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不敢试锋芒(17)

轻车熟路地带着鼓队出了北京站，先遣小组燕文他们几个人就迎上前来招呼鼓队和其他人上车。一瞧，居然是一辆小面包，两辆公共汽车大巴士，一红一银两辆日本皇冠出租车。跟随鼓队进京的工作人员，除了文化局的干部，其他人都是有官衔的副县级处长正县级主任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这两辆皇冠的士哪里够分配的。有那素质好的就自觉地上了大巴士小面包，和鼓队挤在一起。有那官派十足，自抬身价的，就磨磨蹭蹭地不想乘坐大巴士，也不主动上小面包车，看那神情，必是在等着先遣小组往皇冠的士小卧车上礼让。这就不说了，说多了不好。

晕头转向地这就把鼓队拉到了宣武区南横街附近的长城旅社。其他干部们就给拉到了距离菜市口不远的北京市供销总社招待所，两个驻地相距大约十来分钟的路程，倒也不是很远。我稀里糊涂地随着大巴士到了长城旅社，正在忙乱，燕文却告诉我，局里的工作人员不在这里住宿。过了一会儿，来了那辆红色皇冠，把我接到了供销社招待所。

谁也没有料到，我这个现场指挥与鼓队一分开，就酿成了重大事故，省长都发了脾气。

四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关于太平鼓进京，我叙述的几乎全是幕后故事，称之为90亚运太平鼓进北京的“内幕揭秘”也不为过。这就像后台和化妆间里的杂乱无章，只能是在后台工作的人能够看见，而舞台正面的辉煌有序是呈献给观众的一样，这说起来是两码事，其实也是一回事。

你瞧，在后台，“杨子荣”与“小常宝”在角落里“闷灯儿蜜”，低声细语的情话窃窃私语，说不定他俩的婚礼在下个礼拜就要隆重举行，可在舞台上，“小常宝”得管“杨子荣”叫叔叔；你再瞧，“李铁梅”伸出一双粉嫩的纤纤玉手正在给傻大黑粗的“鸠山”揉肩捶背，这位“花脸”很可能是这个“花旦”的师傅；你再瞧瞧，“八大金刚”给“少剑波”扔过去一枝“大前门”说“把火扔过来”，“少剑波”却说“怎么改了大前门了，不抽红塔山了”，“八大金刚”就说“昨儿手气太背，夜里打了半宿都没开胡”；“温其久”抽不冷子端起了“柯湘”的大茶杯，饮了一口却说“你这是什么茶呀。整个一个温吞水乏茶叶，今儿怎么没搁桂圆冰糖”。“柯湘”却说，“嫌不好，别喝呀，我不伺候你。”

得了，打住，这么写下去，快成小说了。

后台，永远是乱糟糟的。可是，没有这乱糟糟的后台，哪里有辉煌的前台表演呢。等我说完那天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一定回过笔锋描述辉煌的舞台和灿烂的正面报道。

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由张学忠副省长主持，鼓队在供销社招待所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首都新闻界23个单位30余位记者听取了先期到达的省市领导对太平鼓情况的介绍，我在火车上写的新闻发布稿子一到北京就送到街上的打字社去打印了出来，这就分发给各路记者，派上了用场。后来首都报纸发表的简短消息，差不多都是从这个新闻发布稿子上摘编的，当然不会有我的署名。

第二天休整了一下。鼓队去香山颐和园观光，文化局来的工作人员却不能休息，紧锣密鼓地联系演出事宜，安排协调有关工作。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各场演出活动的具体安排，摘录23日地坛演出这一篇。

地坛。

庙会办公室（电话号码4227695），指挥部（4220957），文化活动组（4226800）

红车证进园子。

领导车队进、停，南门。23日上午10∶30开演；11∶30一场（中午带饭）；下午各一场：2∶30；3∶30。

中午返回用餐。2号停车场。

车到西门，演员下车，（车返到南门等人，接演员）。进园子，到拜台西门踩园，绕场后进拜台。（云南玉溪狮舞后）从北边拜台门上场。

22日下午全市放假，公共场所无人。急事找公园阮主任、派出所范所长。

——够详细吧。安排得如此详细，还是出事了。

五

9月23日上午，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天，也是太平鼓的第一场演出。早早起来沐浴更衣，西装革履领带衣冠楚楚，打扮得像个亚组委官员，收拾停当了拿起小喇叭，就准备出发。到了时间，就听管车辆调度的占玉老兄招呼大家上车去演出现场。

