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当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废除奴隶制上的努力，重新评价，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布（R.K.Webb)在《英格兰近代史》（1980年）中提到：“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克拉朋联盟有太多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太自大、太严格、太不懂得妥协……但是近代从他们的作品中重新认识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基于对永恒信仰的认真，视政治为奉献信仰的祭坛，去执行理性、宽广、公平的政治理念。”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里(J.W.Derry)，在《19世纪英格兰史》（1963年）中从经济史的观点，评论这批在卫斯理与怀特腓带来的福音大复兴时信主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这个福音大复兴拯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因着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终而改变整个国家。……这批卫理公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56.把请愿带入国际会议
尽管法国将军讥笑威灵顿的杂牌军是“渣滓军队”，但是这支军队于1812年6月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港(Victoria)又大败法军。维多利亚港是拿破仑军队最重要的辎重地。消息传出，奥地利、德意志、俄国又在英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Robert Stewart Castlereagh，1769-1822)的合纵连横外交下，组成盟军，攻打拿破仑大军。1813年8月，威灵顿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攻入法国本土，10月在莱比锡又获关键性的大胜。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兵，死伤遍野，拿破仑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帝国毁在一支渣滓部队与一位优秀外交官的手下。1814年4月5日下午4时30分，同盟军进人法国，拿破仑逊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Elba)。
胜利传来，英国教堂自由钟声齐鸣，各处都是庆祝胜利的宴会。有一个人独坐在房间里，发着高烧又猛咳嗽，却努力撑着，用颤抖的手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这人就是威伯福斯。当时他身染肺炎，知道英法战争结束了，但是他的国际奴隶之战现在才算正式开场。他给国会与内阁写了一封请愿函，“请求欧洲十国在国际和平会议上一起废除奴隶买卖”。他边写边咳，边咳边写，并称自己咳得像是一把“卡住子弹的老手枪”。5月3日请愿函送至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不久各国首都的决策场所都出现了这封请愿函。英国任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到欧洲去协调拿破仑逊位后欧洲领土与主权的重新安排，“顺便”谈废除奴隶买卖的问题。
卡斯特里，剑桥大学毕业，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他对外交的观念与做法，影响了百年来的国际外交。他认为外交就是双方能够一起坐下来谈，最好的外交策略是在会议桌上能够建立经常性的双方协谈会议(regular consultation)，这比什么和平相处条约都更实际。他认为维持和平是在列强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用军事力量去维持是差劲的方法，用弹性外交手腕才是高明之策。他甚至建议不要用深仇大恨的眼光去看敌国，这于事无补，而要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敌国。他说“敌国就是一个竞争公司”，是需要去竞争而不是去斗争。这么擅长外交的人，一生却没有自己的朋友，到了晚年老觉得每一个人都想陷害他，最后成为精神病患者而自杀。
6月2日卡斯特里回到议院报告一切成果，包括要在同年秋天在维也纳召开欧洲和平会议。至于废除奴隶贩卖部分，各国都有口头的承诺，在“合适的时候”会废除，连法国也提出明确的时间表——“五年之后废除”。他一说完，议院所有的议员都一致站起来欢呼鼓掌，太伟大的外交成就！只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一头伏在会议桌上。渐渐地欢呼声、鼓掌声弱了、停了，大家都静下来一起看那伏在会议桌上的人，那人不仅头伏着，而且在哭，还哭得很大声。卡斯特里站起来说威伯福斯，我相信你对你的行为一定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威伯福斯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衣衫不整地站起来，大家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哭很久了。威伯福斯哽咽地说道：“如同各位议员一样，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无法忘怀战争夺去了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但是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实质的和平，法国要五年才废除奴隶买卖，谁知五年内法国政坛又会发生多少事？而要与各国签的和约中，却没有保障非洲人生命的条款，这叫我如何不难过呢？……这一份和约我绝对不同意……请问这和约能带给百姓实质的和平吗？非洲今天仍在流血，我们的国家又做了什么？我们的胜利是在纵容法国与那些欧洲国家吗？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苦痛，而非在欧洲和平的同意书上永远留名。”说完他坐了下来，用手捂着脸，大声地哭泣，豆大的泪珠一颗颗地自手指间渗出来，至深的爱引发流不尽的眼泪。所有的议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卡斯特里站起来说今天除了威伯福斯以外，大家对这和约内容都鼓掌了，但这不算是决议，这件事得先看英国百姓如何反应，再来表决。”
