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首先，作者是被一种理念牵着走的；或反过来说，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性的认知，鼓荡起了他的创作激情。这一认知其实相当浅陋，也未必有太多的现实依据（它只在某一范围内才能暂时成立），这就是：钱能改变一切。整个下部几乎就是在图解这一理念。虽说作者把它写得很荒诞，但在他的心中，这只是当下世界本身的荒诞。于是，李光头可以从一个卑微的小人一变而为全国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大人物，林红可以从讨厌李光头而变成喜欢他、依附他，李光头可以得到没完没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处女”，再荒唐的“处美人大赛”居然也会开办起来，国营企业的好职工林红和宋钢因缺钱变得难以生存，童铁匠因发了财从此夫妇定期同赴红灯区……甚至，小说开头所写的李光头要上太空，也无非是要说明有钱就能实现一切。余华过去创作的成功大都不在描写当下生活上，他对于当下其实是隔膜的（此书上部恰恰不是写的当下）；这一次他的激情创作，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自以为对当下有了重要发现。于是，所有故事都成了这一发现的说明，人物成了傀儡，日常生活则都成为直奔理念的荒诞图像。
其次，是作者对于某些技巧上的预设，太过自信乃至迷信。小说的人物情节，几乎都顺着一个“两极转化”的模式在进行（或反复进行）。且看：最亲近的兄弟几度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导致了对方之死（李光头与宋钢）；最纯真的爱情也会走向家破人亡（林红与宋钢）；最最恶心的人会成为难分难解的知心伴侣（林红与李光头）；最诚实的男人会去贩卖假货，甚至以自己的男儿身验证“丰乳液”的奇效（宋钢）；从小损害李光头的刘作家可以成为李光头的吹捧者、朗读者、发言人、副总甚至总裁；最不可思议的是，单纯的林红竟会毫无根据地成为红灯区的老鸨。在书中，好多这样的变化其实都是缺乏根据的，它们的根据就是作者想要说明的理念，这种两极之间的转化带来了表面的戏剧性，但因其单调、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只能使读者反感。我不知这一写法是否学自维克多·雨果，可这毕竟是从技巧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出发。
再次，某些表面效果暂时赢得了作者的欢心。在下部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于数字简直着了迷：打人要一拳一拳地数（打刘作家是二十八拳，书末踢赵诗人扫荡腿是每次十八下）；写信要一个一个字数（林红给宋钢的信是八十三个字）；“刘镇被林红看过两眼以上的男子一共是二十个”（然后是一组一组的分析）；而每说到李光头的“十四个忠臣”，都要一遍一遍复述“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了、五个聋子”……这种写法，偶一出现觉得好玩，但如果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是依靠这些绕口令式的表面效果，那就很让人失望了（这又让人想到韩寒《三重门》中大量堆砌的那些手法极其单调的“幽默”了）。快速写作的压力不容作者细加推敲，于是，就靠这种表面效果把自己哄瞒过去。
要找《兄弟》失败的原因，我以为切不可听那些理论家们大摆虚玄的迷阵，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从概念出发。这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老问题，但进入新时期后，人们似已淡忘了它的危害。在一些“反腐小说”中，它早已悄悄抬头。前几年，一位非常感性而优秀的女作家也写出了有概念化倾向的长篇小说，令我大觉惊讶，经仔细询问，才知她一度以为对生活有了深刻的发现，是急于表达这些发现所致。现在，余华也不知不觉走入了这一陷阱。至于从技巧出发和从表面效果出发，我想，是在图解概念的过程中，因缺乏内在动力引起了创作心理紧张，才不得不运用的辅助手段吧。而有趣的是，往往越是这样的写作，越容易把篇幅拉得很长，因为到这时，作家已很难找到节制的边际了。
（写于二〇〇六年春月）
11、太有趣的要当心
有些书，特别是纪实的、谈史的、回忆性的，一旦谈得太精彩，太有趣了，我们恐怕还是得多生个心眼，防着点。因为生活毕竟是平淡的，哪怕是天翻地覆的时代，那所有的关键的细节，也不会尽情展露在一个人眼底，你所能看到的还是破碎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剧情斑斓的完整画卷。近读陈存仁先生的《阅世品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一月），很自然地又生出了上面的感叹。
这位作者的书已出过多种，先前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近年也有再版。大约七八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两本书时，就曾有人对书中所记史实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我未对之细考，但看到有些朋友（如现已在教授史料学的谢泳等）对书中的材料很当一回事，便暗暗有些担心。前几天，将新出的《阅世品人录》通读一过，对这位陈先生笔下的真实程度，可说是大致有底了。
不能说他所谈的全无根据，他写作时还是找了不少书面材料，也常常东抄西摘的；何况，他多年行医，和各方面都有交往，也确有些第一手的东西。但他缺少一种研究的态度和求实的作风，常把事情搅得很乱，前因后果被颠倒得无从辨别，而又真的假的听说的猜想的混成一团，经他那枝生花妙笔搅拌后和盘托上，这时，你要想从中找几条有根有据的史料，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比如吧，在《阅世品人录》中，有一篇《胡适之书生从政》，其中说道：
汪孟周又告诉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家，对胡适说：“你是青年的偶像，如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没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
