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向导掉下去了。”一个夏尔巴用藏语对三四个穿着香蕉黄色羽绒服的藏族向导们说。他是特意冲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的。
夏尔巴人的母语是藏语，他们的发音是定日口音，所以他们和藏族向导可以自如地用藏语沟通。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生活在珠峰南麓的夏尔巴和北麓的定日、聂拉木等地的藏族是一个族群，他们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近。解放后，划分中尼边界时，一部分领土划归尼泊尔王国，于是夏尔巴的族群就分布于两个国家，现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夏尔巴人口有1200多人，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尼边境樟木口岸的立新公社（包括雪布岗）和定结县的陈塘区。
“怎么知道是我们的向导？”思路敏捷的丹增首先问到。他刚带着客户（一位62岁的法国人）下撤到此，一天前他们登顶了珠峰。正巧和上来接应登顶下撤时冻伤的“无腿人”（双腿是假肢）马克的两位向导——小扎西次仁和大平措迎面相遇。他们所站的高度是海拔7350米。
“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背着和你一样的包，肯定是和你们一起的藏族向导。”夏尔巴边回答，边拍着丹增的羽绒服和背包。
“他现在人呢？”丹增追问道。
“肯定死了，他往东绒布冰川掉下去的，没戏了。”夏尔巴有些遗憾地摊开双手说道。这位夏尔巴兄弟所说的一幕就发生在5分钟前。
5分钟前，在大约海拔7600米的地方，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被厚厚的黄色羽绒服包裹着，从上方的云雾中踉踉跄跄往下走，在一个大陡坡顶端，止住了脚步原地坐下，看得出他非常疲惫。
从他被紫外线轻微灼伤的焦黑皮肤和干燥得已经开裂、往外渗血的嘴唇判断，他在海拔8000米以上停留的时间不短。身子坐稳后，他先将与安全带相连的保护铁锁打开，立刻扣进了路绳，又侧身将冰镐插进大腿边的硬雪中，然后才开始取下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根能量棒。从这一系列熟练的动作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登山者，而他身上的黄色ozark羽绒服，几乎已经成了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符号。
这位藏族小伙子刚准备拨开能量棒的塑料包装，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串脚步声。一个大块头老外即将下撤到他所在的位置，为了能让对方顺畅通过，他必须让开全部通道。于是，他边准备起身边打开之前挂在路绳上的保护铁锁。
不料，他的整个身体却头朝下栽了过去，并且立刻开始快速下移。他下意识地伸手去勾路绳，却只擦到一点儿边，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他的身体像是从陡坡上冲下来的一辆刹车失灵的轿车。他清醒地感觉到自己身下是光滑的硬雪路面，这让他的速度瞬间提高到接近30迈，在视线余光中，身旁的景物已经连成了一片，他的脸颊被飞溅起的雪粒打得生疼。
接着，他开始减速，身下开始变得粗糙，他意识到自己进入了碎石坡路段，“蹦”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后，他的身体在逐渐减缓的运行中停住。
他睁开眼睛，看见灰白的云层里挤出一线浅蓝色的天空，此时，一只黑乌鸦正好从上空飞过，“吧唧”，一坨温润柔软的鸟粪击中他的额头。
他突然乐了——自己还活着！
这个中了鸦屎运的“幸运儿”叫洛琼，22岁的他三年前从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二批学生中毕业，进入圣山探险公司工作。在担任向导时，他登顶了人生中的第一座8000米山峰——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后来他又被派到美国领队组织的一支珠峰国际登山队担任向导，十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带自己的两位客户登顶成功，三人在峰顶还拥抱并合了影。
