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曾国藩传记三种，各有千秋；夜读听潮，渊然隐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国藩事略》采用浅近文言，一气呵成，他那端严的幕僚笔法，简洁素朴，叙述到位，虽无小标题节制而不觉其冗长。何贻焜之《曾国藩评传》，也用浅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进的新词汇，叙述详尽，表达宛转，句意深入，文章稳健而有逶迤之势；萧一山之书，已是白话论文，却时采文言词汇，句子有节制，故其吐属也相当的妥帖，解析复杂历史脉络，深入腠理，尤有随时拔起的精彩之论，峻峭突出，绝无冷场，读之有观止之叹。
一
史家萧一山先生的《曾国藩传》，写曾国藩救世的宏愿，具体渗透在曾氏保存中国文化遗徽的苦心之中。对他大加赞誉的人，只恨美词难尽；大毁之者，焦点又在吾祖民贼这一点上。但以洪杨非驴非马的文化，胡作非为的杀戮，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他实在不必对毁伤他的人负责，而在清廷专制的大框架之下来保存国粹，则其救世的宏愿，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民主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观上为专制延长寿命，又要克绍中华国粹——那就只有等到孙中山及辛亥党人的出世了。
从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谅曾国藩的地方。可是骂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大英雄，“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即曾氏建军的发轫，不过是保卫乡邑的初衷，“非敢赞清也”。萧一山先生说，“国藩是为文化而战，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萧先生着力论述，曾国藩挽救了满清是没有疑问的，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满清本身也是不可救药的，但曾国藩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满清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旧文化也算保住了，这就是他的经世事业吗？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于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责任，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萧先生引章太炎说曾国藩的“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指斥洪、杨，“足征曾国藩是为文化而战”。
（第二章）写他以经世之礼学为依归，养成道德学问特殊的造诣，证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兴功业，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学养慎独工夫密切相关。他的一生的归结在于礼学：即经世之学。笔者以为此一礼学实有制度之要义在里头。“古代的着作极简单，分科更不详，经世是寄托在历史学中的……大儒是经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综合的，以礼为归……曾国藩在史书里面，不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在第三章，谈曾国藩的时代，他的经世之礼学，发挥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时代。从孔子梳理到顾炎武，并对后者深致敬意。而曾国藩对顾炎武视为泰山北斗，万古金声；并读陈卧子诗集，向往之至；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国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杨，可知是对社会、民间、文化负责了。萧先生考出了国藩伟大成就的学术背景，他以儒生治兵，戡平大乱，维持中国文化的传统赖以生发的背景——那些极细微关键的地方。至于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说曾氏之佳处、之不可及处在不排满这一点，则相当可笑。
在以经世之礼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与自憎的情感对立，消极与积极的观念冲突，对于极矛盾的环境的应付，也因之尚觉裕如。
萧先生引其家书“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事之所处，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国藩开始发表他的政论，完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
萧先生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二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着作十五部，煌煌三百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着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惟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觉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如，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一八六一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至一八六二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之，真可谓一夕数惊。一八六三年，仍有洋人投入太平军营，广置炸炮，这时是李鸿章部队在沿江严密搜索，彻底切断其枪炮来源。这时候，朝廷对曾国藩的命令也益形急迫。尽是务须如何、不许如何、尽快如何、不可如何、万勿如何、着即如何、不得稍存如何……这样近于气急败坏的口吻。
