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局谋篇上，作者善用避实就虚，虚实相生的对立法则，忽叙忽议，不拘一格，使行文变化无常，多姿多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从每日登临转入西山之行，经细刻精描之后转入登高远望，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自身感受结束，令读者在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神游山水，享受自然；而《小石潭记》以鱼在水中的怡然之乐与作者坐在岸上的凄清悄怆相映，以日照潭水的明丽与竹树环合的阴暗互衬，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比感；《游黄溪记》从大处着眼——永州的山水最善，从小处落笔——黄溪景致最美，后游览登临依次写来，有如从空间俯瞰，由远而近，由外而内，逐渐呈现，最后转到黄溪的美丽传说，戛然而止，始终让读者跟随作者放松心情，尽情欣赏，体会大自然的奥妙，《袁家渴记》开头写了三条路线上的十余处山水景致，并指出其中最美的有三处，即袁家渴、钴鉧潭与西山，这样，三景互相映衬，从而突出其奇异幽丽特色，令人对袁家渴产生强烈的兴趣。究竟袁家渴景致如何奇和幽，一下子调起了人们的胃口，令人有先睹为快之意，这样自然转入下文具体描绘，显得亲切自然。在记叙袁家渴幽丽的景致之后，又来了一个特写镜头，专写风来时的“纷红骇绿”、“冲涛旋濑”，由登临游览横生一种动态的奇异情状。总之，其结构布局，极具变化，万千姿态，异彩纷呈，显现出作者构文的独标立异，与众不同，此特征前人无用此者。这是作者的又一创新和发展。可见，柳宗元是一位勇于创新之人，他这种探索创新精神，正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革新社会的思想，这正是他一生求索的具体化。
总之，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所写之景，大多为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人所弃的自然山水，作者在描写过程中，常采用对比、拟人、排比、暗示、比喻、象征等手法，借所弃青山秀水表现自己的才华超群却不为所用，并被抛弃蛮荒的悲剧命运。对小石城山被冷落的惋惜和不平，对小丘不幸的同情等，都是“借题感慨”。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自喻自伤；在抒写中，作者能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相结合，在真实描摹自然景物的同时，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让读者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他用全副精力和才情去描绘千姿百态的自然景物，借以抚慰他那颗凄楚悲苦的心灵，从中获得些许凄美的怡悦。这些血浓于水的山水胜景，是那颗受摧残的心灵的再现，是一颗寂寥落寞心境的自然流露，同时，借对自然山水的传神写照表现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在深幽孤寂的环境中，以虚空的心神，与自然的耦合，表现了“凄神寒骨”之美。有效地扩大了游记的表达范围，这是柳宗元的一大贡献，这一贡献是前人无法企及的。
寓言故事独立一体
寓言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在诸子散文和历史故事中大量出现，特别是在诸子散文中，他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使自己讲得道理言浅意深，具有生动性和说服力，加工和创作了不少寓言故事。但是，这些寓言故事仅是政论文的论据，说明抽象事理的片断，只是其说理的附庸。来源有三：首先来源于对民间故事的加工再创造；其次是改变历史故事、赋予其寓意演变而来；第三是由神话移植而来，借助神话提供的思想材料进行重新创作而成。此时的寓言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文体，还仅仅是一种写文的工具和手段。并非完整的文学作品。而真正使寓言成为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成为文学样式的飞跃的，是唐代古文家柳宗元。
柳宗元的寓言彻底摆脱了附庸的地位，使其从政论文体中独立出来，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文坛中，给中国文坛增添了活力，注入了新生力量。这是柳宗元对中国文体的一大贡献。虽然寓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传，诸子散文中已大量运用，特别是庄子之文“寓言十九”，但他们都是在行文中引用而已，并非如同柳宗元那样，专事寓言文创作。专事寓言文创作的柳宗元可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第一人。经过柳宗元的努力，从而推动了寓言文的发展，将寓言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开创了中国寓言文创作的新局面。柳宗元的寓言散落在说、传、骚、吊赞、箴戒等文体类型中，大多以独立成篇出现，绝少散文附庸之作，这是柳宗元与前人寓言最明显的区别处。
柳宗元寓言内容也较宽泛，涉及到唐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日常现象、人生哲理无所不包，概括来讲，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揭露鞭挞唐王朝的丑恶现象。中唐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统治者贪得无厌，根本不考虑人民的死活。作者对他们的贪婪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喊出了平民百姓的呼声。对贪得无厌之徒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最具典型的是《蝜蝂传》：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这则寓言以一小虫贪负重物且好上高以至坠地而死的愚蠢形象发论，形象越生动，讽刺力越强。此文辛辣的讽刺了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的贪官污吏，是对这类人为争名而死、取利而亡的绝妙写照。全文先勾勒蝜蝂的形象，可笑举动，接着发议论，力透纸背。著名的《三戒》借麋、驴、鼠的故事写了三件令人引以为戒的事情。其中《永某氏之鼠》写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为得意忘形、没有自知之明者敲响了警钟，既讽刺了永州某氏的纵恶逞凶，又批判了兴风作浪一时的阴类恶物，直指当时社会上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僚及其奴才、小人嘴脸；《临江之麋》“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也”，终于为犬所食，到死都没明白死因的悲剧描写，感叹对敌缺乏警惕的危险之举，讽刺恃宠而骄、依势放纵的奴才小人；《黔之驴》的故事更为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那些庞然大物，虚张声势，因不学无术，并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只是外强中干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三则经典寓言故事，给人们揭示了一种人生哲理，在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意义十分广泛深刻，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和回味。
