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山水诗平淡自然是其最高境界，有人说是直承前人一脉。“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下……所贵乎枯淡者，谓之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就淡泊古雅，平实自然、不事雕饰，给人清新淡雅之感而言，确有相似之处。但从总体上把握，三者还是颇有差异的。“陶诗淡泊近自然，反映其心境平和与旷达；韦诗淡泊近清丽，令人怡悦自得；柳宗元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下意识淡化忧怨，但因诗人所用词语和所选物象所囿，或隐或显，或明或暗中传达出冷峭枯寂的气息。”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这些特点在《江雪》、《渔翁》、《南涧中题》都得到了证明，表现出诗人对前人诗风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创新。
中唐时期，“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在诗歌的发展变化中都有十分显著的创新，而柳宗元虽不如他们成就卓著，但在扩大发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却有着特殊成就。人们往往在形式、语言和内容的表面上进行探索，作者企图另辟蹊径，这就是“从表面上不易被人体会到的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其实，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会直接影响诗歌的艺术性，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柳宗元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体验的方式与众不同，着眼点在事物的枯寂瘦硬，峭厉尖刻方面。以此来表现个性，表明自己对朝廷、贪官污吏冷眼相对的态度，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因此，柳宗元在这方面的探索、发展，对诗坛的创新，产生出“静而不消沉，清而含怨愤”的诗歌，代表了中唐诗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切与柳宗元的个性、气质、风韵相关，但实际上却是诗人对内敛峭拔、孤直傲岸境界努力经营的结晶。
山水游记的人化自然境界
柳宗元是一代文章大家。特别是他的游记更是中国文坛上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他的游记并未囿于魏晋山水作品的模山范水、凝固的骈骊文风，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别有一番天地，规范了山水游记有史以来的新格局。为此，被誉为“古人记山水手”。明，张岱：《琅环文集》卷五。“古人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宗元确实是一位描绘山水的大手笔，经过他之手描摹的山川胜景皆富有灵性，极具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令人回味无穷。
记山水名胜古来有之，然而真正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则从柳宗元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文体虽然相对独立，但游记皆以“书”名之。游记之体并未规范，只重写景叙事，无不纯以山水描绘穷形尽相为要，缺乏情景相融、心领神会之底蕴。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等的精刻细描，在当时形成“才思匹对”，南北辉映的局面。“然郦《注》规模弘远，千山万水，包举一编。吴《书》相形，不过如马远之画一角残山胜水耳。”钱钟书：《管锥编》。有人说“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实导源于此。”萧涤非：《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可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创作经验，而且，也有了开拓性的创新，突破了前人散体文重实用、重哲理议论的局限，使山水游记的文学化、抒情化更为彰显，达到了山川河流与人的情感完全融会一体，物我合一、情理共生的境界。从而彻底规范和确立了山水游记这一体制，人称柳宗元是山水游记的鼻祖实为不过也。
一
柳宗元为中国山水游记创建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这种美学规范是他将浓郁的真情实感注入行文之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从而把游记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能使山水与情感有机结合，并血浓于水，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人。