战事激烈，胜败反复。水师及陆军的后勤、财政、武器制造、特务、军法、调查所……种种事务至为繁杂，要保证出兵的接应，故曾氏也有辩解。保卫武昌时因出师不利，清廷愤怒谴责，其苦衷，有时又不惜言之谆谆，藉以倚裨，此中尤见剿灭难度之大。而最初，书生从戎，曾国藩也是在摸索中指挥战争。逐渐养成调度有方，军略冠绝一时。大约打了三四年之后，才指挥裕如，如臂使指的。
而国藩直弟国荃，无论攻克哪座名城，几乎都用地道轰裂之法。“公弟国荃昼夜围攻，克此雄都。是为肃清东南之始”。甚至克复江苏其他中小城市亦如此。收复南京，则用地道地雷轰炸，配备云梯猛攻，开穴反复达三十多道。终在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那天，“霹雳一声，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群贼抵死巷战”，战况异常激烈。
曾国藩与其他大员的微妙关系，在来往函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朝廷命李鸿章率劲旅支援曾国荃，以会攻金陵。曾国藩上疏乃称李为大吏，苦战之际不便调请。攻克伪都之功，牵涉太多，故李鸿章也来之迟迟，曾国藩又为之说项：“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决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客气话之机杼，古人表达之到位一至于此，也真可叹为观止了。
本书的文笔虽简古，但也有曲折宛转的战争故事，如李秀成间道潜入苏州指挥并神秘脱逃的前前后后，叙述时有生动形象可感之处。“接见诸将，均有憔悴可怜之色，昼则日炙，夜则露处，面目黎黑，虽与臣最熟之将，初见几不相识……”引用他晚年日记，“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疥大作，彻夜不能成眠……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极形象而得宜。书末对战争前后时间、空间的总结，也有不动声色的深沉历史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纪事本末体史着时尝谓：“最着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对王氏甚为许可。
三
何贻焜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一九四七年刊行。乃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期的作品。何贻焜抗战时期任衡阳师范校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该书以相当的篇幅作曾氏起来之际的时代背景，为曾国藩的思想、生活找出总的依托和根据。于中年生活着墨尤多。细至身体疾患，苦闷心情，戎马生涯，师友学行……加以总结评述。
其论曾氏思想之第三期，乃奉命练兵，痛愤当时社会因循苟且的风气，倡导“用法尚严厉，不拘泥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何先生引曾氏书信：“三十四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乎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乃益嚣然不靖。”此仅就焦点问题而言，实则社会治理毫无章法，体制紊乱，漏洞多多。这是十分痛切的社会批评。
盖以专制王权，对恶徒有所倚赖，利欲熏心之徒并不破坏他的统治根本，他并可藉此等坏人抵御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本价值观，以作制约张本，自以为巧不可阶，事实上却大面积破坏社会之平衡，无告之小民，乃成统治者施政的牺牲品，恶徒与官僚的利益不断扩大，腐败遂趋全面糜烂，几乎无官不腐，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不仅威胁社会安定，且业已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曾国藩实在看到很深的病灶，乃是其痛苦之由来。
对专制社会的结构性坏损，曾氏即有擎天之力，也难以挽回了。所以论到其晚年，为物议之中心，曾氏的忧郁就澎湃而来，“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惟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依归，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如此连绵剥笋，论述深入而大见精彩。
全书详尽铺排，分二十余章。有时代背景、早年、中年生活、晚年生活、思想体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学识、文艺批评等等章节。
文艺批评，强调其历史眼光，此外，治家、养生之方法，俱各为一章，其完备如此。
《思想之渊源》一章，特别拈出曾氏书信“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择善而约守之……”其实这可视为他思想之总渊源。盖其悟境之高，因其宇宙意识之强烈，哲学思想之深沉，人生认识之通透，其悲天悯人也由此生发。
《个性》一章，则从其天分、材质、为学路径……入手，挖掘其个性形成及发展，严肃、谦虚、忠恕……之外，特拈出幽默一节，以为曾国藩之性格中固有深藏之幽默风趣，即在后世研究家之范围，也属特出而见个性之论。
（第二十二章），系研究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则别有价值。此系同时或后人各界名家针对曾氏评价之要点摘录，量奇大，至有两三万字。公正的或偏颇的、稳重的或激烈的、持正的或有趣的、恭维的或大骂的，无虑数十家。但不妨照见其为中兴人物及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其间也有像海外回来的容闳这样的特殊身份：“余见文正……精神奕然，体格魁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很是捧场和恭维。这和王闿运日记里面所说，甫见曾氏，觉其有疥疮抓痒，以为是受刑之相貌，则可说相映成趣了。
作者阅读大量曾氏诗文、杂着、奏稿，史传、诸子百家尤其宋儒文集……为详尽解剖，不惜采用多头排列之法，分类剖析，将传主一生繁杂的言行人际关系，学术思想，条分缕析，使笼统之事象而有依归；每章又将分析之结果予以综合，在综合中予以批判，而得会通之旨。总观即为鸟瞰之势，分看又得解剖之细。史料铺排之多，实有浩大详尽之观，好处是提供全面洞察之便利，然全书毕竟因其体格庞大，在读者接受方面，或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殊失优游不迫之旨。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