这些书籍恰好对考大学极有帮助，老先生教了大半辈子语文课，知道读什么书有好处。其中一册《古代汉语活页文选》中的《周亚夫军细柳》我读得滚瓜烂熟，恰好我考兰大夜大学那年的古文翻译题正是此篇，我当然得了个满分，从而使我的成绩增色不少，居然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综合成绩第一名。成为我一生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命运转折点和生活道路转折点。
在祖父送给我的几十册书籍的扉页上，大都写着一个“岚”字，或许，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字”，或者“号”。
我虽然没有与祖父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过过几天日子，但无论如何这种血缘关系和基因遗传不能不对我的生活和命运发生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时是难以察觉，潜移默化的。因而，在父亲断断续续讲述了祖父历史的一些故事之后，我把这写下来，或许有点意义。
——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海洋中的一滴水，大人物勾划着民族历史的主体框架，小人物丰满着历史画卷的细节和血肉。一朵浪花可以映出大海的波澜，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芒。大海由于无数的水滴而波澜壮阔。
祖父与父亲的遭遇恐怕不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民族的苦难未免过于深重了一些。
一九八零年，父亲将祖父祖母接到兰州，养老送终。他们父子在颠沛流离了将近四十年后才得以再次团聚。祖父于一九九三年去世，享年九十；祖母却先他而去，享年八十有四。
祖父，祖母，愿你们的灵魂安息。
四 父亲和母亲
一
诸位刚才读到的第三章，是我在2001年深秋写下的一篇文章。
当时，我的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在侍奉父亲的那些日子里，我将笔记本电脑放在父亲病床前的一张板凳上，写完了这篇稿件。10月31日那天，在医院病榻前，我读给父亲听。几个小护士也围在旁边，开始听得饶有兴趣，不料后来却泪流满面，唏嘘不已。小护士们一边擦眼泪一边笑着说，哎呀，这个病人原来是个离休老干部，怎么不住高干病房啊。我无奈地一笑，说，他是个离休干部，却不是什么官儿，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几位小护士对父亲照顾有加，嘘寒问暖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照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我的记忆中父亲第一次住这么长时间的医院，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住医院。此前，父亲一生似乎就没有生过什么大病，虽然他也曾经在一所医院里工作了十多年，却从来没有躺倒在病床上，只是在六十多岁那年做白内障手术住了几天医院，那次住院，他的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此时，父亲的肾病已经严重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架子不倒，既不呻吟，也无自怜，一切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怎么着都没关系。他对我、对医院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好像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了的样子，让人根本就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这样，我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完全没有料到一百多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躺在病床上，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只是在得知他的病情需要做血液透析时，叹息道“完了，完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词汇是“氧气”，说完这个词，他就与世长辞了。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哪怕是一句话的遗言，对他的后事，也没有任何交代。
那天，我读完这篇文章后问父亲，是不是这样的。当时，父亲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对这篇文章评头论足，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只是陷入了沉思。看上去，父亲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只是淡淡地说，“就是那么回事。”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我的文章说得不错，就是那么回事情。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呢，父亲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那么，“人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情”，没有必要说什么了。但当时，他仍然要努力地想回忆起那个打家劫舍“倒戈投敌”的土匪的名字，却一直没有想起来。
后来我将这篇介乎散文与随笔之间的文章题名《祖父的时代》投给一个刊物发表了。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我的祖父，他的一生当然对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那毕竟是通过父亲才可能发生作用的，因而，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命运来说，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二
我的父亲生于1929年1月17日。属蛇，卯时出生，小名就叫“卯生”。父亲少年时代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他的生活，曾经是富足的，也是无忧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曾经颇有些田产，祖父那时又做着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业，是地方军阀阎锡山政权中的基层干部，每月都有固定的薪酬收入，他们的生活，虽然是平淡的，却也是富足的，无忧的。父亲小时候玩过阎锡山赠给祖父的短剑，本是无忧无虑的岳家“少爷”，倘若没有后来的变故，想必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成长为一个岳家的“老爷”。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改变了。
父亲的记忆，是从平型关开始的。当然，那时的他，也不可能出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那一年，八岁的他跟着他的母亲我的祖母逃难，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事情却不是烽烟弥漫的战争，而是随身携带的一百多个银元的沉重负担和实在迈不开步子的艰难跋涉。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起过记忆中这个逃难的场景和感受，他说，“走不动，就是走不动。”一百个银元七公斤多的重量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沉重负担。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父亲一生的缩影。父亲后来做会计出纳工作，数了一辈子钞票却一直一贫如洗，一生步履维艰，半辈子生活贫寒，从未有过开怀大笑的时候。他的大半生，其实一直处在“走不动，就是走不动”的梦魇般的状态当中，难道不是八岁的预言使然。但是，他却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奥秘与原因。正像我经常在梦中看见自己“误场”，而无法登上舞台一样。在潜意识里，我们都觉得被命运捉弄了，但是，却难以理解，更说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有点跑题了。
