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与辅导关怀工作“挂钩”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虽然我一直不能算是一个获得正式“辅导”资格的人，但是三十多年来，由于在学校中担任教职，在教会中担任辅导，再加上自己对助人工作的浓厚兴趣与心灵负担，在过去三十多年如飞而逝的时光中，在我生命中留下最多痕迹的，就是我本业之外的这份“助人”工作。有幸能够在生命的旅程中，陪伴一些生命一路走过，共同成长，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
然而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岁月中，正因为在这方面涉猎曰深，所以也发现了一些问題，这些问題相当程度地困扰着我，也困扰了许多人。譬如说：“辅导的目的是什么？辅导者对人的形象与本质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辅导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或宗教观在进行辅导时该如何处理？辅导者与受辅者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冷静客观的科学技术层次或者应该是一种人对人的生命的层次？”我曾对这些问题苦思焦虑，深觉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成为辅导者处理问题时的瓶颈，不利于辅导工作的进行，更不利于寻求接受辅导的人。
所幸近年来，我有机会担任中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中心主任，负责全校通识教育之规划设计，乃有更多机会深入思考全人教育的理念与落实实践，深感“全人”的追求，应为人一生奔赴的目标。教育也好，辅导也好，终极目标应在培育养成一个真正的人，而宇宙光全方位关怀中心就是在这一理念与需求下宣告成立的。摭拾我多年来一点思考与经验，野人献曝，呈述于下，希望能对从事辅导工作的人提供另一个起点。
接受帮助的经验
我的助人工作开始于被别人帮助，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南台湾眷区，我的成长历程充满了艰难坎坷。作为第一代的眷村孩子，语言与文化的隔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适应问题。尤其是进人初中以后，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再加上社会认同，使我活在各种剧烈的价值冲突中而迷失了生命的方向。结果，表现在生活中是一团混乱，显现在外则是一连串的叛逆与反社会行为。其实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早已开始了我生命意义的探索之旅：生命是什么？人生几何？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为什么要上学读书？为什么要努力奋斗5这些问題一直在我小小的脑袋中挥之不去，痛苦不堪。我发现人生是这么地不由自主，生命也是如此地不得已。不论做了什么，善或者恶、被别人夸奖或被别人责骂，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什么是“我”做的，我只是活在不得已中，做了一些“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谁在做的事。好事也罢，坏事也罢，没有什么区别。我不喜欢这样的生命，我更不喜欢这样的活着。
在别人的摇头叹息中，我找不到自己，我活得不快乐。我知道这样下去的结局很悲惨，我不喜欢。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人。由于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我陷人完全的绝望中，无法自拔，甚至也不想自拔。
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谁能够帮助这样的人呢？老实说，我们不笨，相关的人生大道理大概也懂了个十之八九。我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何为生命中的美善，而是如何将这些美善在生命中活出来。
我就陷在这样的翻腾挣扎的痛苦中，直到我高中一年级遇到他们一一群基督徒一的时候：
首先，他们帮助我认识生命的丰盛美善。
他们告诉我：“耶稣来，为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原来我们可以活得比今天更好！
他们告诉我：“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是有灵的活人。”^原来除了日渐朽坏的身体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存到永恒的东西在我们里面。
他们陪伴我在那位完全的神面前跪下来，严肃地面对自己的不足与缺乏~一没有在生命中活出神荣耀的形象与样式，活得不像“神”，也不像“人”。从基督教神学的人观来看，人没有活出人原有的丰盛生命的形象与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的“失丧”一也就是活在罪中。
他们帮助我打开生命中的另一道门，让神人驻；使我了解我的身体是神荣耀的居所，是灵魂表现生命艺术的工具。
在那一段亲密的生活中，我们彼此深深地介人相互的心灵中^他们、我、上帝^好像三位一体紧密地整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直到如今。
我终于从生命的黑暗中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我知道生命的根源。
我享有生命的能力。
我活出人生的意义。
迎接生命。
我知道我的目标、我的终极在哪里，然后鼓足劲，全力奔驰。
我的助人之旅。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充满血泪，充满欢欣，所以情愿献上绵薄，帮助一些人少些血泪，多些欢欣。我的助人之旅从大学毕业开始，在教会的团契中担任青少年的辅导。这份工作延续有15年以上，尤其是婚后开放家庭的那段日子，家中挤满了比我们更年轻的弟妹，在我们家快乐地吃最简单的饭菜，自由自在地睡在窄小的榻榻米房间里。他们与我们谈家事，谈心事，谈感情，谈学业。我们只是陪着他们，静静地倾听，并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与他们分享。他们叫我们为哥哥姐姐，我们也视他们如弟弟妹妹。这一份完全的接纳，生命碰触生命的经验，使我们活在一种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一你”的原级关系的甜美中，这种关系也许不为一些专业辅导所接受，但是，在我的经验中却是最甜蜜、最有效而能真正产生生命效果的一种助人辅导模式。