威伯福斯后来在日记上写道：“我太惊讶了，没想到在事情已无挽回之际，卡斯特里竟然帮助我，难道他会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吗？”答案是肯定的，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57.民间与国际舆论的支持
隔天非洲协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将“废除奴隶买卖”的诉愿，引起全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威伯福斯的精神、体力已经透支到极点，他每天一早就到教会去祷告，他深信“祷告能使我重新得力，看清事情”。结果是他跪着跪着就睡着了。他太累了，连在主日聚会时，也一坐下就睡着了。有人把他摇醒，他很抱歉地说：“我梦见我到法国的巴黎了，一直在问麦考利为什么不赶快回信。”在非洲协会的紧急会议中，威伯福斯变得情绪很不稳定，一下子对前面充满信心盼望，一下子对废奴行动又沮丧万分。在他动摇的时候，所幸他的妻子与一些弟兄并未动摇。斯普娜要威伯福斯每天一起跟她到海德公园散步，边走边一齐背诵《诗篇》，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他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免得他钻人牛角尖。他已经常常垂头丧气地喃喃自语：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在非洲协会的会议上，威伯福斯哀叹道：
“百姓会有回应吗？单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够？我们的看法注定是曲高和寡的。”这时罗米里爵士（Sir Samuel Romilly，1757-1818)起来说话了：“这个废除奴隶的行动，需要英国民间与国际舆论的支持，因此需要组织全国甚至全欧洲、美洲有志于废除奴隶制的人士，成立‘废奴之友’（Friends of Abolition)社，一起来推动。”尽管威伯福斯认为不会有人来参加，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认为这个看法正确，立刻筹办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推动各地的联署请愿，“在欧洲的和平会议上，要求各国共同签署废除奴隶贩卖协议”。
58.基督徒在政治参与上的危机
罗米里的这一个建议，在整个世界废奴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使运动不只是少数核心分子在努力，而是获得欧美各国民间舆论的支持。罗米里爵士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在法律内厘定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当时正担任英国司法部次长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提出“过失致他人于死”(manslaughter)不该判处死刑，而“蓄意夺取他人生命”(murder)，如奸杀才被处以死刑。死刑是为了处罚，不是以牙还牙，以一命还一命的报复，因此非蓄意地致他人于死，不该构成死刑的要件。法律不该是报复性质的。他认为泛死刑化是政府过度集权的标记，愈专制的国家就愈需用死刑达到恐吓的目的。一个法制国家不该为任何政策之权宜而侵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罗米里是个基督徒，在法律界任职多年大法官（1805-1815)，他认为大多数的基督徒很单纯，容易在法律、政治上走极端，不是成为极端的革命党，就是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前者高举某个理念就要推翻一切现有的制度，如果宣称把上帝旨意也加进革命理论，便走向一条祸害他人的不归路。后者是有些基督徒为了维护道德，容易对社会的不法行为给以重罚，而忽略了犯法者背后的动机与意念，甚至沦为集权分子的政治筹码而不自知。罗米里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将绝对的信仰应用在社会伦理上时，需要有相当的弹性，因为伦理不像信仰那么绝对。而要把伦理应用在判断人的行为上时，更需要小心，因为由行为来断事，那黑白不清的灰色地带就更多了。基督徒如果把信仰的绝对性，一直贯穿到伦理、行为，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到处把人定罪的法利赛人，甚至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
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的那天，格雷担任主席，克拉克森担任主要讲员，克拉朋联盟成员负责一切的筹备，好让威伯福斯能够好好休息。那天生病的威伯福斯较晚才赴会，他走到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礼堂挤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到外面的马路上，忽然又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他想大概自己走错地方了，他问扶他前来的人：“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向您欢呼致意。”威伯福斯喃喃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他惊讶的是，“废奴之友”都还没有展开行动，英国的议院，在卡斯特里建议后，收到各处涌来的请愿信，光是在10天之内就收到25万封，而且每天还不断地增加。议院立刻召开会议，清点信件，发现全国806个乡镇都有人来信，所有的议员不得不承认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连英国最偏僻的地方都有许多来函。会议通过卡斯特里到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必须与各国签署立刻停止贩卖奴隶的协议。英国任命卡斯特里为首席代表，威灵顿公爵与克拉朋联盟的克拉克森一同赴会。