头一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我提出给我这个现场指挥派一辆联络车，就是留下一个皇冠，由我带着去长城旅社给鼓队带路。主持会议的人却把心思放在了如何伺候好随队来北京的几位领导的事情上，说没有必要。鼓队乘坐大轿子车自己走就可以了。好像我提出要一辆小车是在要求什么特殊待遇似的，弄得我是有些尴尬。此时，那就随大流上车走吧，就上了面包车前往演出现场。

两辆皇冠小车自然是按照官职大小级别高低分配了。

不料，到了地坛公园是左等右等都不见鼓队的影子。兰州方面特意请来的好多位国家级首长和部级领导同志都在现场等着观看兰州太平鼓的表演，鼓队却不露面，这不是给兰州方面的最高领导难堪嘛。忙得大家到处找电话联系，最终找到公园办公室的电话，这才知道，接鼓队的首都公交汽车公司的车辆没有到达长城旅社。再往公交公司调度室打电话，人家说两辆大轿子车早都派出去了。三搞两搞就错过了开演的时间，等到最后各种消息汇总起来，才知道两辆大轿子车没有去长城旅社，而是去了供销社招待所，司机见不到一个鼓队的人，人家搞不清状况，就原路开回了公司，这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演出被迫取消。鼓队卯足了劲要大显身手，可是，上午的这场演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泡汤了。

事故很严重，省长很生气，却不会批评到我的头上。我还没有到接受省长当面批评的那个规格和级别。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我头上一大串子官员呢，我还轮不到省长直接批评。

这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招待所，赶紧落实下午的演出。

下午，谁也不好意思乘坐那两辆皇冠小卧车了，都挤上了面包车。

好了，我来乘坐那辆红色的皇冠的士吧。华盛老兄的红色专车归我，我是现场指挥。来源老弟的银色皇冠归燕文，他是鼓队与北京方面的联络员。别客气。又有什么可客气的呢，思路转换一下，这是为了工作，决不是什么特殊待遇。到北京来，不是显你的官派来的。没有听说过吗，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人民大会堂扫地的都是科级；中南海沏茶添水的都是厅局级；国务院看传达室的都得享受县长待遇。

头一天晚上，我和燕文在南横街一家回民餐馆里请两位的士司机喝二锅头涮羊肉，花了四十多块钱，我埋单，差不多一个月工资了，私人请客拉关系，没法子报销。说实在的，我和燕文同门师兄弟二十年，他是地道北京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老北京的人情世故礼节讲究，特别是学会了不少北京土话里特有的词汇，什么“颠儿”“没辙”“哏儿”“坑儿”“闷灯儿蜜”的与两位的士司机套近乎一见如故，酒喝高了，肉吃饱了，汤喝足了，也就成了哥儿们了。后来他们都听我和燕文的调度。红色的士的司机是赵华盛大哥，银色皇冠是李来源兄弟。到今天也忘不了他俩的尊姓大名。

早上出了误场事故，下午也就有了经验。我和燕文一人一辆皇冠，这就到了长城旅社，等来了公交公司的两辆大轿子车，就组织鼓队去了地坛。

此后一切顺利，鼓队在地坛拜台上打得惊天动地神采飞扬，不必赘述。回来的时候，依然是我和燕文一人一辆皇冠。当时，其他人都忙不迭地挤上了面包车和大轿子车，好像那两辆皇冠小车成了汤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沾边儿了。那天我真的有点兴灾乐祸。“傻逼”，这是北京。懂什么呀。现在想来，当时的心情不免有点不怀好意了，真是无聊。

晚上开总结会，梁新副局长主动承担了上午鼓队误场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强调“出租车司机要招呼好。搞好关系。”我正在体会局长的意思，心想能不能用公款买两条当时流行的外国香烟万宝路或者蓝剑、555，打点一下出租车司机，却听见局长重新安排工作分工，一句话就剥夺了我的现场指挥权。让我把象征指挥权的那个小喇叭交给县上的黄仪副局长，由他全权负责演出队活动。说派一辆小车给鼓队，那边直接上车走就行了，我就不必再去鼓队驻地长城旅社接人了。

这令我很郁闷。又不是我造成了鼓队误场，却把病看到我身上来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差点拍案而起，却没有那个胆量，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是不敢在局长面前“炸刺儿”的，终于隐忍而没说一句话，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替罪羊的角色。

梁新副局长不要动怒，我知道当时你也很难，县上的卓副书记确实不那么好伺候。你看，他当着你的面就敢在会议上说“发工作证的权力不客气地收回”。他认为鼓队误场是市上的工作人员工作不力，因此要拿回现场指挥权。这种独断专行不留情面的霸道作风不但我不能够接受，就连他的搭档，副县长扬重琥都不能忍受，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中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杨重琥向卓发火”了。

