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因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经历、处境的各异、立场角度的不同、文化视角的不一、思想气质文学主张等的不同，就造成了他们反映现实生活的视域有别，方式方法殊异，导致风格的不同，品评孰优孰劣、实为认识之偏狭，“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但通过比较可以借鉴学习，了解其渊源关系，以正偏颇之习。
首先，李白才思敏捷，后人把他神化为飘逸不群的“诗仙”，天才确实是他成功的重要的主观条件，而善于从前人那里，从多姿多彩的民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也是李白天才的表现，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李白作诗，斗酒百篇，挥笔而就，随情而来、随情而去；灵感来，情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情思尽，投笔草就不复再动一字。所以说，他的诗情如汹涌波涛，威力无穷，这与他道家思想的浓郁深厚，追求自由不无关系。道家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社会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加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正是道教给李白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这也是他诗歌天才的表现之一。某种程度而言，没有道学就不会有李白诗歌的飘逸，行云流水，可以说，正是这种雄放飘逸成就了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成就了他的诗歌力作，也成就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伟大诗人地位。
杜甫功力深厚，学贯古今，众体兼备。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揭露时弊，讽喻时事，人生坎坷，身世遭际，饱经忧患，壮志难酬等内容丰富厚重，他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了多种磨难、战乱之苦，所以，他的诗可说是记载自己经历的一部年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性。他的诗“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情思，只有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之一）的战乱时局中才会产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他所表达的并非一己一家之痛，尽管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之中，而是能推己及人，把全社会所有民众的灾难之痛，通过一家一人之痛反映出来，以此深化自己对社稷苍生的关怀，如“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己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为父之痛，莫大于是，然杜甫却能由此而想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咏怀五百字》），可见杜甫胸怀之博大，人品之高尚。正因他儒家思想的浓厚，再加上他不幸的经历和遭遇，所以他的诗作内容无不直视现实，反映时事，这正是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的重要原因，也是被誉为诗史的独特地位的根本。
正因为二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角度不同，取材也不同，李白是通过曲笔的手法来反映现实，通过另一种独具的理想世界来颂扬事物，抨击时弊的。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虽以一介布衣被召，做了翰林供奉，但在与王公贵族的接触交往中，深刻地体察了他们的精神实质。最终因布衣身份，未能干预国家政治，他作为一名旁观者，利用诗人特有的犀利目光，注视着现实社会中的一切，因此，他反映大唐帝国的社会现实，可以说站得高，居高临下，鸟瞰式地审视，这就形成了他对最高统治者有相当大的离心力，甚至藐视权贵，与权贵对抗，比较清醒的认清了大唐社会发展的方向，并用诗歌时刻警醒统治者，往往从国家大局出发，着眼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些内容在《古风》和乐府歌行中多有反映。而杜甫虽曾“涕泪授拾遗”，有接近皇帝的机会，但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危难之时，且时间短暂。在长安十年，竟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耻辱生活，在动乱中与百姓一样四处奔躲，所谓“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踬，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梠，餔糒不合”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三九，上海鸿文书局石印，光绪乙未年。正是其一生经历的概括。他与李白不同，对上层接触不多，同时又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所写均为他所见所闻所感，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大唐帝国吏治的腐败、农民的苦难均有所反映，具备了史的性质，但毕竟受自己阅历的局限，所写只是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由自己的不幸，推及到人民的不幸，国家的不幸。为此，李白反映现实是宏观的把握，杜甫反映现实是微观的把握。虽然如此，杜甫诗却能够反映大千世界，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主要是他对现实生活感受深刻之故。但是不管是李白反映现实生活的宏观落墨，还是杜甫对社会生活的微观入手，他们的诗歌都深刻地表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为此，他们的诗都是现实生活的伟大诗史。
李白是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感情的真实、主观色彩极浓。在他的诗中，主观情绪的孕育，自我感情的急剧跃动，意象的飞动共同组合出了光怪陆离的画面。这些形形色色的耀人眼目的画面，完全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反映，只是因情绪的跌荡而更强烈罢了。《远别离》、《梁甫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感情强烈，主观色彩异常浓烈的诗篇。《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一个感情无比愤怒的自我形象，通过这一感情色彩极强的自我形象，令人体会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实情，他对当时社会的全景没有进行展示，而是在字里行间充盈了愤怒之情，透过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出正气不张、奸邪当道的污浊社会，诗人激情似火，让读者通过这一激情发挥联想再创造，把一个又一个画面连接起来，窥视社会，并对黑暗现实有一个清晰的扫描和认识。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往往采用叙事手法，对现实社会进行生动的描写，要求事件必须具有客观的存在，不许有一点一滴的虚伪，在描写中又非常重视叙事中的细节描写，并使诗歌具有了戏剧性、故事性，事件与人物的关系，以及诗人自己的态度，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某个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正因为此，他的诗被后人称之为“诗史”。“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等诗都为作者所亲历，所以写来尤其感人，正如王嗣奭评“三吏”（除《潼关吏》外）、“三别”时说：“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可作。公以事至东都，目睹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一一刻划宛然，同工异曲，随物赋形，真造化也。”《杜臆》。这一评说道出了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在叙事描写中，诗人能做到议论、叙事，抒情相结合，细节描写的成功运用极大的增强了生动形象性。《北征》、《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等都是如此。总的来说，杜甫诗是运用叙事笔法，用情节和细节生动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广阔的历史性质，李白诗运用抒情的笔法，浓墨重彩以不受客观现实约束的真情实感去反映现实生活，“是想以自身奇特的幻想，来包容整个世界……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无’中产生‘有’的诗人，与此相反的杜甫则一般是从对确定的存在的观察出发，是从‘有’中产生更高的‘有诗的诗人。”日.吉川次郎：《中国诗史》，第21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此言正说明二人创造方法的不同，杜甫诗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是诗的历史；李白诗充满了主观性与虚幻性，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无”，也是更高层次的真实，是诗化了的客观现实。
李白杜甫诗歌的形象也不尽相同。李白诗歌的形象多凭主观想象幻化而成，往往从大处落墨，作总体勾勒，为粗线条的，犹如泼墨写意，正因为此，我们有时很难跟得上他的思路。在诗歌形象中，时而得意、时而忧愁、时而愤怒、时而孤独、时而激越飞扬、时而寻仙访道大起大落，变化无常，超然物外。而杜甫诗歌中的形象大多来自现实生活，真实具体，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并且对这些人作精雕细刻，如同工笔彩绘，浓墨重彩，往往是雄浑壮阔的意境与精细入微的表现手法有机统一。重写实、写真、传神，人物形象如在目前，令人感到如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一般，这是现实主义诗人的本色。
在意象组合上，李白常以一句一联表现一个形象，显得疏朗而飘逸空灵，令人神往；而杜甫常用一字一句呈现形象，紧密而沉着厚重。在抒情表达上，李白如江河直泻，火山喷发，势不可挡，慷慨激越；而杜甫则是愁肠百结，十步九折，一唱三叹，在章法结构上，李诗疏宕，跳跃腾挪；杜诗谨细，针严线密。在体裁上，李白长于乐府歌行绝句，律体非其所长；杜甫众体兼备，五七言律臻于极致，而歌行绝句稍弱。这就说明二人的诗在创作方法上是殊途同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