第一次上珠峰，他就登顶了，这其实是一种冒险。如果在海拔8750米的第二台阶，他坚持要求下撤的话，这支队伍的登顶名额就会减少两个。
在喜马拉雅的高海拔攀登中，一个客户配多个向导是常有的事，但一位向导照顾两个客户（而且要登顶），实在不合理。可以想象，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至顶峰，光氧气瓶，一个向导就要承担至少4瓶（客户除了自己背负1瓶外，每人还有一瓶预留的由向导背负，外加向导自己的两瓶氧气）累计14公斤，另外多多少少还要负担水和食品，有时还要把客户的相机背上去。要知道在8000米以上，攀登者装包之前连一片纸也要掂量掂量。
而作出这个看似荒唐安排的总指挥居然是一位并不缺乏经验的美国领队——丹纽。丹纽是个怪人，他的商业攀登方式在登山圈中颇有争议，而他的同行曾山（Jon Otto）则将他比喻为一只温柔的熊。
曾山更像是个长着西方人面孔的中国人，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却迷上了中国的山峰。他到中国留学，在北京学会了汉语，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之后又定居成都，在那里和一位中国登山者合伙办了家探险公司，后来又娶了一位温柔甜美的四川姑娘为妻，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四川女婿。
曾山在美国结识了丹纽，后者本来是一位人类学在读博士，带着课题飞了半个地球，从现代化大都市钻进了喜马拉雅南麓山区腹地。在那里，他莫名其妙地加入了一支苏联的珠峰登山队，后来居然从南坡成功登顶。这个戏剧化的经历让他调转了人生方向，他放下做学问的纸和笔，开始手握冰镐、腰系绳锁，摇身一变成了喜马拉雅登山者，而且居然成功登顶了七八座8000米级高峰。他的攀登经历为他组织高海拔商业登山队赚得了资本，客户看重他的背景，大都愿意相信他。于是，他去请“中国通”曾山老兄帮助他摆平对他来说陌生而繁琐的西藏进山手续。曾山动用自己的人脉找到了尼玛次仁，最终帮丹纽牵线聘到了西藏的高山向导。
起初高海拔商业登山在国内的登山者圈子里还不成气候。但到了2003年，包括企业家王石在内的一支中国业余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的事件极大鼓舞了国人的登山热情。不过，对于急需在商业登山领域培养高山服务人员、解决生存问题的尼玛次仁来说，寥寥无几的国内队伍实属杯水车薪。于是，他只好把学生们分配给更为活跃的国外商业队。但因为语言、文化、经济以及经验的差异，年青的向导和协作们出了很多苦力，却未必能让那些西方人满意。
丹纽的运作方式仍然让这些已多次和外国队合作的藏族向导感到新鲜。首先，他的商业收费方式十分灵活，客户不用统一交公共装备、高山食品、向导协作等的费用，而是拆分成可供选择的服务菜单，可以要求提供，也可以自己准备，这种模式很像廉价航空公司，食品、行李、好座位都可以选择要或不要，以节省客户的开支。其次，他没有严谨的攀登计划，完全凭天气和客户的身体状况。这看上去十分随意，甚至有些散漫，但对于有能力的独立攀登者来说，领队宽松的管理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自主攀登的乐趣。不过对于那些依赖感很强的人，领队不发指令，则会让他们在犹豫中惶惶不安。所以，加入丹纽队伍的多是些偏好这种“民主攀登”口味的老资格登山者。
这次，两位瑞士登山者为了节约开支合用一位向导的要求毫无悬念地得到了“温柔的熊”的应允，他把身形瘦小的洛琼派给了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区，洛琼的这种体型是高山活动能力强和耐力好的代表，大块头会因自重大而消耗更多的体能。
两个瑞士登山者人的确很自立，他们在高海拔自己做饭、自己烧水，个人装备也尽量做到自己运输，所以洛琼身肩两个客户向导的重任似乎也还能承受得住。
海拔8300米突击营地，冲顶前夜。洛琼再次检查装备，他突然发现自己事先运输到此的两瓶冲顶用氧气中，有一瓶几乎已经空了。他在营地问了几圈都没再能找到一瓶充满的氧气。他分析，自己事先储存的氧气可能是被下撤至此的人提前吸了，或者掉包了。8000米禁区不是海平面，这个高度，退化的不仅是人的智商，道德标准也要发生调整，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做出的自私举动，在这个高度很难做简单的道德谴责和法律追究。
