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感到人不见了的悲哀。
打开报纸，我们看到的是骇人听闻的施虐、绑架、杀人撕票事件，我们忍不住要问：“人怎么变得越来越残忍了？”难怪白冰冰女士在女儿白晓燕惨遭凌虐撕票之痛后，要流着泪愤愤地对逃亡在外的凶手骂一声：
“你们简直不是人。”
不是人？什么叫做不是人？
“不是人”的“人”眼睛中看不见“人”，当他们对另外一个幼弱可怜的人残暴施虐、砍手剁脚、肆意杀害之时，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他们只看到一些可让他们发泄私欲、满足欲望、达到目的的可资利用的“东西”。
在这些“不是人”的“人”的眼中，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一一白晓燕，他们当然更看不到一颗慈母的心，也看不到社会大众被撕裂的安全感。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只看到他们所想要的500万美金，于是白冰冰不再是人，她只是他们搾取500万美金的对象；白晓燕也不再是人，她只是他们搾取金钱的工具。在这些“不是人”的歹徒眼中，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见人，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对“人”施虐杀害（精神上的或是肉体上的在他们的眼中，“人”不见了。
其实，何止是这些凶残暴虐的歹徒不是人？在一个物化的现代社会中，人所追求的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难怪很多人振振有词地说：“现代化就是世俗化。”当我们只追求一些看得见的“东西”的时候，一些看不见的“价值”、“意义”、“永恒”就会完全地消失了踪影。当人付出时间、精力、心意去追求这些看得见的“东西”的时候，他也许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但是，且慢陶醉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身上，须知在你賺取这些看得见的“东西”的同时，你付出去的却是看不见的、永远不会再现、不会重演的生命。可惜现代人看不见生命，他只看得见生命以外的“东西”，现代人越来越不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他们把生命等同于物质，只会在物质层面上去衡量生命的价值。物化以后的生命，其意义与价值当然就毫不足观了。
人不见了，会让人变得浅薄、短视，陷入唯物、自我膨胀的单面向、物化的可怜情况中。更可悲的是他会完全失去自觉，浑然忘我地落人这种生命失落的可怜情况中。人不见了，却浑然不知地自以为活在丰富满足之中，这才是现代人最大的危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追根究底恐怕都与人不见了有着直接关系。
有一位朋友新买了一户社区公寓，根据他与建设公司签的约，写得明明白白可以共用该公司同时兴建中隔邻大厦内的休闲体育设施，而该公司也在与隔邻客户的房屋买卖契约中写明其隔邻住户可以使用该项体育设备的明文。没想到朋友迁人后，隔邻大厦的管理委员会却坚持不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设施，原因是隔邻的人想向建设公司索取使用补偿金，在被建设公司拒绝之后，他们便想用邻居为筹码，造成纠纷，逼使建设公司屈服付款。朋友这一栋的住户眼看着白底黑字的契约权利横遭剥夺，自然大感不满，于是积极向建设公司协调交涉，但是建设公司却是一副完全事不关己、不加理会的态度，要朋友们直接向隔邻住户交涉。如此一来一往拖了一年，一点效果也没有。朋友一气之下，想要到法院提起诉讼，没想到跟律师一谈，律师提出的诉讼费竟然高达20万，还说：“这只是第一审的律师费，并且不一定会胜诉。”朋友对我诉说这个故事时，心中充满了悲愤，他说：
“在整个事件中我最气的倒不是能不能用那些体育休闲设施，老实说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我已经再也没兴趣去到隔壁大厦了。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对邻居把我们当作索要建设公司补偿金的筹码，把我们当作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的工具这件事，又气愤又悲哀。再想到建设公司在卖房子前后判若两人的服务态度，房子一旦出手，钞票既已人袋，就把客户一脚踢到门外，不闻不问，完全不加理会的恶劣作风，更是令我心寒痛恨。在他们的眼中，我们还是人吗？”
“我们还是人吗？”朋友说得一点也不错，在这些人的眼中，人早已不见了，我们活在一个“人不见了”的黑暗世界中。人不再是人，人只是我们达成目的的工具或筹码。人不再是人，如果有人阻碍我们达成我们追求的目的，那么，很简单，除去“它”，清除一切阻碍我们达成目的的“东西”。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没有人，看不见人，人彻底地不见了。
关于人不见了的悲哀，我自己也有一次惨痛的经验：
1995年9月，我应邀到底特律、温哥华就“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希望”有几场专题演讲。按照我的行程计划，我必须在某一天赶到溫哥华，因为那天晚上梁燕城博士所主持的文化中国社在溫哥华特别安排了一场针对华人知识分子的演讲会，也是我那次北美之行的最后一次活动。因为我原订的机票比较晚，到温哥华时已是下午6点半，赶7点半的演讲实在很不保险，所以我在四天以前过境芝加哥前往底特律时，特别在联美航空的票务柜台请求更改行程。经过电脑查询以后，服务人员告诉我一切0乂，可以把我的班机改到上午8点15分由底特律到芝加哥，再搭11点由芝加哥飞温哥华的班机，到达溫哥华是中午12点零8分，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我十分高兴地向那位服务人员道了谢，并请他从电脑中把我新的行程印出来给我一份。拿到这张电脑卡，我立刻通知温哥华安排一切，也把我在底特律的行程重新调整。在底特律的工作完毕之后，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大会安排我在当地住宿的何先生夫妇坚持一定要让我好好吃完早餐才可出门，对于他们的盛意我知道拒绝是没有什么用的。吃完早餐准备出发之前，何先生塞给我一盒高级巧克力，又拿了一罐咖啡塞在我的箱子中，我知道他想给我的不仅是一盒糖、一罐咖啡，他想表达的是一份爱、一种关心、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这一份爱与关心，使得我原已爆满的小箱子，几乎连拉链都拉不上去。提着沉重的箱子下楼，还没出门，何先生又来了，手里拿着一件白色的织品衣，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满脸堆笑对我说：
