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队长，你说话方便吗？”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总指挥李致新在珠峰大本营与位于6500米前进营地的奥运圣火登山队队长王勇峰通话。
挂了李致新电话，王勇峰召集了两位副队长——尼玛次仁和罗申在指挥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接着又把会议结果通报给总指挥李致新。对于王勇峰来说这是他登山20多年来压力最大的一次，他已经连续11天没有过像样的睡眠了，每到晚上睡觉时就开始东想西想。
“校长，你呼噜声音稍微小一点啊。”听着身旁尼玛次仁均匀的鼻息声，王队长有些羡慕这个藏族兄弟临危不惧、泰然处之的状态，他觉得这或许和民族文化有关。
事实上，在进山前尼玛次仁也失眠了。
将珠峰视为神山并非只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信仰，而是全世界爱山、尊重自然、珍视和谐生态的人们所达成共识的理念。正如王石在他的“灵魂三部曲”之三《灵魂的阶梯》的前言中所述：斯马茨在南非的崇山峻岭中长大，对登山运动有发自肺腑的热爱。他说，“对于人类，高山不仅仅有外在的雄伟，它还是耸立的灵魂阶梯，是宗教的源头。”
喜马拉雅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家园，珠峰对于他们不仅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更是千百年来藏地历史的见证。现在，一颗来自地中海边的火种，绵延万里，将要经众人之手在珠峰女神的头顶上传递，同时还有数十亿人从世界各地观看，这无疑是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
“我们是不是太张扬了？”好多个夜晚，尼玛次仁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数十年来也见闻了一些是是非非。作为体育人，他不可能不期盼奥运会这样的现代体育盛事；作为西藏的孩子，他更加清楚蕴涵“公平、团结、友谊”的奥林匹克精神正是这里需要的。2008年，尼玛次仁走过人生的第四十一个年头，青葱岁月已经化作了雪域高原上的茫茫旷野。是体育运动让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也是运动让那些原本注定一世困守山村的孩子们走到拉萨，成为了他的学生。他还记得十年前那一张张稚嫩却又不羁的面孔，那些浑身土气、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为了行走在高山之巅的男人，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他人，守护这座神山。每当想起这些，尼玛次仁总会忍住心头涌起的一阵激动，只是轻轻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面朝窗外望着点点星光。但是世界还欠他们一次机会，一次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让人关注的机会。“现在，也许时候到了。”他闭上眼对自己说。
“因为北京奥运会，我们西藏能跟奥运结缘，这样的机会百年难遇，以后恐怕也少有。我们从事登山的人最能代表生活在高海拔的藏族人的体质特征和优秀品质，这次火炬珠峰传递的历史使命落在我们肩上，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象征着世界和平的圣火送上珠峰！大家要把它看成是一次在珠峰上祈祷世界和平的特殊的机会。”从拉萨出征之前，尼玛次仁向参加本次火炬珠峰传递的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80多位学生做了动员，说完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罗布占堆，这次登顶队员名单里肯定有你。”
“你怎么知道？”
“今天尼玛老师只叫了你一个人去学习使用火种灯，所以我想你肯定是珠峰顶上点火种灯的。”
“我要是点火种灯的，那你就是火炬手，嘿嘿，我就不可能举火炬了。”罗布占堆和小扎西次仁躺在帐篷里时又在讨论谁是火炬手，这已经成了他们进山一个多月来每晚都会说到的话题。
罗布占堆白天被叫进球形指挥帐时很多攀登队员都在场，但尼玛老师只点名叫了他一个人，让他跟着专程从北京赶到珠峰大本营的火种灯研发人员学习如何添加燃料、点火，如何用引火棒将火种从灯中取出等一系列操作。