父亲的童年记忆开始于八岁，而他的人生，实际上是从进入晋绥边区二中开始的。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晋绥边区的实力大增，晋西北的热血青年纷纷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年龄小一点的半大小伙子和女孩子们，也以到八路军办的学校读书为追求。当时，在晋西北地区的山西兴县有八路军开办的边区第一中学，史称贺龙中学。当时，一中的学生已经饱和，容纳不了更多的求学者，贺龙就在八路军120师师部所在地的山西保德县大武镇又开办了一所中学，即晋绥边区第二中学。1942年，父亲13岁，就去保德县考进了二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保德县离家乡五寨更近一些，另一方面，也是有人引荐，觉得跟着八路军走才会有希望。八路军120师师部就在保德，日本人的势力到不了保德，那里很安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土地上，躲避战乱，追求安全，是老百姓本能的选择。与其说父亲那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革命，不如说他们是在下意识地选择安全。但是，从此，父亲开始接受共产党八路军提供的初中文化教育，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边区二中读书的三年里，父亲不但学到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想必也形成了他这一生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父亲一生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地干着他的本职工作，从来不事张扬，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和刚直不阿的个性。在政治信仰上，他一生都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敬的话。他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紧紧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早日加入党的组织。当我21岁入党时，父亲是很高兴的，并且为他自己一直是个“白头”而不无遗憾。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无论国际国内，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你问他什么，他都有不错的回答。一生也是手不释卷，看书看报从没有个完。我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徒有四壁，他却订阅着一份《参考消息》，常常在昏黄的灯下阅读到深夜，大约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读书看报的习惯吧。刚刚离休后的那几年，父亲呆在家里闲得无聊，居然把院子门口一家书屋里出租的武侠小说租来阅读，后来几乎都找不出没有读过的篇目了。父亲晚年读书完全是为了解闷“混心慌”，而他在年轻时读书，同样也是为了追求真理，争取进步。
在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我找到一本他在部队当兵时使用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心得体会。比如，在1952年12月31日这篇日记里，他就写下了“卓娅与舒拉读后感”——“人应该如何活着才最有意义，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给了明确的答案。在读这一本书时，我的感情完全被抓住了。我随着他们的欢乐而欢乐，随着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卓娅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启发着我……我是新中国的青年，我是一个军人，我要学习卓娅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把自己的一切，连生命在内，只要需要的话，完全供（贡）献给伟大的祖国，党，毛主席。我要争取入党。这是1952年的最后一天。好，作为努力方向吧。”——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父亲是很要求进步的，他也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意愿。但这篇日记的口吻和写法，却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惯用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的章法。这种被称为“红色日记”的规范文风，曾经深入人心，大行其道，几十年不变，不但影响着父亲这一代人，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看来，这种充满着豪言壮语，思想高度几乎可与“模范”比肩的“红色日记”，不免显得有点牵强与浮夸，的确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大概不足为训。但是，父亲当时刚刚23岁，的确是“新中国的青年”，作为“我是一个军人”的他要求进步的感慨想必是真诚的，真挚的，他内心对“祖国、党、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恐怕也是不能轻易否定，应该得到尊重的。
三
鬼子哨兵松本举起三八大盖步枪瞄准我曾祖父的那一刻，渊田美津雄中佐那戴着羊皮手套的右手正握着俯冲轰炸机的操纵杆飞抵珍珠港上空。大尉通过瞄准镜看见了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甲板，他微笑着轻轻按了一下投弹按钮，一串炸弹呼啸着扑向亚利桑那号的甲板。大尉先看见了浓烟和火光，然后似乎是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
这时候，鬼子哨兵松本透过步枪的缺口和准星将我曾祖父的脑袋收进了他的视线，他瞧见一个中国老汉花白的头发在麦垛里晃动了一下，他的枪就响了。松本感觉倒自己射出的子弹打中了目标，他很自信很满足地露出了一丝微笑说了声“八格牙路”，放下了步枪张望着，却只看见了一个麦垛，那个中国老汉不见了。
我曾祖父分明看见那个鬼子兵放下了那支枪，却感到喉头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击了一下。然后，他就看见自己的身体倒在了麦垛里。松本放下枪的时候，飞临珍珠港的渊田美津雄中佐的飞机刚刚掠过亚利桑那号的上空。被那颗炸弹炸飞的美国海军少尉道格拉斯刚刚落在甲板上，他和我曾祖父在那一刻都在想，这股鬼子是从哪里来的呢。然而，他们都无法继续思考下去了。我曾祖父倒在麦垛里觉得自己心急如焚，想喊一声却无法发出声音来。他着急得不得了。村子里还有那么多的乡亲们不知道鬼子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他急忙挥动双臂，就觉得自己腾空而起，往家里飞去，却看见村里冒出了一股股浓烟，他想，坏了，鬼子包围了村子。他不敢再回村，就往路牙山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