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起来大概不会有人相信，我虽然大权在握，掌握着全部的票证，却没有到现场去观看开幕式，也没有看过丝路节组委会请来的任何一台节目，尽管那些特意邀请的节目都是那个年代的艺术精品。我看了几乎二十年的戏了，早都像中学生吃点心一样看“伤”了。我实在难以忍受那种剧本编得很糟，导演自作聪明，演员忸怩作态，舞台美术莫名其妙的“烂戏”的折磨。但是，我对丝路节开幕式还是情有独钟。后来有不少人对开幕式上充斥着各地的鼓舞表演而大惑不解，他们问我，怎么尽是敲锣打鼓的节目，这与“丝绸之路”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丝路节开幕式原本就是从“中国鼓舞邀请赛暨西部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演变而来的，在“丝路节”这个名称还没有确定的时候，“鼓舞邀请赛开幕式”的主体构思和节目的基本构成框架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意见，要从根本上改动节目构成就来不及了。所以，丝路节开幕式文艺表演几乎成了一次中国民间鼓舞表演大会。
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开幕式的大型文艺表演取名为《地球上飘起金丝带》，这真是一个恰如其分充满诗意的好名字。不但名字好，而且在表演过程中，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的那种鼎沸汤翻、亢奋不已的现场氛围，也是空前绝后的。甚至，连表演中出现的事故，都成了一段佳话。开幕式文艺表演过程中，从外地请来的两条腾空彩龙在升空过程中由于灌装了氢气发生摩擦而爆炸燃烧，现场观众都吃了一惊，人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没想到，特意请来作现场解说的CCTV主持人陈铎先生和刘璐女士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刘璐女士真是机敏聪慧，看到那条爆炸后的彩龙冒着浓烟和火焰，熊熊燃烧着飘落在地，她不慌不忙，不惊不诧，居然说出了“火烧财门开”“这是个好兆头”“祝兰州好运”的一番解释，将一次演出事故轻描淡写地化解为一个难得的出彩花絮，令人们赞叹不已。CCTV主持人丰富的现场解说经验和居高临下的解说定位，泰山崩于眼前而不惊的大家风范，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看起来这是一次规格很高、规模很大的文化活动，其实，任何规模宏大的文艺表演活动，从本质上说，也只不过是这个城市全体市民共同进行的一个游戏而已。后来，在我策划一系列大型文化庆典活动的时候，我都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和游戏心态来对待我的工作，在我设计并执笔起草活动方案时，我都把这种游戏理念贯穿于我的全部文字和创意构思。在我组织现场活动时，如果遇到“断电”“跑水”甚至演员误场的演出事故，其他人无不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而我却会说，没事，多大的事，不过是个花絮而已。多年之后，你会忘却这场演出中都有些什么节目，却不会忘记这场演出中这个无伤大雅的花絮事故。你越不把演出中遇到的问题当回事情，你的头脑就越冷静，你就越发能够十分恰当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经典的段子，莫过于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了。扮演关羽和秦琼的那两位演员是那样的机智幽默诙谐，他们是那样严肃认真却又完全不把规定的演出程序当回事。军阀韩复榘家的老太爷要让唐朝的秦琼大战汉朝的关羽，那就现编两句唱词“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是不打——演员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而流传在文艺界的某剧团在样板戏演出过程中由于演员口误和效果员推错了电路闸刀而发生演出事故的两个故事，也同样的很有意思。
一个故事说，坐山雕问杨子荣，脸红什么？杨子荣答，精神焕发。坐山雕又问，怎么又黄了？杨子荣答，防冷涂的腊。这是剧本规定好了的。但是那一天，饰演坐山雕的演员心不在焉，一上来就问，脸黄什么。杨子荣听到“脸黄什么”这句词，就顺茬往下说，只能回答，防冷涂的腊。坐山雕醒过味来，知道自己说错了台词，但又不能不往下说，就接着往下说，怎么又黄了。杨子荣没法答话了，急中生智，就说道，又涂了一层。
另一个故事说，坐山雕为了给杨子荣一个下马威，拔出手枪一挥手，一枪打灭了威虎厅里的一盏灯，在幕后配合做效果的效果员一推闸刀，发火装置就冒出火花灯泡熄灭，表示子弹打中了那盏油灯。杨子荣自然不能让坐山雕比下去，接过手枪，一枪打灭了两盏灯，表示枪法比坐山雕高明。八大金刚就闹哄哄地说，好枪法，一枪俩，一枪俩。但是那一天，效果员稀里糊涂地推错了闸刀，坐山雕一枪就打灭了两盏灯，轮到杨子荣打枪的时候，只剩一盏灯了，杨子荣也不能不打，一转身一翩腿一挥手，效果员急中生智，干脆豁出去了，一拉闸刀，舞台上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全场一片黑暗，八大金刚就发出怪叫，好枪法，保险丝都打断了。
每每听完故事，人人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只当是个乐子。其实，这故事饱含着很深刻的学问和道理，那就是，文艺演出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你就是把舞台放大一百倍，那上面的敲锣打鼓欢歌起舞装模作样粉墨登场也仍然是一场游戏。