“罗布占堆，你要认真学会每一步操作，不能出现失误啊。”尼玛老师语气特别郑重，这让罗布占堆感觉到自己应该就是点火种灯的登顶队员。
事实上，选拔出的50多名攀登队员中，谁会出现在最终的登顶名单中，这是连火炬手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直到5月6日上午，2008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队员名单才正式公布。
“罗布占堆、大普布顿珠、小扎西次仁，你们三个明天开始将一路护送火种灯直到登顶。这火种采自希腊雅典，很神圣，登顶当天中央电视台要进行现场直播，到时从火种灯里取火点燃珠峰奥运火炬，所以你们一定要把火种看好了，千万不能熄灭，要是灭了，我们大家上去也是白上。你们三个一人负责背一个，罗布占堆是第一负责人，如果他的火种灯出了问题，就由大普布顿珠和小扎西次仁的替补上，明白了吧。任务艰巨，小伙子们好好干！”
5月4日傍晚7点过后，当负责公安边防的珠峰火炬传递副总指挥欧落布琼率队将高原火种灯护送到前进营地时，王勇峰队长召集了三名攀登队员部署了护送珠峰火种灯到顶峰的任务。
5日上午10：30，在前进营地，主持人宣布举行火种交接。
“尊敬的王队长，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珠峰火种已经顺利圆满安全地抵达前进营地，现在我正式移交给国家登山队，祝你们登顶成功！”随后副总指挥欧落布琼将手中燃着明亮火苗的高原火种灯移交到王勇峰队长手中。
“谢谢布总，我们登山队全体队员一定圆满完成全国人民、领导、组织和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王队长接过高原火种灯后郑重宣誓。
“谢谢，祝你们圆满成功。”欧落布琼声音洪亮地说。
主持人当场宣布：“高原火种灯和珠峰火种灯进行引火。”
罗布占堆在队友的协助下，打开透明灯罩，用引火棒靠近火苗的外焰，引火棒立刻喷射出橙红色的火苗，这是为了能在冰雪环境下清晰地呈现出火苗，在燃料中加了色素的原因。罗布占堆将点燃的引火棒在空中缓慢地环绕了三圈，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标准操作，目的同样是为了让人有足够的时间看清圣火明亮饱满的橙红色火焰。随后，他旋开已经装好固体碳柱燃料的珠峰火种灯底盖，将引火棒靠近打开的底部，火种灯内的黑色燃料呈现出红色，火种引火成功。
为了让圣火能在珠峰低温、低压、大风环境和高强光的背景下实现“点得着，吹不灭，看得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从2006年起就组建了强大的研发队伍，仅研发、实验、调试费用就投入了数千万元。研发过程中，模拟环境从温度、气压、风速、含氧量、降水量、背景光等各方面，都远比珠峰顶上的实际条件更加苛刻。“从技术角度讲，哪怕珠峰再长高200米，火炬燃烧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设计人员高炳欣在揭秘珠峰火种灯时说。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火种。”罗布占堆、大普布顿珠和小扎西次仁作出坚定的承诺，随后他们背着点燃的火种灯、固体碳柱燃料和各自的高山装备立刻向7028米营地进发。按计划他们将在5月8日登顶珠峰，并点燃火炬，随后还要将火种安全地带回大本营，继续传递到下一站。为了确保火种不灭，他们需要定时更换燃料，按设计人员的说法，携带珠峰火种灯的登山队员每8小时添加一次燃料就可以了，但队员们还是担心珠峰的大风和低温会加快燃料的燃烧速度。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每4小时更换一次燃料，为此还专门上了闹钟。因为珠峰火种灯需要露天放置，行军时固定在背包的外侧，所以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手伸到后面，看看火种灯的外壁是否温热。到了营地，他们把火种灯放在内帐与外帐之间的“门厅”空地上，轮流睡4小时起来换一次燃料。那灯仿佛已经不再是个物件，而是像被三个高山“奶爸”悉心呵护的初生婴儿。在他们的高山向导生涯中，珠峰火种灯是一名特殊的客户，心无旁骛地保护着火种却让原有的压力不知不觉消散了。
“现在是5月3号凌晨4：00，咱们早饭后就出发，今天的任务是从这里（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上到7790米营地，把之前运到那里的40个氧气瓶和2100米修路绳运到8300米突击营地，然后当天撤回到6500米，兄弟们听清楚了吧？”