“外面实在太冷了，我的车顶上都结了一层薄冰，”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吸了一口长气继续说，“这件衣服我有两件，你不嫌弃的话，就拿去穿好了。真的很冷，会着凉的，生病就不好了。”
我只好穿上这件十分漂亮的白色织品衣，很高级的料子，款式也好，我在时装店的橱窗内看过，穿在模特儿的身上，充满了帅气。我嫌它责，看了好多次，却没有买。如今它却穿在我身上，帅不帅我不晓得，只是顶着冷风往前走的时候，从心口里温暖了起来。
匆匆登上从底特律起飞的飞机，坐下来拿出我的机票及登机证一看：奇怪，怎么从芝加哥到温哥华的班机仍然是下午3点多钟的那一班？而且我的行李也被送上那班飞机去了。坐在飞机上焦虑不安地待了一个小时，一到芝加哥我立刻飞奔前往9点45分往溫哥华的那班飞机的登机口，请求更正。我焦急地告诉那位服务人员我的班次已经改过的情形。她似乎对我的申诉及我所提出的文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全神贯注地在打她的电脑，眉宇之间流露出一付“请勿啰嗦打扰”的不耐烦神态。搞了好半天她抬起头，眼晴直视着我，毫无表情地对我说：
“你的飞机是下午那班的，这一班只能算你是候补。”这一下我可急坏了，立刻拿出那张电脑卡，把我改班次、再确定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她，并告诉她我在温哥华的一切安排均已妥当，请她务必查明。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依然不为所动地对我说，“电脑告诉我什么就是什么，电脑白底黑字告诉我你是下午的班机就是下午的班机。”
“那么请问你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发给我这张卡？这张卡也是由你们公司的电脑中白底黑字地印给我，告诉我是上午这班飞机的啊！”
她接过我的电脑卡，拿起一支红笔在我的行程时间及飞机班次上划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叉。“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地对我说，“但是在我的电脑上，白底黑字地告诉我你是下午的班机。”
我站在她的柜台前，一时为之气结。看看她站在柜台后，用一付诸事已了、与我何关的神情看着我，厚厚的镜片、一闪一闪的光刺得我好难受。我知道她只相信她的电脑，除了她的电脑以外，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我忽然觉得好悲哀、好气愤，在她的心中，电脑是一切，至于站在她面前这一位无辜的、焦虑的客人，她是完全看不见，完全不能稍稍体贴了解的。在她的心中，没有人，只有她那永不会犯错的电脑。
我在那儿焦虑不安地等了大约100分钟，在飞机起飞前20分钟，我听到了我的名字，那时我正在胡思乱想地想着要如何到法院去控告，但是身为一个外国人，对于美国的法律我可是一点也不了解的，更何况我的行程匆匆，尽管我有一百个对，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经过法庭的胜诉判决，我的权益是丝毫得不到保障的。
我仍然赶上了我想搭乘的那班飞机，不过我有一种被人漢视、不获信任的愤怒，夹杂着一种不被了解、无人关心的孤独与悲哀。在今日的电脑科技面前，我这个人不见了；而在繁复的美国法律制度之下，我也是不存在的，人不见了！在飞往温哥华的4个小时行程中，我一直在想“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人在哪里”这个问題。到达温哥华以后，那天晚上我临时更改了我的讲題：“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人在哪里？”我向你保证，那天晚上的演讲非常成功，引起的讨论，也是空前的热烈。
人在哪里？这的确是现代人最难回答的问题。
了解了这种现象，我们便会知道为什么一些后现代学者指称现代人只是一个单面向的人，而一个单面向的人很容易把一切物化（―，使人际关系变成一种“我-它”关系，男女关系变成一种“唯性”的“性化”，其结果便是“去人化”，使得人不是人，人不见了。
现代化的悲剧是什么？人不见了！人被完全地物化，完全地世俗化，人只追求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东西。本来这样的追求原也无可厚非，人本有属于物质的成分，人需要物质的满足，人追求物质的需要，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正确自然的事。然而现代人却把物欲的追求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把物质范围内的实证经验当作绝对真理，以之作为一切意义的起点，把相对当作绝对，把有限化作无限。这种一切物化、追求XI？的精神，使人把丰富的生命内涵简化为唯物的经验，并且坚持从唯物这一个面向去认知世界，人于是失去了其独特性、复杂性，同时也失去了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于是全人殆丧，人不见了！人终于彻底不见了！
人不见了，是不是一个值得你我面对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