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批评《圣经》中没有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面对奴隶制度，坚持以心灵改变处境的道路，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道路。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因着信心，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走在返乡重为奴隶的路上，活像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指望的画面之一。
回顾两千年的人类废奴史，无数基督徒走在这一视奴隶为弟兄的路上。《腓利门书》指出了一个原则——“福音化就是自由化”，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隶制，而是将奴隶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拯救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改变，最终将导致处境的改变，传福音也因此成为废奴的一部分。基督徒遵循这个原则，使原则一点点成为历史。
以古代奴隶制的废止为例，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说：“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认为，在一个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公元1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起在上帝面前领受圣餐。公元2、3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大量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些修会在长达5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将基督徒奴隶从摩尔人中赎回。3世纪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成为牧师，再成为主教，罗马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皇。6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就是以4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而命名的。事实上，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的14世纪，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绝迹。
17世纪对非洲的殖民带来了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新一轮的福音化。英美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和两类象征人物，一是一生为废奴打那“美好的仗”的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二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们。如着名的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打破传统教会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忍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18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汇合的结果，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和会上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的歌声彻夜不绝。当时一首着名的黑人歌曲唱道：“喔，威伯福斯先生，你是我们的弟兄朋友，努力使我们得自由，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虽然很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黑人怎么办？黑人怎么办？上帝给我们力上加力。”
1815年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而忏悔，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其实这个传道会最初也是在“克拉朋联盟”的努力下成立的。后来去中国传福音的戴得生，就是这个传道会差派的。这一年，威伯福斯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生涯，与福音派领袖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他刚信主时一度想放弃政治，这时他遇见60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着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Charles Simeon)-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数十年为他的悔改不断祈祷。牛顿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看见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18年后，牛顿在弥留之际，听到了国会通过《废奴贸易法案》的消息。
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地为他祷告，离世之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信上说：
“除非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将你举起，你会在人和撒旦的反对之下身心疲惫而崩溃。但如果上帝站在你这一边，谁能抵挡你呢？依靠主的力量征战吧！直到英国的奴隶制度在上帝面前溃散，直到最卑微的人可以见到阳光。阁下，那位在你年轻时带领你的，愿他此刻也在万事上继续赐你力量。”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东部和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也时常卷人对抗奴隶制的奋斗。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其中着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外围成员。摩尔的作品，带动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在家中以文字事工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普世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仅仅局限于废奴运动，无法真正理解威伯福斯，理解他在下议院年复一年的议案、演讲、哭泣和彻夜的祷告。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他们不理解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而不是他的目的地。威伯福斯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喔，主啊，愿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着政治的负担，却有着天壤之别。
威伯福斯所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恰恰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坚忍的信仰和呼召下，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尽管丹麦在英国废奴运动的影响和本国路德宗教会的推动下，1803年先于英国废止了奴隶贸易，但普世废奴运动的转折点，仍然要等到1807年英国通过《废奴贸易法案》。
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传统。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福音运动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时代的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人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那时起，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国教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30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21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22岁时受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人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见，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自己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人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威伯福斯踏入政坛时，曾联合40名议员，誓言不收受政府的任何财物，最后唯有他一人言出必行，一生信守了自己的誓言。他晚年退出政坛时清贫如洗，一位贵族希望为他提供一笔救济金，但威伯福斯拒绝了，他说，“我想至死保持良心判断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