旺青（西藏登山学校第一批学生）等19名高山协作（都来自西藏登山学校）负责珠峰火炬传递冲顶前的最后一次运输工作。19人在高海拔运输中全部是无氧攀登，他们早出晚归，高强度负重，只有巧克力作路餐补给。背氧气瓶是为了别人能成功登顶，背修路绳还是为了能让修路队给登顶的队员铺架好通往顶峰的道路。他们自己没有吸氧保障，没有登顶机会，在奥运圣火珠峰传递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5月3号晚23：00之前，19名高山协作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后撤回到前进营地。原本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然而他们中却有三人因雪镜起雾，摘眼镜行军而患上了雪盲，此时眼珠正如被无数根针戳刺，疼痛难忍。所幸这样的疼痛将在48小时内逐渐消退。
“气象部门压力很大，他们说三四级风对人可能没多大影响，但八级风就会有风险，他们建议还是往后推一天。”
“好吧。”王队长接到大本营指挥部李致新打来的电话，随后他让原本准备于5月4日出发的高海拔修路队推迟到第二天一早出发。
修路，尤其是修通从8300米至顶峰的攀登路线是火炬传递成败的关键。这其中有三大风险令指挥者担忧：第一，这是这支来自西藏登山学校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团队第一次独立修路，此前他们中的个别人虽参加过珠峰或其他8000米级山峰的修路工作，但均是与外国队员合作完成的。第二，坏天气增大修路难度，从海拔6400至8300米的路线在4月底就已经打通，登顶的路线打通时间越早，火炬队冲顶越居主动。然而老天爷一直不给力，直至5月5日天气才转好，这就意味着5月7日当天修路队必须打通登顶道路，为5月8号登顶做万无一失的保障。第三，时间紧迫，两支队伍的登顶日期只相差一天，没有失败的余地，一旦7号没能如期打通路线，整个后续部队就会遇到很大麻烦。整个队伍在山上对于物资的消耗量非常大，每拖后一天，运输队就多了一分要连续疲劳作战补给物资的可能，同时还很可能错失好天气，如果这样的话，实施攻顶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我们的火炬能否成功登上珠峰，百分之五十要靠你们修路组，所以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5月3日，攀登队长王勇峰在给修路组的11位藏族小伙子开动员会时坦言。
“路线一打通意味着火炬队马上就会跟上来，所以这是最后的关头，大家一定要进入战时状态，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知道吗？边巴扎西你是修路队的第一责任人，成功不成功就看你的了。”攀登队副队长尼玛次仁给他的修路团队下达了死命令。
不过，这支年轻队伍的实力并不令人担忧。修路队长边巴扎西有过数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经历，实力很强，另一位队长开尊经验丰富，其他人也不容小视。早在2006年，他们中的丹增、小扎西平措还有此次担任火种灯传递的小扎西次仁就被罗塞尔编进了一支以夏尔巴为主的修路组。
那还是2006年4月30日凌晨4：30，修路组从海拔7900米的营地出发，当时风从西边吹来，对于传统路线的攀登并不构成阻力，算是好天气。他们每人背两瓶氧气和400米路绳，上到8300米时，天刚蒙蒙亮（不能太早出发，主要考虑要在天亮的情况下修路）。下午17：00时，他们报告“我们已经打通了顶峰的通道。”
“哈哈，用不用给你们送茶上来？”罗塞尔听到消息非常兴奋。当天还不到23：00，修路队已经从顶峰撤回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
“神速啊！他们太牛了！”修路组的表现震惊了营地里的各国登山队。他们的确成绩惊人，同时创下两项世界纪录：日期最早登顶珠峰的纪录（此前还没有过早于5月登顶珠峰的）和珠峰同等路程最快的世界纪录（修路组从顶峰一路下撤至6500米的前进营，一共用了五个半小时）。之后，在5月初，他们作为向导带客户登顶时，又创下了在一个珠峰季内两次登顶的纪录。那是一次完美的配合，但也有人为此指责罗塞尔为了创纪录而不顾及这些向导们的安危。
