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才有这样的机会，摈却俗务，躲进小楼，玩刀弄石，胸中逸气渐生；刀石冲突与转圜之间，阡陌纵横滋生出另一个世界，诸魔羁控的种种杂念，暂时竟也扫叶都尽。
大抵印章艺术，自书画中半脱离出来，至清代陡起一峰，蔚为大观。《飞鸿堂印谱》即为闲章艺术之集大成，数十巨帙，透过一座座新奇而考究的印文，恍惚可见纷红骇绿、山赤涧碧，思绪逸出，邈邈难收。
读这些印文，大有抚创安神、励志止痛之效。其文不外言志、感慨、情景诸类，然大率句句都是不羁之态，刀刀都是自由之魂。且看——不贪为宝。志在高山流水。林深远俗情。宦途吾倦矣。其言志的心魂，岂非醉翁之意，在乎刀石之间吗？再一类——忍把韶光轻弃。知命故不忧。满眼是相思。待五百年后人论定。感慨之深郁，岂不是埋忧冲刀之顷，挥之不去吗？而又一类——只有看山不厌。积书盈房。松窗明月梦梅花。眷恋良辰美景，流连朗月清风。在下刀的腠理和石纹的肌理中，这样的情与景，似乎顿得放大、落实。大自然的无边风月，在有限的方寸之间，似乎顿获无限之效了。
近人王菊昆以为，印之大小，划之疏密，挪让取巧，俯仰向背，各有一定之理，但也不完全一定。关键在“字与字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此诚卓见也。治印大家邓散木则谓“刀法有成理者，有不成理者，而施之以用，则需因时制宜”。两大家心眼机杼同一。翻阅卷帙浩繁的《飞鸿堂印谱》，千人千种刀法，或冲波逆折，或六龙回日，或蛇行明灭，或磅礴正大，或幽花自赏，或断涧寒流，刀法本身也各成一种诗料，自然茂美。这是古人在混沌的大自然中为吾侪创造的一个小乾坤，一个艺术家心灵中的小乾坤。
不管治印者外表看似如何枯寂，生活如何单调、牵萝补屋，寒蛩不住鸣，但其推刀冲决之际，其中蜿蜒寄托携带的，却正是一种破网求出的自由精神。摘句本来是传统文艺鉴赏的老路，摘句于旧诗古文经传释辞，但治印因工具所限，一般而言，比摘录段落或完整之句要为节省。单位石头的面积容量既远逊于纸张，而推刀难度也较大于笔墨的措置。这样情况下落实到石面上的印文自然带有一种厚度，深度，力度，所得想像力的溺爱似也多出几分。往昔诗文，时人作品，所截出的一句半句，甚至只言片语，在石上落实，放大再放大，语句的内在容量很容易像鲁迅在厦门眺望夜色的时分，一沉再沉，“加药、加酒、加香”，其辐射力，自然是老柴般经烧常在。
我喜欢这样的句子：葫芦一笑其乐也天。竹杖芒鞋。搔首对西风。君子和而不同。志士过时有余香。闲多反觉白云忙。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人生聚散信如浮云。庾郎从此愁多。让人非我弱。每爱奇书手自抄。蜗牛角上争何事。不开口笑是痴人。挑灯看剑泪痕深……
就情景的状态而言，这些截句印文确如卡夫卡所说，“地洞的最大优点是阴凉宁静”（《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下册）。幽花杂卉，乱石丛篁，摇曳于穷乡绝壑、篱落水边，仿佛一颗百年孤寂的心灵，虽然看去并非激荡的热血，心中却始终洋溢着人间的关爱。细味其精神趋向，却无处不是想像力稀薄处的逆动，是草枯霜冷时分的“芭蕉叶大栀子肥”，是于无声处有激烈，是无形精神枷锁限定桎梏的冲决、超越，是自由精神的翱翔，有情有趣，有胆识，更有大悲悯，这才是刀中乾坤、石上世界的真意义。
中国旧时文人，无论帝制社会怎样的无情寡恩，但林苑寺庙、山庄别业的存在，到底网开一面，提供一种身心的庇护所，思想自由，多少还有表达的余裕；刻刀笃笃，仿佛打开层层枷锁和规限，寄意深深，自娱娱人，自成一统；而由专制到极权的严酷时代，则山庄林苑，悉数扫荡，秦火焰烈，谎言涂抹之下，其实是一丝不挂的流氓政治，“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叶挺句），艺士文人，避无可避，以至自由精神丧失殆尽，空疏萧寂，门可罗雀，艺术泯灭，人皆如行尸走肉。事迹本不光明，假慈悲为因果，地狱之设，正为此辈。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分，包含孤胆与柔情的自由思想也在严霜之下艰难寻求生长与出路。近见媒体披露一九三七年冬新华社记者刘回年先生写给王洪文的辞呈，大为感佩。其时王氏任中央副主席，气焰熏天，选刘为秘书，馋杀几多依草附木者，然而刘回年却一拖再拖，最后上辞呈云：“首长好，任秘书我深感荣幸，考虑到首长处工作，事关重大，要求高，本人从学校出来后一直当记者，自由主义惯了，不严谨，恐难以适应……”潜台词是不想干，不来干。这其中，也正包含着“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真意。石在，火种不灭，此番辞呈，真堪刻成一方大闲章，刀法要率性而充溢浩然之气，印边要连贯而时见缺落，边款可泐曰：自由主义惯，伟哉刘回年。
《飞鸿堂印谱》
刘回年迫于无奈，但无奈中偶一挥洒，到底绾住了自由的础石。印章面积有限，但它的内在质地，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啊。
（《飞鸿堂印谱》，北京书店出版社，线装四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