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是昆明式的文艺会演，也不能是丝路节式的大拼盘。
要有全国性，世界性。
用商品经济的手段去操作整个节会，把全国都吸引到这届节会上来。用什么形式？亚运会用火炬接力，艺术节用什么？
不能仅仅为振兴戏剧而用过大的力气。老百姓不喜欢的东西不能搞。
大连以服装为主题，沈阳以秧歌为主题，太原是锣鼓，潍坊是风筝，西安是古城墙旅游，成都是川剧辅以四川小吃，上海是电视艺术，海南是椰子，福建是水仙花，湖南是龙舟，洛阳是牡丹花，哈尔滨则办冰雪节。正像《地道战》说的，各庄都有很多高招。兰州的高招是什么？得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想，不妨找一些人来侃大山，议论议论，说不准，但是一定会想出绝活来。
1994年，两年以后，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是什么，艺术节不能不考虑。光是文艺界的人们自己热闹，是没什么劲的。全国的艺术界聚集在一起，会出现虚假的繁荣局面。扬州调演和昆明艺术节的剧场是满的。但是，丝路节上，除了美国那帮痞子的节目外，其他剧场都不满座，有的空前绝后，只坐了半场观众。为什么？对象不同。扬州和昆明都是文艺界在捧场，当然座无虚席。丝路节请来《月牙五更》《金舞银饰》是艺术界公认的好节目，很不错，但是仍然空场子，就是因为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你的舞剧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他关心的是如何发家致富，关心房子、道路的建设。所以，艺术节一定要考虑老百姓关心的焦点和热点，否则，观众不进剧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说到底，艺术只是一种消遣，现在，没有人还把看戏当作改造世界观的手段。过去对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看戏曾经是高台教化，其实，根本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过去，我们把艺术的教育功能扩大和夸大到了一个不合适的限度，所以，老怕它玩儿完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艺术节必须要与1994年中国老百姓关心的焦点和热点结合起来，但也绝对不是直接服务于那时的政治形势。期盼的总的效果，还是拥抱世界，鼓舞精神，走向大海。大连服装节就大张旗鼓地说海洋，说蔚蓝色文明。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该说些什么呢？有一点必须注意，艺术节绝对不能办成戏剧界的戏剧节，主题活动决不能在剧场里关起门来举行。可以设想，这是一次兰州走向世界的狂欢，全城百姓狂欢一个星期，以庆祝党的十四大之后三个年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总之，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应该是国际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轰动全国的，让兰州人民大吃一惊的一次艺术盛会。
真是真知灼见。亦茗把这些观点都写到他的方案里去了，因此，虽然我没有去省上组委会工作，然而省上办节的思路和安排在我脑子里早就有一丛竹子长在那里，起草兰州市的方案自然就是胸有成竹。
完成了文件起草之后，就陪着马秘书长到处找地方，前有辙后有车地为指挥部寻找合适的办公地点。最后，确定了位于广场东侧的省科学宫招待所作为兰州市指挥部的办公场所。
于是，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型文化节会活动就此展开。
我在指挥部先是做文件起草和宣传工作，不但起草了前期的许多文件方案，而且为省市各新闻单位写了一些介绍艺术节筹备情况的文章。我提出建议将广场周围十四座高大建筑亮化美化起来，起草了整治方案后就一家一家地找大楼的负责人谈话，讲清楚指挥部的意图后就亲自监督落实。艺术节开幕时，广场周边环境焕然一新，十四座大楼家家都灯火辉煌，从此告别了黑灯瞎火的日子。兰州城用灯光美化大厦高楼，大概就是从这一次开始起步了。我还到人民剧院找到画家董兆惠向他转达了指挥部关于在广场主席台两侧的观礼台上画两幅大型壁画的构思。董先生冒着六七月份如火的骄阳挥汗如雨，将两幅绝佳的壁画献给了中国艺术节和兰州老百姓。后来却在一夜之间让某广告公司用红油漆涂抹后给毁掉了。