队伍中的后起之秀、修路先锋其美扎西（1987年出生）和多吉次仁（1984年出生）体能过人，攀登速度极快。他们主修从第一台阶到第二台阶之间的“蘑菇石”（海拔8500米左右）路段。去年的路线被积雪掩盖，看不出标记，他们需要重新建立固定点。在海拔8300至8500米之间，他们借助岩石锥、雪锥、扁带，做了10多个保护站，每个保护站完成后都要反复地检查，觉得牢靠了，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修路队5月7号凌晨两点多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清晨七点左右上至第二台阶，继续修通后面的路直至顶峰。上到第二台阶时，天依然没亮，修路队只能在黑暗中靠头灯照路。以往在第一台阶与第二台阶之间每100米架设一个保护站，因为火炬队人多，队伍壮大，出于安全考虑，修路队将保护站之间的距离缩短至50米或80米。上午10：50，边巴扎西通过对讲机呼叫指挥部：“打通顶峰了！成功了！”丹增对着高山摄像小扎西平措手中的摄像机一字一句地说：“祖国人民放心，我们已经修通了从8300米到顶峰的路线，2008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指日可待！”
在修路队打通顶峰路线时，火炬队正从7790米营地出发开始向8300米的突击营地攀登。修路队将于当天从顶峰撤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下撤途中，其美扎西一眼就认出了攀登队伍中的尼玛校长，他随团队顺利完成任务的自豪感还在持续升温，此时看到校长更是开心，可当靠近时他又害羞地低下头加快步速。尼玛校长对刚刚从自己身旁风一般闪过的学生并没觉察，他也沉浸在这支队伍干净果断地完成任务所带来的喜悦中。
“山上的兄弟们，珠峰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随着大本营总指挥李致新用对讲机发出的叫醒服务，一曲女中音独唱随之萦绕，在优美的旋律中李致新还情不自禁地摆动了几下并不苗条的身体。此时是2008年5月8日凌晨一点整，是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最后冲刺，九个小时内，奥运圣火是否能在世界之巅做出庄严的承诺即将见分晓。
凌晨1：45，“火炬队队员已经出发，Over。”
“好，祝你们成功，期待你们的凯旋！”
“嗦，嗦嗦嗦嗦嗦嗦……”大本营东坡高地上桑烟缭绕，在点燃的柏枝和青稞边，汉藏工作人员一起肩抱着肩围成圈。他们在为火炬队员的顺利登顶祈福，这个被称之为“煨桑”的仪式，发出的“嗦，嗦嗦嗦嗦嗦”的喊声意思是：“战神保佑。”
此时，营地里响起了绒布寺僧人们深沉的诵经声，他们以此为即将站在珠峰女神身上的和平使者们祈福。
“谈谈你此次登山的感受。”瘦高个旺堆蹲在碎石滩上，面对镜头把采访机伸给了一头四肢跪地的牦牛。旺堆的幽默感是天生的，他随时可以就地取材抖出包袱，爱搞笑其实是生性欢乐的藏族人的普遍特点。
“不会吧？”
“怎么了？”
“电池连接线断了！”
“啊！怎么会？你没开玩笑吧？”
“这时候哪敢开玩笑，线被冻脆了，一不小心就断了。”
“线断了可怎么拍？”
2008年5月8日，在海拔8700米的第二台阶，高山摄影师旺堆被安排在第一机位，当他从背包里取出连接高清摄像机与电池的连接线时，被冻硬了的电线异常脆弱，瞬间断成了两截。他立刻把突发故障告诉给阿旺罗布，如果连接电池和摄像机的线都出现相同的问题，珠峰火炬传递的现场直播就将泡汤。
为了实现这次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特地从西藏登山学校聘请了15人，专门在北京对他们进行了摄像培训。摄影师由阿旺罗布、扎西次仁、旺堆担任，而阿旺次仁、阿旺占堆、桑珠、小普布顿珠、次仁旦塔五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三部对讲机，还有几十根用胶布做上记号的各种连接线、微波发射器、砖头尺寸的电池，每人的负重比火炬队员多了差不多七公斤。
拍摄画面要通过微波同步传给大本营，才能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现场直播不同于拍电影，演砸了可以重来，每个镜头都在瞬间消逝，如果捕捉不到就无法补救，大家紧张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根据珠峰气象部门给出的信息，此时顶峰的风速为14米/秒，气温零下26度。之前，中央电视台的技术人员对所有设备都进行了低温环境下的测试，唯独这根连接摄像机与电池的数据线被忽视了。
“着急也没用，现在和大本营说，他们也帮不上忙，我们只能自己解决。”