一瓶氧气能从现在支撑他直到登顶下撤吗？一瓶氧气只能使用8小时，而登顶需要将近24小时，毫无疑问很难。洛则侧身躺在睡袋里，期待着出发时间早点到来，他小心拧松那瓶剩了不足1/4的氧气瓶，把流量开到0.5的最小档位，吸了一会，觉得身体还不算冷，马上又关紧，这样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出发，几乎一分钟都没睡。
出发时，他放弃了那个空氧气瓶，换上唯一充满的一瓶，把流量调到1档，让它尽可能工作时间长一点。他又装上了2瓶新氧气，这是给两个客户的。
海拔8700米的第二台阶又是一条“人龙”，珠峰的这条通向世界之巅的“高速公路”已经在日益升温的喜马拉雅探险热中变得越来越像国际大都市的商业街。一家西方报纸曾说：“珠穆朗玛峰已经陷入了世界各国登山者的重重包围之中。”因此，第二台阶这个高海拔登山的难点地段就成了“堵车”路段。人们排着长队，有时要原地等待一两个小时才能轮上一次攀登的机会，所以这也是发生冻伤概率最高的地方。
洛琼在漫长的等待中感觉自己像一辆快要没油的汽车，前方却很难再找到加油站。此时，风雪交加，他冷得瑟瑟发抖，手指也开始了阵阵的疼痛，但带来这样感觉的身体又仿佛不是自己的。他很担心，找了脚边一块石头，使劲往指尖上砸。
总算通过了第二台阶，他趁客户停下来喘气的空隙，取下手套，指尖已经变成了紫灰色。
“我的手指冻伤了，我们下撤吧。”年轻的洛琼希望能争得客户同情。
“前面就是顶峰，我们这就要到了。”顶峰近在咫尺，对于客户来说为了别人的手指而“放弃登顶”，不是他们的义务。
洛琼不再坚持为了保住手指而下撤的请求，当然他也没有对客户的回答产生反感，相反他能理解他们。
三个人都登顶成功。洛琼的氧气瓶已经空了。把客户护送回8300米后，他遇到了向导罗布占堆。
“哥，我的手指冻伤了。”洛琼直截了当告诉罗布占堆。
“你赶快撤，客户我帮你带下去。”罗布占堆果断地说。
“快看，他站起来了，他没死！”丹增、小扎西次仁和大平措死盯着夏尔巴所说的藏族向导掉下去的那个方向，突然间，他们瞪圆了眼睛。
只见一个人影摇摇晃晃站起身来，正是刚刚滑坠了大约300米的洛琼。
“他没死，他没死，他没死。”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说着，然后从别人的结论中确信眼前出现的不是幻觉。
“罗塞尔，我们的一位向导滑坠受伤了，我们能不能先去救他？”小扎西次仁拿起对讲机呼叫罗塞尔。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能走吗？”
“可以走，但流了很多血。”
“好的，让大平措留下来救他，你去接应马克。”罗塞尔快速做出判断后下令。
距离并不远，于是小扎西次仁先和大平措一起快速向洛琼走去。而丹增因为带着虚弱的老年客户，不得不先行下撤。
他们来到洛琼跟前时，首先被他满头鲜血刺激得手忙脚乱。大平措急中生智，脱下自己贴身穿的白色T恤包裹住洛琼头部的伤口，白色面料瞬间沁成了粉红色，简单的包扎似乎已经止住血了。
大平措一个人把洛琼护送到了6500米营地。队医给洛琼清理了伤口周边的淤血，大平措一连倒了两大盆血水。罗塞尔亲自上阵，给洛琼缝合了至少三处伤口。
罗塞尔轻轻地拍了两下洛琼的肩膀，洛琼从他微笑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位行业前辈的赞许和鼓励。
虽然捡了一条命，但洛琼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滑坠之前冻伤了手指，他立刻摘下手套让罗塞尔诊断。罗塞尔握着他的手掌拉到眼前转着方向看了又看，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不用截肢。
这个消息让生性乐观的洛琼立刻放松下来。当天晚上，他没有回丹纽的营地，而是被他的藏族兄弟们留在了罗塞尔的帐篷里，小伙子们轮流值班，观察他的身体状况。洛琼太累了，他在温暖的关照中睡得特别香。
一个月后，洛琼再次出现在西藏登山学校的校园里，他出院了。那天，同班的第二批毕业生都在，他们把瘦小的洛琼团团围住，抱头哭了起来。冻伤的手指没能保住，洛琼还是截肢了。
从海拔6500米下到大本营的第一时间，他被送回了拉萨，进入西藏解放军总院接受治疗。手术那天他一直在哭，没有声音，只有眼泪默默顺着脸颊流下来。
手术后，丹增去病房看望这位刚经历了截肢痛苦的好兄弟。洛琼看到丹增，举起缠着白色纱布的手，话没有出口，眼泪先涌出来了。丹增却一脸坏笑地先开了口：“拉萨的火车已经通了，济公活佛马上过来。到时侯不光你的手指头可以接上，我的这些痘痘也有办法了。”他指着自己脸上的青春痘说。说完，病房里笑声响成一片。
截肢后的洛琼后来又三次带客户攀登过上珠峰，都全部成功登顶，虽然每次上到8000米以上，他都会感到手指异样不适，但他都尽量忍受住了。
他第一次登顶时和客户拥抱的合影至今没有看到，因为他和那几位瑞士登山者再没见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