1994年在艺术节指挥部工作期间我的感觉良好，头部受伤后虽然记忆力有所下降但身体状况总体上恢复得不错，依然精明强干精力充沛。经过了丝路节的上窜下跳，左右逢源，我成了“办节专家”。这次，指挥部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人的年龄比我要小，我就成了“老同志”，当然就受到大家尊敬，地位和身份也似乎是高了一些，自然也就受到了一些照顾。后来，具体的抄抄写写的活儿就干得少了一些，大多数时间是迎来送往地做些协调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与省上组委会的联络协调，无非是些动动脑子磨磨嘴皮子讨价还价的省市关系协调处理工作，好在我与省文化厅干部们的关系很好，熟人很多，走到哪里都有我认识的人，联络协调工作做得比较轻松。后来干脆就住到组委会的所在兰州饭店去现场办公，每天看看电视洗洗澡，打打电话找找人，吃吃工作餐喝喝矿泉水。闲来无事读读书看看报，乐得自在。市上指挥部有人来组委会办事，我就领着来人到处跑。看到我随便推开组委会的哪个门都有熟人，人们便戏称我为“特命全权大使”。尤其是到票务组去拿票，别人想在计划外多要一张戏票都办不到，然而其他人都办不了的事情我一去就手到擒来。却很少人知道我与票务处长的关系是多年的铁哥们。他设计中国艺术节票务方案的时候找我咨询，拿走了我保存的丝路节全部票务资料作参考，虽然不是照猫画虎，却也轻松了许多。直接与省长打交道的文化厅工作人员不是我的师兄弟便是老朋友，我在文化局工作多年的经历此时体现出了优势。这个大使做得轻松愉快潇洒自如，关键是，人头熟，关系顺。
五
1994年在兰州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进一步推动了兰州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更大成绩，尤其是省上借艺术节的机会投资几亿元新修的通往机场的六十多公里高速公路缩短了兰州与世界的距离，我自己也进入“不惑之年”。在这一年12月23日星期五岁末回首的时候，我在日记里写道：
围着太阳，地球又转了一圈，转回到出发的那个点上。人，又长了一岁，却不能回到去年的起点上。起跑线已经成为过去。
岁末回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先说的应该是春节前市委市政府的三场团拜演出。每年都要搞团拜演出的组织协调工作，已经做了十年了。每个春节前踏进友谊饭店的大厅，常常都会感觉到昨天才来过似的熟悉。去报社送社火进城的消息稿件，去年发表的文字与今年的消息几乎相同。站在广场主席台上检阅太平鼓社火队热热闹闹，年年如此已经没有了新鲜感。太平鼓的发展引出了丝路节，没有人记得我为太平鼓去亚运会付出了多少智慧和心血。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举办，不能不考虑丝路节的辐射效应。与秘书长去科学宫号房子为指挥部安营扎寨，却感叹计算中心仅有十几张床的招待所所长与市政府秘书长同品同级同爵，居然也是正县级。
说话间天气就渐渐热了起来，起草了不少的办节方案却又一次操起了票证设计的刀尺，甩出10万元制作费换回了一大堆票证纸片，又经历了一回温州热浪印象更深。不让我再管票证多少有点想不通后来却为之偷着乐。当然去兰州饭店住在组委会做“特命全权大使”比熬灯费油地数那些入场券要惬意得多了。办了一年的节会权当在饭店疗养，洗着澡瞧着电视有成箱子的矿泉水伺候我没什么不满意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人熟事顺，这个大使真没有什么不好当的。一张条子打过去每场节目都有我几张贵宾席，跟票务组关系顺得令人们不能不买账，额外点给我个十张八张的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开幕式的贵宾席照顾了小妹子，座位居然比市长的还要靠中间。打个“的士”去人民剧院找董兆惠商量主席台壁画时感觉良好，老董把太阳当草帽戴挥汗如雨地画壁画，几乎晒脱了一脊背的皮，画出两幅前无古人的大壁画令人眼前一亮，原想保留几年不料却让广告公司半夜里给涂了一层红油漆。秘书长自然咽不下这一口气，派人调查后要严惩重罚肇事者。
《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错，却比不上市歌舞团当年的《红色娘子军》。跳芭蕾舞上海应该是最高水平看过后才知道不过如此。《西出阳关》大出风头，歌舞团扬眉吐气，小苏是内行，这个团长终于选对了人。
恍恍惚惚这就到了闭幕式，《金城狂欢之夜》这是我给起的名。
艺术节发了1200元补助费是这些年来最大的一笔收入，却稀里糊涂地花了个干净。
回到部里就赶上了又一次“扫黄打非”集中行动，花花绿绿的美女酥胸裸腿见的多了早已经不以为奇。例行公事起草方案协调指挥着文化、广电、公安、工商上街突击清缴非法出版物，弄了一个月，搞得风生水起。
岁末不知明年如何，却传来放我外任去报社当个副总编的消息。哥们弟兄老妹妹都来透露内幕，说明年春节后就会正式宣布。燕文却劝我不必当真，成不成都没什么要紧才是正常心态。我想起崇绮点了状元，得意忘形全没了风度；高阳的笔很是奚落了沉不住气的人一回，以古鉴今，不能不以平常心待之。
又接到蓝星公司任建新寄到社文科的一张贺年卡，乙亥为猪年，猪拱门是吉祥如意。明年怎么样还要走着瞧。
三 一亩三分地
一