在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的生活当中，他的内心充满了忧郁和凄苦的愤慨，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被世人理解，反而遭到群小的诬陷，竟被贬谪远荒，身受磨难，虽有官职之名，却情同“狴牢”之实，授人以柄，动辄得咎。在这种煎熬的生活环境中，他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能“投迹山水中，放情咏《离骚》”，使自己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同时，他的身世遭遇和政治仕途的失意及恶劣环境的压抑，使他的个性及心理都发生了扭曲，时而乐，时而悲，始终处在强颜欢笑的尴尬境地。于是，他借游览山水加以解脱和排遣胸中的郁闷，在山水中寄托了自己的凄怆孤寂情怀，“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骚摩，伸展支体。与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与李翰林建书》）为此，他“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对所描绘事物皆倾注全部心血，观察仔细，体察详尽，记人状物，都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小丘、小石城山、小石潭、石渠、愚溪等无不染上作者的情感色彩，多有情感寄托。他把没有生命之物都写得盎然有趣，跃然纸上；物与人能心领神会，促膝交谈，互诉衷肠，物有人性，人性通过物来表现，不分彼此，毫无二致，以此超然于物外。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怪石“突怒偃蹇”、“争为奇状”，“若牛马”“饮于溪”，“若熊罴”“登于山”，把群石的多种姿态栩栩如生的展现于读者面前，把毫无生命力可言的嶙嶙怪石写得异彩纷呈、各具情状，清新俊美，如诗如画；得小丘后铲杂草伐恶木，“佳木立，美竹露，奇石显”，旧貌换新颜，一个全新的小丘跃然于目前。此时作者心情飞扬，举目四望，山势挺立，白云飘浮，鸟儿飞翔，清溪潺潺，野兽游荡，景景爽心，事事悦目，心旷神怡。于是乎“枕席而卧”，“清泠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小丘的奇形异状，万千姿态，灵性和生机，因作者浓浓的游兴顿生美色；小丘景物“与目谋”、“与耳谋”、“与心谋”作者欣然陶醉，无法自已。作者欣赏胜景，荣辱皆忘，超然世外，如此人间胜景，谁人不喜，哪个不爱！那就尽情的逍遥享受吧。然而它却是“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连“农夫渔夫”也“过而陋之”，这么美丽的胜景因所处荒僻之地而令人看不起，小丘的命运是多么不幸。而自己被贬远离京城的荒僻恶劣之地不正和小丘的命运相似吗？那优美的胜景却遭“连年不售”及廉价出售的际遇，不正是作者有远大抱负和理想，有雄伟大略、高洁品质而遭贬谪、失意落魄形象的写照吗？由此看来，作者写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不幸。作者从对小丘胜景之乐的巅峰，一下跃入“被弃”情绪的悲哀深谷。于是“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悲是“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王羲之：《兰亭集序》。小丘已有其主，自己何时才能被英主所识，为世所用，自己的命运竟不如一小丘啊！作者倾心于小丘景色，把无限深情灌注于小丘所有景物，使小丘之景均有了人的情感，作者的内心独白通过小丘流露而出，二者合二为一，真可谓达到了由景生情，情随景浓，情、景、物、人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作者借佳景被埋没不彰比喻自己徒有经帮济世之才却横遭贬逐，落魄蛮荒，失去了用武之地。作者正是借物写心、借物写情，抒发被弃之情、怨愤之气，真可谓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和谐统一”。郭预衡：《中国文学史》（2）。
在柳宗元的游记中，所有物景均是其性格的再现。他笔下的石如“熊罴”、“犬牙”，怪特异常，水是清洌寒冷，环境是“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表现的都是他那孤寂、凄清、幽怨的情调；他写美石、净水、游鱼、小丘等均表现了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人化自然。都是他内心的外化。他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因为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命运和喜乐悲哀，为此，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配宴游记》），在《石渠记》中，他刻意写石渠的“纡曲”：流向西南，“又折西行”，“北堕小潭”、“又北曲行纡余”。他笔下的小溪，往往围绕“曲”流、愚溪“合流屈曲”、友人新堂外之池“溶漾纡余”（《永州伟使君新堂记》），这里的“曲”与作者“九曲回肠”的扭曲心情相连，正是他“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流放生活的缩影，正是他坎坷人生的真实写照。曲曲折折、勇往直前是其本色，正是作者孤傲的品格，艰难的处境，抑郁的心情、顽强的抗争精神的再现，虽然作者没有直接将人与渠相连，但打动人心的到底是渠之“纡曲”还是人之“纡曲”，是渠之清幽，还是人之清幽呢？