“把线先放在羽绒服里捂暖了，再拿出来用，看看能不能行。”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旺堆取出了一根备用电线试过后发现奏效，阿旺罗布于是通知了其他队员，一定要注意给电线先加温再使用。当他们把顶峰圣火传递的画面传回大本营时，簇拥在转播车里日夜奋战的电视工作者们激动得喜极而泣。
“哎呦！”
“没事吧姐姐？”
“没事。”
“姐姐你一定要集中精力，万一从这（指海拔8700米）滑下去，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次仁旦塔陪着姐姐次仁旺姆从顶峰下撤，后者因为体力透支在从顶峰下撤的三公里途中已经摔倒了两三次，眼下就是冰岩混合的横切路段，次仁旦塔很担心旺姆会滑坠。
次仁旺姆高举奥运火炬已经在顶峰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她和校长尼玛次仁、教练阿旺扎西、弟弟次仁旦塔以及30多位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学长，还有国家队的次落教练和三位汉族大学生（严冬冬、黄春贵、袁复栋）等人一起站在顶峰欢呼合影，持续了一个小时。太开心了，每个人的欢快情绪又感染着同伴，这让他们几乎忘记了正置身于氧气含量不足海平面1/3的海拔8844.43米的珠峰峰顶。
次仁旦塔和他的教练阿旺次仁一起，把阿旺罗布拍摄到的顶峰欢乐场景用微波发射给了大本营。
“我和姐姐同时登顶珠峰了，爸爸，您在天上能看到吗？”次仁旦塔仰头望着天空。他知道妈妈此时一定守在电视机前高兴得边流泪边看着他们在山上的样子，如果已故的父亲也能分享到这一切该有多好。
2006年5月，年仅20岁的次仁旺姆登顶珠峰，这是她第一次登雪山，创下了世界上登顶珠峰女性中年龄最小的纪录。同年秋季，她再次登顶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创下一年之内登顶两座8000米级高峰的个人最好成绩，但令她得意的还是她和弟弟次仁旦塔同时登顶。出色的发挥让尼玛校长认定她是难得的登山好苗子，并暗自把她列入了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名单。
“弟弟，你一个人去哪里了？”冲顶之前，在卓奥友的前进营地，次仁旺姆终于见到了消失一个星期的次仁旦塔。
“校长派我去希夏邦玛峰带老外客户。”旦塔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这个能编圆的借口。
“你怎么没晒黑呢？”旺姆多了个心眼，追问道。
“我保护得比较好，防晒霜涂得特别勤。”
“那你这么快就登顶回来了？”
“没有啊，我带的两个客户体力透支提前下撤了，校长就让我转到这边的队伍（指极度体验组织的卓奥友峰商业队）来了。”
“那我们这次可以一起登山了！”旺姆满心欢喜，却发觉弟弟似乎显得不太兴奋，她有些纳闷。
“阿扎教练，我能不能搬到你们的帐篷来住？”正在卓奥友峰的次仁旺姆对家中的变故还蒙在鼓里，这几天她总是做奇怪的梦，今晚又被一个血淋淋的死人梦吓得睡不着觉，她抱着睡袋，跑到阿旺扎西和罗布占堆的帐篷里壮胆。
旦塔刻意地避开旺姆，再不离开他就快露馅了。一周前他的确在卓奥友峰带客户，但他被安排担任私人向导，无需和大队伍统一行动。进山前夜在老定日，他接到妈妈从家里打来的电话，挂了电话他立刻打给尼玛校长。
“校长，我是次仁旦塔，我父亲病危，现在在拉萨。”
“那你赶紧回去，不要耽误了。”
“可是我还带着客户。”
“这个我来安排，你马上回拉萨。”尼玛校长让德钦欧珠（西藏登山学校第三批学生）顶替次仁旦塔的工作。
旦塔连夜赶回了拉萨，见到父亲时他的身体已经凉了。父亲突发脑溢血，走之前都没来得及给两个孩子留下遗言。母亲痛不欲生，即将满19岁的旦塔将担起父亲的重任成为新的家庭支柱。
“旦塔，你父亲已经走了，家里就剩下咱们母子三个人，你是男孩子，要开始撑起这个家了。今后你要更加坚强，更加努力，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这也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希望。现在父亲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你该回到山里继续去工作。”
旦塔把母亲的话句句牢记于心，他忍着失去父亲的悲痛又归队了。
“校长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让我进山好好工作。”
