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集体住在东厂胡同一号的后院厢房，范老自居前院，终日坐在大玻璃窗下攻读，似乎是有意监督学生们，不让乱上街，以渐渐养成“下帷苦读”的习惯，真是用心良苦。每当我们想偷偷溜出去从他窗前经过时，范老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时不时抬头望一下窗外，我们只好惭愧地退回去，不久也就没有人再做这种试探了。范老还规定，工会分发影剧票，研究生一律不参加，以免分心。我们开始总是坐不住，或是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久之也就不再心猿意马，而惯于坐冷板凳了。书也读得进去了。这就为自己一生从事学术工作奠定了硬件的基本功。
书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作者自五十年代中期起编撰有清以来人物年谱目录，检阅八百余种年谱，历时六年，终于编成；不料“文革”即起，十二册原稿被抄，发还时仅存两册残稿。在随队赴津郊“学农”时，有友人一路送行，谆嘱“鼓起勇气，学习谈迁，重新撰写”，于是携残稿与零散卡片下乡，在“耕读生活和回城候差的几年里，我就以此排遣抑愤，忘却纷扰，终于在一九七五年秋又一次完成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定稿”。这里既体现了前辈学人百折不挠的“谈迁精神”，我以为，更显示了读书习性对于人生的重要，这种“排遣抑愤，忘却纷扰”，既可说是为人的，为事业的，实在也可说是“为自己”的。
来先生以家中书斋狭窄，取斋名“邃谷”；其儿时住地曾自名“邃谷楼”；在出版六十年文集时，又题为“邃谷文录”。这“邃谷”二字，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我想，上述种种所透出的读书氛围，大概就是邃谷楼最迷人的风景了。
这本《学不厌集》集中了来先生近年所写的随笔六十余篇，几乎都是与书有关的。我读来先生随笔集已不下七八种，觉得他不但创作的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因其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文字功底深厚，再加上丰富的人生经验，这都是写随笔所不可或缺的元素。纵观当下文坛，来先生随笔已然自成一家，令许多终年以散文随笔为生者难以望其项背。然窃以为，他的有些文章题目较大，写得过于正经，有点像压缩的论文；另有一些谈日常人生感受的，似应时的报刊文章，仿佛别个内涵不及来先生的也能写得出来；真正风标独具的，应是那种既体现他独特的学问见识，又写得从容而有“余情”，读后大有所获却又充满回味者。如书中的《“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思想独到，材料丰饶，写来峰回路转，情趣盎然，堪称来氏随笔中的精品。其中一些引文，如康熙时的宋荦所撰《筠廊偶笔》中记侯方域作文求教一事，不是熟读清人笔记者恐怕是很难找到的。特录之以飨同好：
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经徐恭士点定，不敢存稿。一日灯下作《于谦论》，送恭士求阅，往返数次。恭士易矣字、也字数处，朝宗大叹服。时夜禁甚严，守栅者竟夜启闭不得眠，曰：“候公子苦我乃尔！”此事余曾向汪钝翁、王阮亭言之，共为称快。钝翁常与人曰：“闻牧仲（宋荦字）谈朝宗事，令人神往！”
当然，随笔的好坏不能只看引文，书中不少与清人笔记全无关系的作品，也是非新夏先生莫属的上好文章，如那篇《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从文字中透出的思想与人生的滋味，淳厚透辟，清俊隽永，实在是来氏随笔的又一精品。
（写于二〇〇四年秋）
13、徐慧芬微型小说集序
大凡一种艺术，如形式的限制较强的话，在创作上，技巧性的追求也会比较强。芭蕾舞和小提琴就是很好的例证，文学中的微型小说，大概也与此相类。因微型小说每篇只能在千字左右，常使作者们在构思上下足功夫，力求其精巧。久而久之，读微型小说时，就有了一种观赏作者在构思乃至智力上的竞赛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感觉好不好。但徐慧芬的微型小说，显然不在此例。