正是这种不即不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抒情写景，才构成了渠之自然美与人之性格的完美统一。在《袁家渴记》中，通过各种生机勃勃“间厕曲折”景物的描绘，同样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格调高昂，表现出傲然不屈、勇于抗争的品格。《愚溪诗序》中的丘、泉、沟、池、堂、亭、溪“咸以愚辱焉”。物“愚”是因人“愚”，那么人、物真“愚”吗？宁武子智而为愚，颜回睿而为愚，都不是真愚。而物如何有智，人又如何有类似物的智，写愚由人及物，写智由物及于人。最后写出自己的大智若愚，如此愚与智的对比，正是作者长期遭受压抑的愤激之词，也是作者愤懑之情的自我解嘲，均表现了作者不委曲求全的个性。《始得西山宴游记》“不与培偻为类”表达的同样是不与世俗者为伍的傲世情怀。所写景物清新明秀，环境优雅洁净，无不是大自然的原生态，但并无荒凉之意，均为楚楚动人、美不自胜。这种自然描写的净化特征来自于心灵的净化，表现的是作者卓然独立，不以世俗为累的品性。净化的自然与恶浊的社会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对净化自然的珍爱，对恶浊社会的憎恶，以此寄托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和愤激情绪。正是“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国君巢饵药书》）
二
柳宗元的游记散文不仅美在情浓，而且美在形式。单就景物描写而论，就极富开拓精神，同为写水写鱼，前人的描写，郦道元：“渌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美若承空”（《水经注》）。袁松山：“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宜都山川记》）。吴均：“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与宋思元书》）。沈全期：“朝日敛红烟，垂钓向绿川。人疑天上生，鱼似镜中悬”（《钓竿篇》）。王维：“涟漪涵白沙，素鲔如游空”（《纳凉》）。从写景顺序上看，上文均是先写水、后写鱼、先静后动。通过鱼游衬托水清。从人们的视角来看，这种写法是符合感官规律的，只是千篇一律，了无新奇。而柳宗元写水写鱼就令人耳目一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小石潭记》）。作者显然“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书》。。作者只写鱼游、日光、鱼影，而水清澈见底已历历目前；用“日光下澈”之“澈”字写日光直射潭底，潭水的情状触手可摸；“影布石上”是写日光照在鱼身上，水透明而鱼不透明，潭水便自然呈现出鱼的影子，鱼影随形，一忽儿“怡然不动”，一忽儿“俶尔远逝，往来翕忽”，极具诗情画意，写鱼、日、影都是为了衬托水清。同时，借日光鱼影，写出游鱼相戏之状、鱼水相得之乐。以鱼写水，则潭水粼粼映目，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含而不露。回观前人的写法并无此意境和鱼人相乐之趣，实属作者之独创。
与魏晋以来游记相比，柳宗元的游记描写更加细腻精巧，情景融合自然和谐，寄情深远上更进了一步，并有了突破性的提高。能把水的瞬间变化的状态形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描写水的姿态，有“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平布石上”的；有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的（《钴鉧潭记》）；有因地势、流速的差异，而“平者深黑，峻者沸白”的（《袁家渴记》）。写石的异状：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有“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的（《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千种变化，不一而足。写的更是生气勃勃，气象奔涌，“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蓊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真是威风凛凛、所向披靡，气势涤荡，不可一世。作者能把水、风等等瞬间变化的情态，细致入微的再现出来，把这些并无生命力的景物有动有静、有形有色、疾缓自如的历历在目，形象可感，刻画细致而不琐碎，令人叹为观止，可见文章大家风范。
这些细腻而传神的描写，与优美、精致、简劲的语言密不可分。作者用深厚的文字功力三言两语就能把自己对自然山水的独特感受表现的淋漓尽致，熠熠生辉。他用“黛蓄膏渟”写水的幽深静平（《游溪记》）；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写水的清澈浅平；用“曲行纡徐，睨若无穷”写水的流动曲折（《石渠记》）；用“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写水的轻快跃动，用“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写石之奇特怪异，形态可怖，如此等等。作者通过精微的观察用丰富多彩、错落有致的语言把山水景物写得神态跃动，气象万千，色彩斑斓。正如刘熙载所言：“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