为什么不需鼓吹联署，在短时间内，就会有这么多人写信来诉愿呢？原因在这30年来，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已经被群众认为是英国政治圈里的良知。信还是不断地涌进来，一个月后，达到了150万封（当时英国选民共1200万人）。
59.滑铁卢之役
1814年秋天，维也纳和平会议，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政治明星、军事将领、外交家冠盖云集，包括英国的卡斯特里、奥地利的梅特涅（Mettemich)首相、普鲁士的哈登伯王子（Prince Hardenberg)、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另外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都有贵族大臣参加。这会议是为了填补拿破仑留下的权力真空，各国权力的微妙平衡，重划欧洲各国疆界。大学教授洛（Lowe，1990年)在《欧洲国际关系》中评估这场会议，写道：“各国要平衡权力，又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原则，没有道德，纯粹是利益的争夺战。”这个会议维持欧洲和平40年，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每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卡斯特里的皮包里放着《废除奴隶贩卖条约》，各国都不去谈奴隶的问题。这场会议是为了抢夺，不是为了解放。各国都用“贿赂”的老伎俩来行事，例如法国大使私下找威灵顿公爵：“如果英国不提那个议案，法国愿意送给英国一个岛。”威灵顿不动声色，大使自动加价了：“怎么？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喔！”威灵顿还是面无表情，对方有点急了：“英国不是一直垂涎法国的殖民地吗？好吧！你自己开个价！”威灵顿说话了：“我在英国那边的朋友，认为奴隶的价值，不是只值法国的一个岛，而是值法国的一切。”对方不客气地回骂：“你们太强人所难了。”会议已快到尾声了，各国使者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就是不谈奴隶问题。12月的维也纳落雪纷飞，威灵顿给威伯福斯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维也纳最寒冷的冬天。”
1815年2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扭转了局面。巴黎的春雪尚未溶化，一天晚上拿破仑偷渡回巴黎，沿途获得英雄式的欢迎，法国的骑兵、炮兵重整起来，欧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国使者大惊，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立刻派兵进攻，竟然无法逾越拿破仑的防线一步。3月25日拿破仑当众宣布“愿意立刻放弃法国的奴隶买卖”。历史无法明了拿破仑为什么这么做，很可能他是想讨好英国。这一来欧洲各国大惊，纷纷急电表示：“各国本来就是要立刻废除奴隶买卖，拿破仑这一政策有什么稀奇？”卡斯特里知道机会来了，再不抓住就会稍纵即逝。他一面请威灵顿出兵，一面拿出那份放在公事包里的文件。各国大使在签字时好像略有迟疑。威灵顿的军队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中途停下来，操练士兵立正稍息，还要擦拭大炮一番，真是让各国外交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签了那份文件。两个月后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Waterloo)打败拿破仑，把他送到大西洋上5000英里之外的圣海伦孤岛。同时欧洲各国也签了那份立刻废除奴隶贩卖的协议了。滑铁卢之役举世闻名，其实这比起过去的莱比锡之役只能算是一场小战役，但是这场战争在整个世界奴隶制度的废除运动上，却有一个最戏剧性的结果。
60.黑奴自由之歌
消息传来，麦考利写道：“整个夜晚各地快乐的黑奴都在歌唱，各地的教堂挤满了进去祷告的黑奴。”当时的歌词流传至今。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历史系教授沃尔维(Walvin，1986年）引述过一首当时的黑奴之歌：
喊！威伯福斯先生啊！
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努力使我们得自由。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虽然许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
黑人该怎么办？
黑人该怎么办？
应该力上加力，
应该力上加力。
签了这项条约，各国真的会执行吗？当时法国大使事后还笑道：“这条约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狗，只会叫，不会咬人。”克拉朋联盟中的海权法大师史蒂芬看法却不同，他以维也纳和约为基础，让英国再与各国签定法律实施细则，包括有权搜捕各国奴隶船只送去国际海事法庭。他说：“没牙的狗，装了上下两副假牙，咬人还是会痛的。”这两副假牙就是好望角与马尔他的英国海军基地，它们成为捕捉贩奴船只的基地。
从此国际奴隶贩卖成为非法的了。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将最大。
61.再接再厉的奴隶登记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