艺术节结束后，我并没有立即返回宣传部去经营文教处我那一亩三分地，而是留在指挥部协调国庆45周年庆祝活动。像往常一样，除了在宏观上做好活动创意策划，起草了活动方案之外，还要组织协调各项活动的实施工作，把握督促落实各项活动。那年国庆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协调在黄河两岸的焰火施放；二是组织落实在市委大楼楼顶平台上的文艺演出。在我的记忆里，每年的这个时候，兰州几乎都要下一场毛毛细雨，有几年还冷风飕飕风雨交加甚至大雨滂沱。领导同志们都要穿上棉大衣去楼顶平台看焰火。这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国庆节领导同志集体亮相的政治活动。我的任务一般是设计场地布局，协调文化局组织好一场营造气氛凑热闹的小节目演出。这些工作都是提前要做好的，真到了实施的时候，一切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我就没什么具体事情可干了。我常常戴一顶鸭舌帽穿一件当时颇为时髦的风衣，像个温文尔雅的特工，游手好闲地在现场晃晃悠悠，东走走西瞧瞧，与这位握握手，与那位聊聊天，互致节日的问候寒暄一阵。熟人都知道这是宣传部的差使主要是我负责的活儿，往往走后门跟我要几张票，拿个计划外的工作证观礼券，好带个朋友拉几匹骆驼近水楼台先得月。新闻记者们也过来问长问短，让我说说活动安排细节，跟我要份活动方案文本，请我引见找市委秘书处要份出席活动的领导名单什么的，倒也闲不下来。
回到部里才知道关于我要“升官”的传闻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知道内幕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市委要派我去晚报社当个副总编辑。不少人都来找我探探口风想证实这个消息。当时的副总编，后来当了报社社长的谢飞老弟劈头就问：“老岳何时到任？”我却茫然不知所以。有一位很想当副总编却一直难以如愿的老朋友见了我，满面的失落伴着一脸的妒忌，酸溜溜地问我走了哪个门路找了谁的关系。我当然无法回答，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省报一位资深大牌记者在大街上遇到我，絮絮叨叨说了恨不能有半个小时，劝我走走门路尽早落实此举。我却不知道决定我命运走向的这个衙门究竟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就是提着猪头也找不找庙门，何况我手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猪头。四十年来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因为自己的刻苦努力加上遇到了命中贵人，而决不是“猪头”立下过什么功劳，现在让我提个猪头去找庙门，我真不知道究竟是“推”还是“敲”好。
理智告诉我在这种时候要沉得住气，个人的升迁去留自己说了不算，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观念早已经根深蒂固溶化在血液中。轻举妄动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蛋打鸡飞。虽然不断地在心里劝自己顺其自然稍安勿躁，但是听到人人都在说我的升迁去留，不免也心痒难耐，蠢蠢欲动，皮袍子下面还是露出“小”来了。
至此，我已经在党政机关工作了十多年，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不可免俗地已经沾染上了机关公务员特别关心个人升迁问题的庸俗习气。春节期间到一位已经离休的老领导家里拜年，按捺不住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问了问情况。他说确有此事，是他推荐我到报社任职，但是市委还没有上常委会研究，估计春节后就会有确切的消息。看来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我满心欢喜等待着喜讯传来。耐不住寂寞居然找了几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开始了研究，要为做个报纸副总编辑做做准备充充电了。
没想到春节过后不久，就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不走了，给个员”。所谓“给个员”就是给我一个“副县级宣传员”的待遇，继续当好文教处长，经营好这一亩三分地。
市委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机关，然而市委各个部门的处长们虽然称为“处长”却都是科级干部，待遇并不高。为了解决任职时间过长，一时之间却无法提拔安排的一部分老处长的待遇，市委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在一些岗位上设置了享受副县级待遇的职务，比如，在组织部设置“副县级组织员”，在宣传部设置“副县级宣传员”，享受副县级待遇，但是还在原来的处长岗位上工作。其实这是一种安定人心的措施，从根本上来说，除了工资待遇略有提高之外，其他一切待遇照旧。给了我这个“员外郎”的职务之后，我的工资仅仅涨了两元钱。但是享受了“副县级宣传员”待遇的待遇之后，我们几个老处长的自我感觉还是会好一些的。毕竟，对个人来说，从九品“衙役”到“从七品”副县级，也算是一个不算小的变化。
我知道去报社这件事情黄了之后，心情却也平静，可谓波澜不惊。
楼上的那只靴子终于落了下来，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