二、指斥弊政的凶险以及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不是励精图治，而是对民实行苛捐杂税，以敛取钱财，广大的人民根本无法承受，不堪重负，大量的百姓逃离家园，躲进边远山区，苟且偷生。如《捕蛇者说》就是明证：《捕蛇者说》借用蒋氏祖孙三代以捕蛇为生、躲避沉重的赋税的故事，抨击中唐弊政，蒋氏之遭遇可能真有其事，也可能是作者所杜撰，捕蛇这一危险的职业竟然优于交赋税，可以想见，赋税有多么狠毒。既然祖、父辈皆死于捕蛇，那么蒋氏为什么还要从事这一职业乐此不疲呢？原来捕蛇虽然危险，但与种地交赋税相比要好得多，蒋氏曰：
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深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來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臥。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煕熙而乐，岂若吾相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蒋氏的这段独白是对苛捐杂税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全文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书写，，细致、灵巧的安排了一个逼真的对话场景，让捕蛇者自述身世和经历，字里行间表明了深刻的道理，这种写法比单纯的议论或叙述深刻得多，高明得多，可以看出作者写此文的匠心独运。需要说明的是，“说”这种文体，表面看是议论文，实际上作者是先叙述，后议论，并且揭示道理，叙述的事件是道理的基础，道理是叙述的结果，是叙述的升华，是点睛之笔，这是明显的寓言格局。象这种体式还有很多，如《罴说》、《鶻说》、《观八骏图说》等。
柳宗元的寓言还包括骚，如《乞巧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诉螭文》等等。这些骚体文是表面的，有人说是杂文。实际是柳宗元寓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严格看来，更为生动形象。这些小短文极具艺术力量和震慑力。同属艺术精品。《乞巧文》是通过乞巧表达自己的愚钝，不能随遇而安，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与同类同流合污，为此自己太笨拙，希求织女星施巧于己，使自己学得乖巧点，其实这是巧借形似之物，抨击自己的政敌和现实的不公的；《骂尸虫文》、《宥蝮蛇文》、《诉螭文》是借动物的阴险邪恶来比喻奸诈恶毒的小人，批判他们害人的可恶用心，如尸虫潜伏人体中，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残害无辜生灵，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作者高呼要彻底消灭这种寄生虫，铲除如尸虫一样的小人，正直贤士才有用武之地，螭龙深潜水中，暗害哪些游泳者，通过吸人膏血，养肥自己，残害百姓，通过打小报告，伤害无辜，这实际比喻那些暗箭伤人的丑恶行径，是对“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丑恶勾当的指斥批判，语言辛辣，痛快淋漓。
柳宗元寓言内容深刻，艺术性很强，篇篇都是精品，就艺术性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柳宗元的寓言都具有故事性强，短小精悍的特点。柳宗元的寓言都有较为生动曲折的故事性，作者都能巧编故事，千百年来形成人人皆知的情节，都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有的是动物的拟人面目，有的是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片断，有的从历史故事中汲取营养，但不管哪一方面，都能紧扣现实生活，经作者艺术加工而成。这些寓言故事情节简短，不求完整，但反映现实事物的本质是深刻的，内涵是丰富的，从侧面揭示其典型性。如《三戒》中《黔之驴》先写两个形象，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描绘，表现了驴的“大鸣”、“蹄之”的穷技，老虎观察驴的情形，故事性在这两个形象的行为中逐渐形成，《捕蛇者说》的故事性更为生动，《乞巧文》中通过人物活动展示作者的思想内涵，彰显出人物某一方面的鲜明性格特征，通过故事告诉人们褒贬之意。
二、柳宗元的寓言大多都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虽短，但三两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特征，如《三戒》中的麋、鼠、驴、虎都是人性化的动物。《蝜蝂传》中的小虫，《捕蛇者说》中的蒋氏都有较为细致的刻画，用笔也较为精到。令人憎厌的尸虫，令人痛切入骨的螭龙都形象得体，让人回味。特别是驴、虎这两个形象更是对比鲜明，驴是庞然大物，却无多大本领，老虎虽小但是机智勇敢，，从虎的视觉描写驴的形状，着重渲染老虎的行动和心情，写老虎仅简洁几笔的勾勒，却描绘得极为生动、具体和逼真，老虎认识驴是从生疏、奇异而敬畏，开始害怕，小心谨慎的观察接近驴，表现了老虎的机敏性格，说明庞然大物的驴确实迷惑了不知底细的虎。老虎由习其声，“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其怒”“蹄之”，驴的全部本领都使出来了，“虎因喜，计之约：‘技止此耳’！”老虎由感性认识到彻底了解了驴的底细，由言行到心理变化，描写得十分细腻，老虎对驴的考察、认识过程写得具体、真实、生动、形象，两个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此类形象在柳宗元的寓言中俯拾皆是。
三、善于运用对话，对比、比喻、拟人等表现手法。在柳宗元的寓言故事中，常常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得益于对话的运用，如《捕蛇者说》中作者与蒋氏的对话，告诉读者事件的真实性，如在目前。作者注重第二人称的运用，如《骂尸虫文》中，作者用了第二人称，同样具有面对面的现场意味：驴子与老虎的愚笨与机敏、庞大与小巧等的对比，永某氏之鼠前后主人行为的对比，《罴说》中猎人前后的对比，都使事物变化增添了是非判断力。驴、虎的拟人、尸虫的拟人，三戒中的比喻都增强了形象性。总的说来，这些形象都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进行塑造和概括的。动物的人格化等手法，不仅给人以强烈真实的感受，同时也便于人们领会寓意。
总之，柳宗元从先秦寓言汲取营养，并有自己独到的创新，不仅内容广泛，思想深邃，千古传扬，而且能给人深刻的启迪。特别是他的故事的叙述方式与人物性格、行动、语言等方面的描写，对后代影响深远，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