刘璐女士深得此中三昧，举重若轻，轻松异常。倘若她看见那条燃烧的火龙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同样也是大惊失色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那场面一定会更加尴尬。然而她却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那种尴尬的局面，真是武林高手、江湖高人。
八
虽然说要用游戏心态对待文艺活动，但在具体的组织工作中却绝不可儿戏，正如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却必须重视敌人的道理一样，在举办丝路节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下级工作人员，差不多都累了个半死。从最早进驻滨河饭店到最后一个离开这里，我在组委会工作了将近一年。年底，大约是因为我太熟悉丝路节文件的情况了，组委会就将我留下，让我帮着文印组整理丝路节产生的全部文件材料，我与留在最后撤出的两位同志一起，将那些大堆大堆的文件整理出来，分门别类地装订了几十个档案卷宗。我拿起毛笔，执笔书写了每一个卷宗的封面标题。最后，将这些卷宗移交档案局入库保存。看着这些循规蹈矩像模像样整整齐齐的档案卷宗，我不无感慨地想到，这，就是兰州一段历史的原始资料。参与这段历史的创造，是我的荣幸。
二 特命全权大使
一
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演节目，后来又演了十几年京剧样板戏，一直在文艺单位和文化部门工作，接触的事情几乎全是热热闹闹的文艺活动，这不能不使我在潜意识里积累起“爱凑热闹”的“毒素”，看上去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不大愿意说话，其实骨子里是耐不得寂寞的。只有妻子懂得我，说我是个“人来疯”，一旦有事情可干，就不管不顾像疯子一样只知道干工作而忘记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1992年底，最后离开滨河饭店的那一天，已经是11月下旬了。秋风扫过滨河大道，落叶满地，草木萧瑟，浓重的大气污染将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回头望着空空荡荡的走廊，往日的热闹仿佛是一个梦。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少年时代躺在舞台海绵垫子上体验到的寂寞和怅惘。那一刻，我怅然若有所失。却没有想到，更热闹的大事情还在后头呢。
二
离开滨河饭店返回宣传部后，原本想好好干一些本职工作份内的事情，比如抓一抓全市的文艺创作，熟悉熟悉文教口各部门和基层所属各单位的人际关系，跑跑医院学校体委卫生局广电局，科教文卫体和广播电视台报社副刊部，这都是宣传部文教处的工作范畴。文艺界不少老前辈和过去的老师知道我当了文教处长，都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为兰州文艺的发展干出一些事情来。我也很想在文教处长这个职位上做一些事情。却没有想到，虽然我的组织人事关系早已经调到宣传部，而实际上我这个“人”却没有融入到这个组织结构中去，在部里，我大约等于一个“吃空饷”的“在册人员”。你看，1991年，我刚调到宣传部，就先后去了庆阳、扬州、成都、北京，居然出了四趟差。出差出得不亦乐乎，文教处长的板凳当然就没有办法坐热。1992年整整一年，我都在丝路节组委会上班，板凳更是放得凉凉的了。两年过去了，我都不在宣传部本职工作的岗位上，因此，在部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年底，我回到部里去上班，后来的一些同事都不认识我，居然笑问客从何处来。党政机关就像一架正常运转的机器，你不在岗位上，这架机器依然会正常运转，虽然你的位置放在那里，你不在岗，就必然会有人代替你的位置运转，当你这个齿轮和螺丝钉回来的时候，一时半会儿你还难以与其他齿轮和螺丝钉啮合在一起。因此，当我返回部里后，就被一项临时性的工作选中了。此时，调我到宣传部工作的老部长已经退居二线，分管副部长也已经调离，新来的部长自然不了解我。毋庸讳言，游离于组织系统之外却又在花名册上的干部，在本单位一般都无足轻重，常常都是被派去做临时性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部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地就打发我到皋兰县委参加社教活动去了。
这次社教活动要帮助农村和农民们解决什么问题，早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抽调干部时的情景却还印象颇深。部里的干部们躲躲闪闪推三诿四，似乎人人都不愿意去受下乡这个罪。
在1993年4月7日星期三的日记里我写道：
来皋兰县搞农村社教，已经是第五天了。
这次社教的对象是乡镇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和乡上的“七站八所”。时间是两个半月。
市级各部门和单位抽调了35名干部到皋兰县，分配到七个乡。我留在县社教办任副主任。这几天一直住在县政府招待所。
4月3日办了一天培训班，搞清楚了有关社教的基本内容。此前，对这项工作不甚了解。
昨天发了一期简报。
来到县上，目前事情不多。每天三餐，读书睡觉，生活很有一点规律的意思，其实很好。想到当初部里抽调人员时，有些人的表现，不禁失笑。这种机会不争着来，其实是看法有问题。把下乡社教当作困难，当成发配，回避、躲闪，言语中颇有贬意，其实大可不必。