在微型小说创作群体中，徐慧芬是个异数。她写得很少，十几年下来，一共也就百余篇吧。这些作品有构思，但构思痕迹不重；篇幅照例是短的，但行文并不迫促，读上去不疾不徐，仿佛一点不用顾及字数的限制。更特别的是，她有时虽也抓取生活中一个特殊的片断或瞬间（这无疑是微型小说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但似乎更爱对人物作长时段的描摹。比如她最早的作品《童话》，受到过老作家柯灵先生好评的《编年史》，描写“文革”的《给葡萄上肥》，以及那三篇描写女性命运的小小杰作《费姨》、《阿洵》和《小米》，几乎都写了人物的一生（或半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出了通常在微型小说中不易得到的极为充实的人生感受，概括地说，那是一种悠长、深邃、厚重的审美体验。
也许我说得不准确，因为在她的一些时间跨度并不长的作品中，也能得到相似的体验。比如，《爱的阅读》、《瓷器》和她的最新作品《你在天堂会开心》，故事集中在母亲葬礼的当天，珍贵的宋瓷摔坏的前后，以及久病的孩子离别人世的那个圣诞夜，但我们的感觉仍然是沉甸甸的，仿佛还是将人物漫漫的人生之旅读了一遍。这不仅是因为作品小中见大，抓住了最具变化同时又最具蕴含力的人生断片，从中带出了人物在长时段中的思想和情感，让我们久久沉浸于其间。不过，这些作品的真正的特色并不在此。我想说，徐慧芬的真正的可贵之处，并不是在技巧上。因为学到这样的技巧并不难，设若有人掌握了相似的构思法，也写一下葬礼后的对话，或写一场节日夜晚的母女诀别，是否能达到同样的感染力呢？恐怕未必。我觉得，她的创作的奥秘，是将自己的长时段（半生甚或大半生）的人生和艺术的体验，尽可能丰满完整地凝聚在一篇篇几百字上千字的小作品中。她的一些成功之作，就内在的积累来说，其实是一个几万字的长短篇乃至小中篇的材料，她将它们压缩在小小的篇幅中了。字数少了，分量没少。只要将《阿洵》或《小米》那样的篇什细细阅读并掂量一番，我想，这一点是不难品味出来的。
现在的作家都追求高产，有的才写了几年就已有了一二百万字的创作量，而徐慧芬至今恐怕还不过十几万字。她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呢？我以为不吃亏。首先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她是一个认真的教师，时间大都花在教学上了，创作只能在极有限的业余时间进行；她身体不好，视力尤其不好，工作之余，不可能长时间伏案写作。她的这些作品，只能在身体稍好而又有可能挤出一点时间的情况下写出来。常常是到了假期，有时间了，身体却不行了。所以，她只能写这么短，只能写这么多。她已经尽力了。反过来，这也是因祸得福，她没有条件去赶高产的快车，只能把自己最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最想说的话，用最短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使她极有限的作品中，几乎有三分之一可被称作“精品”。这样的比例，哪怕很优秀的作家也是难以达到的。一个女作家一生只要能写出《费姨》、《阿洵》和《小米》这样的作品，她就很对得起自己的作家的称号了；而徐慧芬的力作已远不止这三篇。
从表面看，徐慧芬的作品技巧性不强，但她其实有更高的追求。在《给葡萄上肥》等作品中，她那平淡的、不动声色的笔墨，处处寓含了苦涩的童心和丰富的人情味，从而使这些初看无甚大起大落的故事经得起反复咀嚼。而《小米》中的主人公说了一辈子谎，她的心地却是最善良的，越写她的“坏”，我们越能感受到世人其实比这更坏，但作者始终没给她一句“好”话。我们的心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感受中打转。我阅读时，耳边老是响起艾青的诗《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中的旋律：
一个是那样地黑，
黑得像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地白，
白得像棉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停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如果说，这里也有技巧的话，那它无疑是在另一个层次上。它无疑要大气得多。
（写于二〇〇三年初夏）
14、我的《东坡乐府笺》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文革”风暴席卷来席卷去的，正所谓国无宁日。在风暴中心的上海，离经常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人民广场仅一箭之遥的福州路旧书店里，却开始出售古旧线装书了。那当然不会有什么珍本，不过是些“大路货”吧，而且一半以上都是医书；但对于我们这群求书若渴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简直就是个洞开的宝藏了。我一有空就往那里跑，稍有闲钱，就买上一部。所买的以“集部”居多，主要是名家诗文，如《白氏长庆集》、《陆放翁集》、《东坡七集》、《杜工部集》等，也买过《昭明文选》和《史记菁华录》。实在挑不出文学方面的书了，也不肯空手而归，所以也买过《叶水心集》（这可算在“哲学类”）和竹窗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现在该归入“文博”或“收藏”了）。这样乱翻书，倒使我的兴趣和知识面不知不觉地宽广了起来。
