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伯福斯写下废奴的第一篇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做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诃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相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着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诗篇》106：23)”。第一代联盟共有8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间持之以恒地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否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5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5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我们的胜利，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就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10天内收到了25万封请愿信，1个月内收到150万封请愿信。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才1200万。英国的全部806个乡镇，包括最偏远的乡镇都有人来信，要求英国向各国提出立即禁止奴隶贸易。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着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着《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在废奴策略上看重贸易和教育的重要性，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先用20年的时间消灭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20年的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1980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之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后来成为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Freetown，音译“弗里敦”）。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非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58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地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在向伦敦传道会道歉的公开声明中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谨慎地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上帝的旨意不需要人的搀扶，得胜与否在乎神，不在乎人的奔跑。1789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杆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10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该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假如你所信的离了你的帮助，就无法在历史上获胜，那你所信的就一定不是真理。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这也是威伯福斯终其一生，反对英国出兵海外保护宣教士和基督徒的原因。他说国力的强盛是对信心的试探，以为大英帝国的武力，比上帝的护理和预定更令人放心。1813年，印度问题引发了英国的争论。克拉朋联盟提出《印度法案》，反对基于宗教理由干预异教文化下的犯罪行为（活人殉葬和献祭等）。6月23日议会投票之前，威伯福斯站起来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讲。他认为基督教不能借助政府而带有强制性，主张以普通法的道路去化解宗教冲突，积极在海外殖民地推行英式公共政策，建立不同信仰者都能接受的法治标准。《印度法案》的通过，使英国从此承担起在殖民地建立公共管理和法治标准的责任，也成为殖民主义统治模式的一个转折点。
40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200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在这一时期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正统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叠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欧洲进入法国流亡者夏多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奴隶制的废除，一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而威伯福斯本人面向新旧两个世界，身跨这三大主题。他和他朋友们的信仰，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保守主义品质。
有人认为英国保守主义的源头有两个，“宗教的和世俗的”，并将爱德蒙·柏克列为宗教保守主义的代表。这一说法未免大而化之。准确地说，保守主义政治在英国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他也是英国自然神论的代表，即那些“只承认一位上帝，不接受任何宗教启示的人们的观念”。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在英国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如狄斯累托说，“英格兰的宪法并不只是关于国家的宪法，而是一部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宪法”。直到20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政治必须符合某种是非标准”，而必须选择的明确的道德标准，只能是《新约》所揭示出的基督教观念。塞西尔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这向来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各种现代保守主义的一致立场，也的确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无论他们隶属于哪个政党。”英国保守主义认为扞卫信仰传统，就是扞卫“全部建筑物所依赖的拱门的拱顶石”。杆卫这三大源头，就是扞卫自由本身。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半个世纪，英国同时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政治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之父。二是《法国革命随想录》的作者柏克，这本书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柏克虽号称辉格党人，却因此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可谓保守主义的政治学之父。第三个则是威伯福斯，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父。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如此高举基督信仰，并获得如此成功的制度成就，同时又行出令人敬佩的道德典范。威伯福斯站在基督教信仰之中，对德国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批判发人深省。他与欧文辩论时，认为世俗哲学“来自个人自信的过度膨胀”。他对欧文说，问题在于“任何人如果相信你的话，那他什么话都可以相信了”。这像是对未来世代的一句预言，甚至也是对欧文本人的预言。欧文一生反对基督教，认为人受制于处境，而不是受制于心灵，直到晚年终于陷人“什么都可以相信”的价值虚无，对超验真理的渴望长期被压抑，最后落到泛灵的崇拜之中。
在私人影响上，威伯福斯也堪称前两位政治家的教父。皮特与他是终身好友，支持他废奴。1792年，皮特在国会发表演说，将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进行对照，打动了多数议员的心肠。尽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与他的政见也不总是一致，但丘吉尔认为，威伯福斯还是足以称为皮特的“精神导师”。而柏克早年尽管重视宗教的价值，他自称宗教“比所有法律条文加起来的效力和影响，更胜出无数”。但他对传统和习惯的保守，其哲学基础更多地还是来自经验主义。直到1797年，柏克受到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的影响，才转变为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不过柏克出于对大革命的极度反对，难以区分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对福音主义所推动的废奴运动与保守主义的微妙关系也缺乏耐心。因此大革命后，他开始反对废奴运动，认为一切废奴主张都难免“充满了雅各宾党人的气味”。
反过来，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联盟，也推动了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1794年，英国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爆发激进浪潮，人民团体如雨后春笋出现，人们热烈地宣称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后两度暂停《人身保护令状》的实施，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限制集会法令，凡50人以上集会，必须经3名治安官批准。在这一保守主义立法时期，威伯福斯坚决地站在皮特一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当个人理性被公众的激情所煽动时，有必要限制这样的集会，“使愤怒和仇恨在群众中慢慢地沉淀下来”。威伯福斯一直对广场政治充满戒心，终其一生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一到选举他就躲进书斋，但却总是高票当选。在所得税法案上，威伯福斯也支持皮特。他效法基督对纳税问题的回答，说，拿出你们的钱币看看上面印的是谁的家？钱的真正权柄是国家的，你只拥有使用权。“所得税就是提醒这一点，并且每年提醒一次。”
福音奋兴运动，也有力支持了保守主义政治。牧师们教导成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传统。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卫理公会的历史作用时认为，福音派信仰一面赋予工人以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教导工人遵守纪律，顺服权柄，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