24日没有安排演出。鼓队去游览景山公园。我留在招待所整理有关材料，替鼓队总领队、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应寿先生抄写他起草的一份新闻稿件。就这样，我的命中注定的又一位“我的命中贵人”及时地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中。

25日，上午，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确认演出细节。

这天晚上又召开工作人员会议。“晚，领队会议，重新确认本人现场指挥的位置，以岳为主，黄协助。”——然而，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鼓队领导小组纠正了梁新副局长取消我的现场指挥权的草率决定，最终作出了让我继续指挥鼓队现场活动的这个决策。

现在分析起来，我的小喇叭和现场指挥权继续握在我手中，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鼓队领导小组当中，有官儿大的人出面了，发了话了。这位大人物一定认为我是最合适的现场指挥，与演出场地的联络非我莫属。因为其他人几乎都是满口兰州方言，有的人连话都说不清楚，北京人根本听不懂，那就会耽误事儿；二是鼓队在地坛首场演出误场，有人害怕了，没有人敢于担起这个责任了，没有人敢挑起现场指挥这个重担了。做鼓队现场指挥这份工作确实很风光，但是那要担多大的责任啊，到北京城打鼓，确实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再出问题，谁都不好交待了。

当时，我却没有想得很多，那就干吧。其实后来也发生了不少难办的事情，在我的《工作日志》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若如实写出来，真的不免得罪人，就不再说了。

六

现在转换笔锋，描写辉煌的舞台正面效果。

其实早在1992年3月，我就完成了这个正面效果的写作。

1990年——亚运之年。

“亚运为国增荣誉，我为亚运添光彩”这句口号，成为中华民族11亿儿女的共同心声。

对皋兰县西岔乡铧尖村的农民兄弟而言，这更非仅仅是一句口号，他们对这句口号的体会，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真切。

这一年，铧尖村发生的这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故事，将流传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将成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美丽动人的传说，在这个山村里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这一年，这个山村里的80位精壮男儿以“中国·兰州太平鼓队”的名义，擂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大鼓进了北京城，在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艺术节上独领风骚，出尽了风头，赢得了“天下第一鼓”的盛誉。

我想保留这个动人故事的最初的样式，好把传奇色彩留给以后的人们去渲染，我翻开了1990年10月25日为鼓队所起草的《中国·兰州太平鼓队赴亚运会表演工作总结》。这是一件以市文化局兰文群［1990］19号文件印发的职务作品。

当时，我还很小心地说：“请允许我摘编这个文件和《鼓队活动大事记》中的主要部分。”充分表现出一个小公务员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心态。自己写下的文稿不敢明确地说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心血，而要解释成什么“职务作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不加引号地在大段大段地引用这个文稿的文字，整篇整篇地引用我当年为太平鼓活动起草的各种文稿，却从来没有人说明出处何在。现在，我想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真相，以正视听。

十六年前，1990年10月21日，我趴在家里的写字台上，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一种叫做“消咳喘”的止咳糖浆，激情澎湃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地在病中草拟这份文件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份文件会载入兰州文化的发展史册；十六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总结报告》，当年情景历历在目，而且其中文字不乏真知灼见，远见卓识，仍然堪称不刊之论。不是我张狂，老要张狂少要稳，这是“在论”的，是有理论根据的。

诸位，是“张狂”而不是“猖狂”，这是不一样的。天命已过，耳顺在望，该说点实话了。

现在，我将1990年《中国·兰州太平鼓队赴亚运会表演工作总结》全文抄录在这里。

——应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大型活动文展部邀请，受市委市政府重托，“中国·兰州太平鼓队”带着全市240万人民的深情厚意，于9月17日离兰赴京参加亚运会艺术节表演活动，从9月23日至10月5日，在地坛、陶然亭、龙潭湖、劳动人民文化宫、大观园和民族文化宫表演22场。宋平、伍修权、耿飚、赛福鼎、马文瑞、司马义·艾买提、聂大江、王定国、冯纪新、刘冰、刘恕等中央和有关部门及曾在甘肃工作过的领导同志先后观看了表演，并给予高度评价。在京期间，太平鼓受到首都各界人士高度赞誉和北京人民热烈欢迎，鼓队圆满完成表演任务，宣传了兰州，扩大了兰州在海内外的影响，提高了兰州的知名度，达到了预期目的，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