听了眼前这个学生的话，尼玛次仁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拍了拍旦塔的肩膀，鼓励他振作起来，随后安排他担任一名极度体验客户的向导。后来考虑到他刚受了打击，带客户可能会压力过大，又让他去给自己的姐姐次仁旺姆当向导，不过之后又想到次仁旺姆还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恐怕弟弟不小心露了馅儿，会让旺姆在攀登中受刺激造成伤害，就又把旦塔派给了另一名西藏登山学校的女生拉姆当向导。
“旦塔你过来，你父亲去世的消息先不要让你姐姐知道，这样对她不好，下山后再告诉她。”
“知道了，校长。”
“阿旺扎西过来一下，旺姆的父亲去世了，但现在还不能让她知道，你们要注意，阻止她跟家里联系。”
“好的，老师。”
当时手机在这些藏族孩子中并不普及，山上大多没信号，大家一般不往家里打电话，除非有急事或太想家了才用队里的卫星电话（话费9元/分钟）。
“次落哥，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你去问一下阿旺扎西。”
“问了，他不让我用，你能不能帮个忙。”
“好吧。”
旺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小姨接的，她告诉旺姆爸妈出门逛街去了，不在家里。旺姆听后放心多了，她看弟弟老是躲着她，说话还不和她对视，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瞒着她。
“弟弟，我们登顶了，这次回家爸妈一定高兴。哎呀，你怎么老是不在状态嘛，烦死你了。”登顶下撤的旺姆心情愉悦，但弟弟的闷闷不乐总让她不爽。
“旦塔、旺姆，我们在日喀则休整一天再回拉萨，你们正好可以去扎什伦布寺烧香。”
“去烧香干嘛？”阿旺扎西说的话让旺姆觉得莫名其妙。
“妈妈，我和弟弟登顶啦，快让爸爸来听电话，我要告诉爸爸。”旺姆跑到日喀则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这次是妈妈接的。
“旺姆，爸爸已经走了。”
“什么？！”
此后的事，她是怎么从日喀则回到拉萨的，旺姆完全失忆了。在回拉萨的汽车上，她坐在教练旁边一直哭个不停，直到哭晕过去，醒来又继续哭。旺姆这一哭，让很多已经失去父母的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生们眼圈都红了。
次仁旺姆成为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她手中的火炬也是所有藏族亲人的愿望，无论是生者的，还是逝者的。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老婆你说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你们做的事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阿旺占堆刚下到大本营想给妻子报个平安，却被妻子激动的情绪吓了一跳。
“领导，我想请假提前几天撤回拉萨。”
“马上就要庆功了啊，怎么了阿旺占堆，出什么事儿吗？”
“我之前一直跟家人说我是在珠峰做导游的，这次电视直播，我们的工作家人全看到了，我担心他们接受不了，所以庆功就先不参加了，我想回去看看家里。”
阿旺占堆请假一获批就立刻动身往家赶，他将来不及收拾的装备委托给了向导兄弟帮忙带回拉萨。2008年，阿旺占堆在高山摄像队一直工作到顶峰，他们的表现让央视的领导大为赞赏，但他刚刚说出请假的理由却令那位领导有些意外。
对家人隐瞒工作内容的真相是大部分高山向导和高山协作普遍使用的策略。为了不让家人担惊受怕，他们会谎称自己进山不用去7000米以上的高海拔，而是在大本营或顶多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担任接应、运输、洗碗、做饭等听上去并不怎么危险的工作。在家里他们回避谈论山上的事，与内地的山友在拉萨聚会，大多不让妻子出席，好在向导和协作一直都是背对着镜头，又很少被媒体聚焦，所以便于“掩护”。
谁能料到2008年敬业的前线记者们逢采必到，弄得原本默默无闻的兄弟们也有了在摄像机前露脸的机会。偏偏赶上村子里已经通了电，也有了电视机，火炬传递期间，珠峰脚下的村民们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投入在了看电视直播上，让这些来自珠峰脚下的向导和协作们隐隐担忧起来。
“阿爸，阿妈，我回来了！”
一推开家门，妈妈和妹妹就一把抱住了刚进家门的阿旺占堆，身高一米八的阿旺占堆抚摸着贴在自己胸前的母亲和妹妹的脸，边帮她们擦拭眼泪，边轻声地安慰着：“没事，没事，我这不是安全地回来了，这有什么啊……”他知道因为自己一直隐瞒真相，所以突然从电视直播中看到真实情况的家人被惊吓住了。
