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在写曾国藩编练湘军那一章中，专门插叙了几个关键人物。一是江忠源，湖南新宁举人，郭嵩焘在北京介绍给曾国藩认识的。他早些时候为了保卫家乡，曾组织乡村丁壮用于防御，这是湘军最早的依托。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罗泽南。萧先生说：“他的道德学问，确实是有数的人，”很早养成明道救世的精神。“后来湘中书生，从戎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况他老先生又亲自领兵出马，大小二百余战，克城数十，最后还是战死的呢。”
罗泽南，着有《西铭讲义》、《小学韵语》、《读孟子札记》等书，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从湘中的宿儒到血战的名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出身耕读之家的湘军元老。早年常以松香照明，或藉荧光攻读。应科举之余，他也习武善拳术。早在咸丰元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就脱颖而出。稍后与塔齐布并称，成为曾国藩的左右手。曾国藩回乡奔丧时，他已编练有少量湘勇。遂以之为基干，以道义相号召，再行招募稳步扩展而成。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大体上是战报的说明连缀。里面对此特别人物——罗泽南，用笔妥帖温恭。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役战斗，双方胜败之机常常是命悬一线，其阵地阵营在激战中，打得随时都可能全盘崩溃，防线也随时可能松动。双方的大将，相继阵亡，双方无论怎样善战的名将，都有失手败北之可能。
这样的局面之下，也有令人惊讶的奇迹出现。每有关于罗泽南的战况战报，几乎都是胜利、破贼、退敌、挥师突进……仅就此书所记载，他是湘军方面的福星福音，对方的丧报丧期。似乎无论怎样的危机他都能突破，无论怎样的困局他都能化解。
“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罗泽南率师北渡”，“罗泽南克通城县”，“泽南破贼于贵溪”……攻击九江之时，曾国藩乘坐的指挥舰被太平军包围，仓皇突围中文卷荡然，曾氏欲自裁，又是罗泽南调小艇接入其军营得以脱险；各大小将校，均有败绩，独罗泽南出马，总能转危为安。他又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罗泽南上书陈利病，以为东南大势尤在武昌，乃可控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瓮中，无益大局”，“请率部……东下，以取建瓴之势……必俟武昌克复，大军全驻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公（曾国藩）深韪其言”。
如罗泽南者，实在是罕见的孤胆英雄。其所作为，总是秉持良善信念，致力疗伤。南昌告急之际，来者是太平军悍将石达开，又是罗泽南远应危局，清廷掩饰不住兴奋，“石逆贼党虽多，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可见兵不在多寡，全在统领得人”。
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泽南以所部与太平军角逐，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积功累擢官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布政使衔。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
一八五三年江忠源、吴文熔相继阵亡，随后收复武昌，又是用罗泽南奇计，清朝廷喜心翻倒：“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两个月后，还是罗泽南“破贼于孔陇驿”，这年年底，水陆官军进攻九江，又是罗氏指挥首战大捷。
一八五四年岳阳水战，“师船不能回营，为贼所乘”，竟然有十来个将领阵亡，仍是罗泽南“破贼于城陵矶。”
随后，仅在一个月中，罗泽南“破贼于贵溪”，“剿贼于景德镇”，“连破贼于梁口，鸡鸣山等处”……包括太平天国凶悍战将石达开，在一八五六年的秋天，裹胁农民，挥大军飙窜于江西各地，来势异常凶猛，各地迭发警报，又是“一经罗泽南痛剿，即连次挫败……”
罗泽南和彭玉麟有相似的地方，“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闻江西紧急，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见大喜……”罗泽南上书陈利病，指出第二次收复武昌的战略，更加重他力挽狂澜的责任。巨眼卓识，有神龙不见首尾之妙，遂奠定东南战局之转机，“泽南因自义宁单骑诣南康谒公（曾国藩），面陈机宜”。
一罗一彭，各如一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他们以孤胆英雄的道义担当，于艰难困苦中着手成春，无数次赖其一举扭转颓势。坚毅的文化道统的维护，孤独的时世艰难的思索，需要生命与巨量的鲜血与死亡来完满这迂回的沟壑。
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以沸止沸……心灵中另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势增加了太多的变数，如果没有文化的介入，战争就不可能停止。
文告之间，看得出战事的激烈反复。武昌欲克未克之际，“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于贼”。也就在武昌将克之时，罗泽南阵亡了。
最后的武昌之战，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敢死队突出，实施无序拼杀，部队顿形混乱，泽南左额中弹，拖延二日死于军营中，年五十岁。他终于倒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陆地上。在浓密的大雾中，名将之花凋落，这擎天的巨柱，是否感到了有生以来的如磐的压迫，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抗力，那并非全然来自太平军的人生的负担？中枪后延医的一两天时间里，他是否有过放弃的念头？相信人生的压力，在此时，绝非寻常头脑所可想像。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博，顿挫成意想不到的强硬和铁腕。如鹰隼愤然振翼，慨然出击。突如其来的大雾似乎是一种宿命，好像要卸下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局，以及肩上绵延文化生机的担当包袱。梦幻泡影，化为乌有。
五
赞誉曾国藩的人，其总着眼点在于，曾氏出将入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俞樾是他的学生，进士后复试，就是曾氏阅卷，大为激赏。他人有谓其文先已作好，曾国藩力驳之。遂使入翰林。那时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首句为：花落春仍在。以为诗歌所表现的气场和寓意简直无以复加，乃加以拔擢（见《春在堂随笔》卷一）。
又因俞樾锐意着述，曾国藩有联语说他：“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着书，吾皆不为也。”其实曾氏既做官又着书，但他说的也是实情，真正的意思是，对此二者不上瘾，能控制也能中正把握之。
总起来看他训练的部队，精神焕然一新，战力强劲，配备火器，成效远远超过清廷常备军，他以彭玉麟等组织的水师，又是机动性能相当强的两栖部队。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氏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整个儿的情形，可说是读书人打不读书人，大读书人打小读书人，智识者打无赖，士大夫打泼皮流氓……从双方指挥官的出身学历可知。太平军的将领，出身草野，游荡打劫，自与学术绝缘，岂有彭、胡、罗、江……的气概？
战况的惨烈，稍一疏忽，可致全盘皆输。即看似必然，实亦大有偶然。故萧一山先生书第八章直接用曾国藩的感叹做了标题：金陵之役，千古大名——“全凭天意，岂尽关乎人力”。将各地的战场都算上，几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残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像，谓之血肉磨坊洵不为过。经常是战况胶着，死伤惨重。洋枪洋炮也出现了，有一种洋炮，虽然笨重，但落地开花爆炸，杀伤力奇大。
直接到安庆收复之后，仍有其他名城如杭州等陷落。战事之艰苦，也造成人心的内伤。李秀成老老实实作几万字的供述，以求免死。最后曾国藩找出各种理由，在南京就地正法。实因战争异常残酷，而恨之入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何况面对如此能干的天国干城。曾国藩留下李秀成不解送北京，就地处决，实有酷烈撕杀造成的战争恍惚。
“谁知道不特三年不归，简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不特万人不够，简直动员了三十万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才得成功。可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他的对手是洪秀全，落第的小资，一个精神病依赖者，起事前神经达至虚幻而超常的敏锐，他以僭越的途径取得半壁江山，较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僭主通常都乘民族国家之危而起。因社会危机为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超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