那些线装书多为清版和民国版，也有少量明版。民国版的书中有许多并非木刻本或石印本，而是铅排的，但仍取线装形式，拿在手上轻软便利，舒雅美观，打开内页，纸宽字清，眉目俊秀，甚是喜人。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出了很多这样的书，我最喜欢的，是其中一套《东坡乐府笺》，上下两册，龙榆生校笺，每卷目录下面有“朱强邨先生编年圈点”字样，书的扉页上还用了朱强邨墨迹“东坡乐府笺”，署名孝臧，并有“强邨”朱文印。朱强邨即朱祖谋，原名孝臧，光绪九年进士，是晚清着名词人，曾编刻《强邨丛书》。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去世。本书是龙榆生取《强邨丛书》中东坡词的本子整理而成的，完工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印成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东坡七集》中不收东坡词，而他的词与小品却尤其让人喜欢，所以我在买到“七集”后，觅宝一样地想买《东坡乐府》和另一本《东坡志林》，当时得书后的狂喜，真是难于言表。《东坡志林》则要到粉碎“四人帮”后，才买到新出的排印本。这时新旧书籍正大量出版，所以那欢喜之心就再不能与当初相比了。
在读到完整的《东坡乐府笺》前，已能背出十几首苏词，当然都是最常见的那些，不外乎“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十年生死两茫茫”、“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此外还从一些现成的论说中知道苏词是“豪放派”，不同于李清照的“婉约派”。但当真将他的词集一首首读下去，却发现无论词句还是意境都是那样地“艳”，并没有我们相象中的那种“粗犷”；而像《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的作品，在他的集内也并不多见，以为这就是苏词风格，实在有些以偏概全。这情景，有点类似于我后来读《金瓶梅》，因为阅读之前先有个框框，见了原书，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可见，从现成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自己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出发，真是要害死人的。细看书前夏敬观、夏承焘等人的序，以及龙榆生辑录的历代“东坡词评”，就不难理解，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雄浑粗豪，而是他不受原有习惯与格局的限制，在词中放任自己的才情，创出了词这一体裁的新天地而已。宋人晁无咎有过一段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这可真说到了点子上。现在看，“豪放”二字在“文革”的语境中，其实也早已走了样，一听就以为是五大三粗如“五八年新民歌”那样的作品；其实，说得更确切些，苏词的豪放，也就是一种参透人生、无拘无束的“洒脱”吧。
印象中，这部《东坡乐府笺》卖价不低，但这回看看定价，两册也才一元八角。此书一九三六年印行，“初版刚出，遇到日本侵略者来犯，传本遂稀”。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五八年又依原样印行了九千部，定价是二元三角。应该说，原价和旧书价都不贵。我当时是船厂的学徒工，一月工资才十七元八角四分，要从这里分出一元八角，自然不算少了。
若干年后，与大藏书家黄裳先生交往日多，我说起自己买线装书的经历，他很感兴趣。于是下次去时，我挑了一点自以为比较好的版本带给他看。他见到线装书眼睛一亮，但稍稍翻了翻，就不再起劲了，他抱歉似地笑笑说：“这没什么意思。”又拿起一本明版书道，“这都是大明版，过去书铺子里，是垫底的。”我只好讪讪地收起书，说别的事了。斗转星移，又有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别说一九三六年的本子，就是一九五八年印的《东坡乐府笺》，恐怕也很难找了。而当初那些大明版，大概已身价不菲了吧。
（草于二〇〇五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