虽然谎言是善意的，但他还是觉得像自己像个欺瞒的逃犯，现在被彻底“揭发”了，再也不用伪装了。
看望了定日老家的亲人，他又急忙要去争得妻子的宽恕。此前，他为了和妻子结婚，一直对远在四川巴塘藏区的妻子娘家人谎称自己是做导游的。但因为他总在进山，没有整块的时间，妻子挺着肚子一人回到巴塘娘家生下女儿。巴塘海拔只有2500米高，比拉萨低1000米，夫妻俩担心女儿太小不适应，一直两地分居。女儿2006年出生，快两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妻子的表哥看不过去，给阿旺占堆来了电话：“阿旺，你这样做好吗？整个巴塘闲言碎语满天飞，都在说拉姆（阿旺占堆的妻子）带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这样的电话阿旺占堆一共接过两次，每次都让他愧疚得想哭。
虽然他人没回去，可每个月的工资自己只留500元生活费，其余都老老实实地寄给妻子。他告诉妻子2007、2008年对他非常重要，这种百年不遇的机会得来不易，所以冬天本应放假回家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集训不能回去看望她们。妻子很能理解，尽管连自己的母亲都因为没见过女婿就有了外孙女而不能相信自己，但拉姆从没给丈夫阿旺占堆施压。
直到拉姆看了现场直播，发现自己为了丈夫默默承受了这么多，却被骗了这么久，这让她非常愤怒。
“拉姆，你不要生气了，是我错了。我不对你说真话不是不相信你，是不想让你为我担心。我们的工作是很危险，但这是我热爱的，你也知道，我除了登山没有其他本事。今年冬天我提前请假回来接你和女儿。”
阿旺占堆履行了承诺，2008年底他向尼玛老师请了假，先买了拉萨到成都的火车票，在成都花了8000多元给老婆、孩子及老婆的家人、亲戚、朋友都买了礼物，提着大包小包，坐着长途大巴到了巴塘。丈母娘看见小外孙女长得很像女婿，这下高兴了。两岁的小女儿已经会走路了，却理都不理爸爸，阿旺占堆一抱起她，女儿就在他怀里又推又踢，挣扎着哇哇大哭，女儿哭得阿旺占堆心都快碎了，他也跟着哭起来。
“没关系的，这是小孩从小没和大人在一起生活的原因，回到拉萨生活一段时间，培养出感情就会好的。”丈母娘在一旁安慰着初为人父的女婿。
拉姆的家人对阿旺占堆都很热情，拉姆的表哥带阿旺占堆去茶园喝茶，邻桌的一位汉族人过来和他们打招呼：“这位兄弟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在电视上见过，人家参加了奥运火炬珠峰传递。”表哥特别自豪，连忙提示。
“噢，对对对，幸会啊！”
那次回家，阿旺占堆把妻子和女儿接回了拉萨，搬进了他用奥运奖金做首付在拉萨买的一套三室一厅精装修房子。不仅是他，西藏登山学校的很多高山向导2008年都在拉萨买了房子，他们私下说如果尼玛老师看到他们在拉萨已经安了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对我们这些登顶的队员，国家给了和奥运冠军同等的荣誉——体育运动奖章，现在又发给每人一笔奖金，大家的辛勤付出得到了认可和回报。但是，那些高山协作人员、修路队队员、后勤的主管、厨师却没有奖章和奖金，大家虽然都来自一个学校，却因为分工不同，得到的荣誉和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一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不能完成任务，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用这笔奖金。”
北京奥运会完美落幕后，国家给24位登顶队员每人八万元奖金，登到8300米的队员每人六万元（拿到奖金的只有火炬手，并不包括登达上述高度的修路员、高山协作和高山摄像），中央电视台也给了他们聘请的高山摄像同等标准的奖金。奖金发下来的当天，尼玛校长把在奖金名单之列的他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
“老师，您说的对，我们愿意把奖金拿出来分给没得到的同学。”阿旺次仁站出来率先表态。
“老师，您说拿多少我们都没意见。”
“这样吧，登顶队员每人拿出两万，8300米的队员每人拿出一万五。”尼玛校长看到学生们这么慷慨倍感欣慰。
“好的。”大家一致同意。
事实上，学生们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迎合尼玛校长，即便校长不提，他们自己也会商量如何做才皆大欢喜。把奖金拿出来分给兄弟们，下次聚会喝酒提起此事的时候，心里也能更踏实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