后来救国团展开“张老师”辅导工作，也许因为我在大学教授社会学多年，也许由于我在教会中担任辅导，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也许那个年代百废待兴、需人孔急，于是我们这一批当时还算年轻，也有助人服务热忱的人，就都被网罗到“张老师”的阵营中去了。我们这一群被称为指导委员的人，在宋时选先生及宗亮东教授的感召之下，就那么真刀真枪、轰轰烈烈地拼了起来。又是张老师训练、又是公开讲座，再加上每两周一次的个案研讨会，大家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我在1972年7月1日的新进张老师训练课程中，首次提出了全人辅导的雏形理念。在那次的课程中，我大胆地指出，辅导不是让一个人安于现实、接受现实；辅导是引导一个人认识生命的全貌，并且活出生命的全貌。所以作为一个辅导者，他对“人”的哲学思考十分重要。辅导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一个人认识生命的意义，并且知道如何在生活中活出生命的意义。那时，我觉得辅导界的朋友似乎不太注意生命中应有的尊严与价值，他们只是帮助被辅导者活在一个现实的、可实证的经验世界中，比较偏向行为主义的辅导方法，只强调行为的增强或减弱，有点把人当作实验中的白鼠或马戏团中的表演动物。我觉得这种方式似乎缺少一点对人的尊重。为此，我在那次的课程及以后的讲座中，提出了全人辅导的概念。这个概念经过多年的思考修的人生呢？这些复杂的问題，就是上述三个图所试图思考解决的问题，也是全人教育所着眼思考的地方。尤有进者，这四种关系不是互不相干的四种关系，相反，它们是相互紧密有关、互相影响的四种关系。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圆上，表示它们在人的关系中同等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生命就画不出一个圆来了。这四个部分必须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理论上我们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它们加以分析，但是经过分析后，一部分一部分加起来，却不等于全体。人是一个奥秘的存在，有它的独特性与主体性。如果一个做辅导工作的人，对“人”没有认识，那么他会把一个前来寻求帮助的“人”辅导成什么“东西”？J·S·MILL说：“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人必须先做人才能谈论其他，否则尽管他活得像一只快乐的猪，他仍然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而彻底地失落痛苦。我觉得这便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我希望辅导工作能从根本上帮助人先做一个人，那么，人的生命现象便会自然从人里面流露到外面，使他活得像一个人。否则，没有人的生命，却要拼命挤压出人的生命现象，当然是一件徒劳无功的苦差事了。
全人的寻找
为了推广这个全人辅导的观念，我曾不停地说、拼命地写。1974年我出版了《现代人的痛苦》一书，后来再经修订补充，出版了《突破痛苦的网》、《我们需要一个梦》等书。1995年更出版了《人找人的故事》一书，陈述现代社会什么都有了，就是人不见了的悲哀。过去三十年来，我的微弱呼声似乎一直不为重视实证精神的辅导界所听闻。他们强调辅导者不可以有自己主观的价值观，他们主张一切依循求助者的情况，辅导求助者成为求助者自己。在一切相对化、合理化的趋势下，他们主张价值多元化，他们倾向于接纳人的行为事实，并且悲观地认为许多行为是无法更改、也不需更改的行为事实。所以有些辅导者接纳了混乱的男女关系及混乱的同性恋关系，认为人是一个有性欲冲动的“动物”，满足人的动物性欲望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有些人甚至接纳人的吸毒行为，认为那也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因而以合法化来取代行为矫治气使人始终活在偏差的行为中而毫不自觉，甚至沾沾自喜。我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辅导丁1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一个辅导者不能引导求助者活出“人的形象”与“人的品质”，活出合于“人的形象”与“人的品质”的幸福美满与快乐，那么我们的辅导是不是走错了路呢？这些概念过去被认为只是基督教神学思考的主题，但是今日许多人文心理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
在《论人类》―书中，目口曾详细探讨人的五种形象，希望由此得到人的综合形象，并寻出其“共像”教育或辅导实应以这一个综合形象或是共像为其终极目标，我认为这才是教育或是辅导工作的思想前提。如果我们的前提错了，那么无论我们在过程中怎么努力，乂有什么用呢？我们根据错误的前提所研拟出来的方法，只会把我们更快、更有效地推进错误之中。这些属于前提性的思考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从事教育与辅导助人工作的人好好地思考呢？
过去三十年来，台湾的进步有目共睹：我们的科技发达了，我们的财富累积了，我们的教育普及了，我们的社会开放了，可是我们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我们不快乐；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都找到了，可是我们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我们的政府及民间增设了许许多多的辅导机构，助人已经成为一种事业，但是，越至今天，人的问题却越来越多。每一次当我们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件眼前的问题，却不幸产生了更多的、更大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台湾如此，世界各地亦然。人不见了，人越来越活得不像一个人，难怪后现代文化学者要指控今天的现代人是活在一个“去人化的过程”之中了。在这样的瞽告声中，我常常自问，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辅导工作是在帮助人“成人化”，还是帮助人“去人化”呢？这是过去许多年来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有一件事对我从事这些思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约二十年前，教会中一位非常优秀的姊妹有心从事助人的工作，为此她排除万难去到一个基督教辅导机构接受严格的义工训练，也以极优异的笔试成绩，通过了义工考试，没想到在口试面谈的时候竟然被淘汰了下来。原因是这位姊妹有着强烈的福音负担，她希望在辅导过程中思考如何把信仰整合进去，结果14试委员认她这种想法有违专业伦理而拒绝录甩她担任义工。我当然不赞成辅导者将他的宗教信仰强加给求助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辅导机构，却完全拒绝基督教的信仰内涵对一个人行为矫治所可能发生的影响，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个辅导者真能完全价值中立吗？这样的要求合理吗？正确吗？辅导工作者过度排斥价值、拒绝宗教的介入是正确的吗？如果人天生就是一个有选择能力、有价值观、有宗教需要的人，一个辅导者却完全排斥这种需要，他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辅导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