其实作者只要找一本《四十自述》翻一下，就会知道上面的叙述错到何种程度了。在他的自述里的确有少年时代吃花酒之类的记录，胡适后来的日记中也曾记有他在美国听说了当初相识的几位烟花女子的近况后的感慨，二者正可互证。但那是他十几岁时，去美国留学之前的事，那时根本还没有《胡适文存》，他也不是什么“青年的偶像”。把这段少年经历和刘半农、邵洵美等连在一起，就更让人觉得好笑。胡适自己从不讳言先前的荒唐经历，倒是作为出版商的汪孟周（邹）会害怕他以前的事被人知道而影响书的销路，这些话在酒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给作者听了，结果竟错成了现在这样。胡适研究者如再把这些材料当了真，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我再举一个例。在《秦瘦鸥文坛发迹》一文中，有一段写到了《文汇报》：
独鹤对徐耻痕被停职，极为反感，于是就在中国饭店中和大家纷纷讨论，说：“我们不如办一张报，让徐耻痕担任总编辑，定名为《文汇报》。”当时严独鹤、马直山、胡雄飞、余鸿翔等都是股东，这个报纸完全不谈政治，又因为想要经济宽裕，拉严宝礼等七人为股东，当时秦瘦鸥也想参加，但是瘦鸥的神经质脾气为大家所不喜，所以不欢迎他加入。
《文汇报》初创刊时，格调像《申报》一样，一些儿没有政治立场。胡雄飞负责兜广告和发行，地位相当重要。《文汇报》报头三个字，是雄飞拉我同去请谭泽闿写的……
这里有很多宝贵的材料，他所提到的那几位，确实都参与了文汇报的创刊；“文汇报”三字确是胡雄飞拉一位姓陈的名中医去请谭泽闿写的，现在知道这中医原来就是本书作者陈存仁先生。但创刊时的总编辑是胡朴安的侄儿胡惠生，并不是徐耻痕；而且不久即由徐铸成全面主持编务。报纸是在抗日战火中创办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二十八日就刊出了徐铸成写的第一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抗日立场极其鲜明；二月七日在副刊发表《平型关一役兴奋的回忆》；二月八日刊出徐铸成写的社论《告若干上海人》，警告上海工商等界的人不要投敌“去当小丑”；二月八日晚，报社遭到日伪的手榴弹轰炸（可参见郑重《风雨文汇》一书，东方出版中心二〇〇八年一月版）。由此可见，说文汇报“完全不谈政治”，“一些儿没有政治立场”，就太对不上号了。这很可能是当初胡雄飞拉他去请书法家写字时哄他的话，而他此后，也许压根儿就没看到过一张《文汇报》。那么，他对时势、舆论、政治等等的关心和了解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在写秦瘦鸥的这一篇中，还有一段写到德龄公主，作者曾当面问她所着《御香缥缈录》中写太后看病挂一条线按脉是否真实，德龄哈哈大笑说：“我的书是小说家言，而且读者都是外国人，所以越是戏剧化，越是有人要抢来看，我明知挂线切脉是历来民间的传说，实际上绝无此事。”
看来，这话移至陈先生本人，也是合适的吧。他的书，本是小报的连载体，怎么好看怎么来，可靠可信与否本非第一要义。所以，其史料价值，也许只限于：作者让我们知道，某人某事，原来还曾有过如此一说。
（写于二〇〇八年初）
12、“邃谷楼”的风景
我最早买得来新夏先生的书，还是那本在学界颇获美誉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特好而价特廉，宝贝似地捧回家，当晚就读起来。我其实不是要用那些年谱，所以并不将它当工具书读，只感到书里有一种文化人特有的气息，透出静心读书的氛围，于是便觉难以割舍。以后又陆续读到来先生关于北洋军阀，关于林则徐，关于图书目录学等多种研究着作，内心佩服无已。再后来做了几年《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在稿件中发现有来先生的文章，顿觉喜出望外，连忙与之联系，此后便在版面上断续地刊发了一组“清人笔记叙录”。最近，听说他的《清人笔记叙录初编》也将出版，计五百余篇，有五六十万字，这可真是皇皇大着——须知这是必得看过一部笔记才能写出一篇的，能在芜杂繁复的笔记的大海里整理出这些文字，要花去多少读书工夫！从当年的“年谱知见录”到现在的“笔记叙录”，不难看出，这位现已八十一岁的老学者，是以扎实的硬功夫立足于学界的，一生都是在“干重活”的。这样的学人，今后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学不厌集》（海峡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是来先生的一本随笔自选集，他多年所从事的各门学问书中都有涉及，他的治学门径与学术经历也能从中看出来，而随笔又是一种特别怡人的形式，所以此书令我十分喜爱，放在枕边看了好几天。
书中最让我着迷的就是那种日复一日潜心于书本的人生状态，在今天的浮躁的现实中，那样的氛围，简直算得上一种“审美理想”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变得整日无事可做，他没有别的爱好，便又寄情于书。这时忽然想到，何不仿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做汇补的工作？书中抄有他当年工作记录云：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九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着《书目答问斠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扬诸氏校本。
虽是在命运未卜的坎坷年代，但那种豁然快然的心境，却不由得让人歆羡。这是作者苦中作乐，然而又是真正的乐，甚至也可说是最高的快乐。当然，如没有读书和学问的积累，这样的乐是不可能得到并且也无从寻找的。
来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这种读书习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同样也经过艰辛培养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作者年方二十六，在北平华北大学史地系读书，被副校长范文澜挑中到校属历史研究室读研究生（此研究室即后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前身）。作者这样描绘初入范门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