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先生当生于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水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写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堙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更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道。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情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郁达夫的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固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和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非大手笔不能妥帖。忆昔十五六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战以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成愤世嫉俗、刚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无半点非分之想。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含意无穷，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另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说，固是白话，而他的诗词散文，却在白话中浸透了文言气息，楮墨内外虽与时代共呼吸，忧时之士的苦闷，而他的心情，确实很旧很旧的——令人揣摸不尽的旧时月色！负手微吟一过，满心都是温馨和苍凉。这是因为他一肩是中国文学传统，另一肩是西洋文明，他的写作生涯回忆，说他年轻时产生过才子崇拜和革命青年兼具的双重人格。他笔下是传统纯正的中文，思致宛转，尺幅兴波。今天的文场，面对弥望的翻译体，那种像掺沙豆粥的文字，别扭拗口，冗长空洞，他们的初衷是要写话，结果却是不像话。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样的情势下，不免令我们越发怀念恨水先生的文字空间，怀念那醇酒一样的，文字的陈年旧曲。
（《剪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