皋兰县委宣传部当然知道我是市委宣传部的处长，为了照顾上级的面子，就没有将我分配到乡里去蹲点，留在县委社教办公室挂名副主任，帮着做一些修改材料和宣传协调工作。住在县委大院礼堂的小二楼上，每天编编简报，改改材料，吃吃县委食堂的集体伙食，看看闲书，写写散文随笔文学作品，每周六下午坐上班车回家，周一上午就又来了。日子倒也轻松，仿佛是丝路节辛苦之后的一个长假修养期。
三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春夏之交的一次意外把我送进了医院，硬脑膜外出血的重伤差点让我经历了一次开颅手术。所幸有妻子的精心照料和军区总院神经外科黄医生翁主任雷主任的高明医术，加上我那时候尚健康壮实的体质，使得我挺过了这场劫难，却也在死亡线上昏迷挣扎了二十多天。
现在想来，这场劫难也许是命里注定。老天爷也许知道我命中注定有这一劫，慈悲为怀让我离开兰州，远离是非之地，躲开案发现场，好避过这一劫。你看，命运本来安排我躲到乡下去修养，我却于5月9日这天奉命赶回兰州起草“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兰州市指挥部活动总体方案”，就在起草文件的前一天夜里意外受伤。即便不讲迷信也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受伤之前的某一天，我虽然远在县上，居然也收到了一封“连锁信”，信上说必须抄写十份寄给十个人，否则就会遇到灾难云云。我从来不相信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当然没有理会。然而灾难确实发生了。这种奇怪的巧合至今让我心有余悸。
第二天，我虽然头晕得天昏地暗像是喝醉了酒，却对正在发展的伤情的严重性茫然不知，轻伤不下火线地写了一天稿子，坚持将这个决定了1994年中国艺术节兰州市总体活动构想的文章写完了。本来还想着返回皋兰县继续参加社教工作，半夜回到家里却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这一夜，伤势逐渐加重，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呕吐不止，却不知道头颅中正在渗血。一位对这种脑外伤十分有经验的老朋友发现情况不妙，立即送我去了医院，CT检查结果一出来，才知道大事不好，“硬脑膜外血肿”真的有生命危险，当即安排住院治疗。这一躺倒在病床上，就整整住了五个月医院。如此一来，1993年几乎什么正经事情都没做，这一年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过去了。
四
伤愈归队后回到部里没上几天班就已经是1993年的年底了。这就又接到了通知，调我参加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兰州市指挥部的筹备工作。
1992年年底丝路节的工作结束后不久，省文化厅就开始筹备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负责筹备工作的张副厅长有意抽调我到省上组委会去工作。倘若当时被调到省上去帮忙，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很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可是我这一下乡一住院，将近一年就过去了，我伤愈出院后，省上组委会已经渐成规模，各个岗位上都有了人。作为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我便可有可无了，抽调我的事情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中国艺术节既然在兰州举办，那么，大部分活动就都由兰州市来出面组织，不但承担了环境整治氛围营造和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的任务，而且闭幕式的组织工作也由兰州市来搞。我作为“办节专家”自然是办节工作人员的首选。这就到已经升任兰州市政府秘书长的马琦明先生办公室里参加了由他主持召开的艺术节兰州市指挥部的第一次会议。
1993年11月25日，在只有五个人参加的这个会上，我谈了关于组织兰州市活动的一些想法和工作思路，琦明先生就指示我继续执笔起草修改《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兰州市指挥部总体活动方案》，从而确定了兰州市配合省上组委会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活动项目。省文化厅执笔起草申办方案的艺术处“大笔杆子”亦茗是我的师弟。他起草文件时从我这里请教了不少经验，我把自己保存的一批丝路节文件全部送给他作参考，在暗中助了师弟一臂之力。
1993年11月23日星期一，我在日记中写到：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将于1994年在兰州举行，现在省上已经搭起了筹备班子。
琦明秘书长让我看了放在他案头的那份《艺术节总体活动方案》的稿子复印件，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熟悉的亦茗的笔迹。草草翻看了一下，其实早都知道是亦茗写的稿子了。
亦茗是省上这个班子里的秀才，看到的几份文件都出自他手。
琦明问我“小岳对艺术节有什么想法”，又说振军副市长打了招呼，“省上已经点了你”到组委会去帮忙。
亦茗在起草文件时曾找我讨论过，我记得当时与他谈了一些观点。
首先要确定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主题和主题活动。办节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