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一方面表现在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或女性处境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女性婚姻和女性心理的关注。“无论是‘五四’新文化作家还是张爱玲，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可以说同时具备了三重意义，一是虚构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二是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原型，三是在‘女性作为形式’分析之中的阴性主体……在我看来，这三重意义或者说三种功能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女性作为形式’分析法最终确立它的合法性来说，相当关键。所以，她的分析在穿透‘幻觉’、细节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回到对性别的较为全景式的把握上，而将更多地引用女性主义话语实践。”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有的出身卑微，有的是大家遗少，也有不少经历了战乱之苦，身为女性，她们所受的歧视很多，婚姻是她们认同、建构自我的一个途径，因为婚姻她们始终在自己的苍凉处境中做无助的凄苦的挣扎，七巧压抑情欲为了金钱沦为它的奴隶，白流苏为了生活甘心跟着范柳原而降低自尊，王佳芝为了一时的感性的爱最终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张爱玲写女性，是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一种思考和抗争。
（第一节）理想人性与现实冲突中的婚姻
女性叙事视角是张爱玲小说的另一个特点，以女性视角写女性婚姻，更能真切地体验女性对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张爱玲写女性，是对婚姻生活中女性地位的一种思考和抗争。
张爱玲以女性视角反观女性的婚姻，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五四文学以来的男性作家的文学建构，五四作家笔下婚姻是在争取女性独立地位的过程中注重了一种人的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抗争，这种抗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指向传统制度，侧重于从外部揭露社会、传统制度对妇女独立和婚姻解放的影响。五四文学的爱情描写一开始就与五四启蒙追求的人的解放、自由、进步和发展甚至是五四以来的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女性的解放和婚姻纳入到革命政治或者理性启蒙的空间加以思考。从祥林嫂被婆婆和小叔子及族人抢走、被绑到被卖，女性的解放及婚姻问题被提到启蒙的高度，同时，对自由幸福婚姻爱情的歌颂也是文学的一个主要领域。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指出：讴歌爱情成为20年代一个普遍现象……五四运动不仅导致了文学革命和知识革命，而且推动了情感革命。1918年，胡适通过介绍《傀儡家庭》，把易卜生主义引进了中国。他宣扬一种新的婚姻观念，认为夫妇之间的精神交流远比外在的婚姻形式重要，这种精神交流的基础只能是爱情……爱情成为新道德的整体象征，成为被视为外在束缚的传统礼教的自在的替代品。作为解放总趋势，爱情成了自由的别名，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爱，只有通过释放自己的激情与能量，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人，自由的人。爱情也被视作一种挑战的举动，一种真诚的行为，一种抛弃虚伪社会中一切人为禁锢的大胆叛逆。
五四“爱情”的爆发，与五四运动及新文化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有很大关系，同时，易卜生主义及娜拉出走的思想对中国女性人生及男性笔下女性的婚姻有着很大的影响。从鲁迅的子君的爱情神话到子君出走，是现代女性寻求婚姻解放与自由的一种尝试，鲁迅在此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解放的经济地位问题颇值得重视。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的多愁善感、漂泊、游荡的浪漫爱情，徐志摩的理想、浪漫的爱情，张资平的性爱爱情，茅盾笔下不断追求最终幻灭的静女士的婚姻恋爱与革命相连，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接受过女性解放的新思想，大胆追求过恋爱，这些女性的身上尽力展现现代女性的特点，她们不为传统的女性思想所禁锢，这是五四启蒙文学之下的女性特有的时代特征——追求自由解放，但同时也有走出传统之后的困惑。这种汹涌的爱情到了30年代，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和革命文学的出现，丁玲、蒋光慈作品中的爱情提倡革命第一，巴金笔下《激流三部曲》中的一系列女性瑞珏、鸣凤、梅等形象的塑造是对旧制度的控诉，对女性婚姻解放和自由的呼吁，同样应和了左翼文学精神。因此，时代主流文学赋予了现代文学女性婚姻的时代特色，体现了一种整体意识的启蒙与解放，这种书写具有一种崇高的时代精神。
一反五四主流文学的常态，张爱玲的小说叙事，是市民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女性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不同于五四文学宏大叙事的插曲，她笔下的人物摆脱了民族国家话语、启蒙意义的追求与束缚，张爱玲以女性的视角深刻地揭露爱情、婚姻的荒诞、千疮百孔、疲惫不堪的境况，以其特有的语言对五四以来的爱情至上、自由理性的精神及政治话语进行反思和颠覆。
五四文学以来的主流文学忽略了女性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爱情、人性本真的一面，忽略日常细节的描写的真实，造成了文学启蒙现代性的一种缺失，合情合理的日常人性诉求处于主流文学的高压之下，导致一种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与艺术人格的分裂与不和谐。这种不和谐预示了现代性的艰难发展，在国家民族意识建构基础上人的现代性觉醒与主体人格的内在性特点之间的距离，必然会导致一种理性与自我的冲突和分裂。在张爱玲的笔下，不论是白流苏的高级贵族式的爱情调情，还是霓喜的不停的姘居，振保心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交替，葛薇龙被姑妈华丽的服饰和手镯套紧后的与乔琪的结婚，王佳芝对特务易默成的爱，都是现世人性需求不同的真实表现。这里，没有刻意宣扬时代主题，附和主流文学，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爱情婚姻因日常细节的平庸而真实，体现了另一种日常审美的现代性。
纵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没有传统爱情叙事中的精神富丽，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婚姻被张爱玲赋予现代性的千疮百孔，囿于金钱的婚姻的扭曲，源于情欲的荒凉，在传统与现代共生中的缥缈，源于生活、源于内心情绪体验和主观情绪基调的张爱玲无法让她笔下的婚姻爱情走向圆满、幸福。
七巧和自己的丈夫之间无爱情可言，纯粹是金钱的操控，七巧被哥哥做主嫁到姜家，对于一个健康、美好、青春的女子，剥夺性爱的生活使七巧转而去追求金钱，为金钱耗费了自己的一生，虽然，她的心里一直问自己嫁到姜家就是为了钱么？不，是为了命中注定的与季泽的相爱。然而，当年老时季泽来找她时，她想到这个自己曾经苦苦追求的人是为了钱，为了骗取她卖掉她的一辈子换来的钱时，立刻就暴怒了。赶走了季泽，她气愤又后悔，她爬上楼在窗户里看他一眼，为的还是“不了情”。但不论如何，金钱还是压制了情欲，七巧抛弃掉内心最后的一根情感稻草，成了缚在金钱线上的一个蚂蚱，怎么也挣不脱自己设置的金钱的羁绊。
《倾城之恋》似乎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浪漫美丽的爱情故事，有着少妇余韵的流苏和文雅、风流的富家子弟柳原在进行一场贵族式的恋爱。然而仔细分析，故事中却充满了钩心斗角的人生的交易。白流苏依赖范柳原只是鉴于离婚后被哥嫂盘剥尽手头的钱财无法在娘家安身，在感觉娘家已经“住不得了”的情况下，在陪妹妹宝络相亲的时候，趁机抢去了范柳原，也给娘家人看看自己的本领。由此她和范柳原之间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自己托身下半辈子的物质生活的饭碗，范柳原与流苏的对话“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一句话，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流苏追求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真情真爱的基础之上，虽然柳原的话有些过分，刺伤了流苏的心，流苏挂断电话，在她看来，婚姻何尝不是一种交易，何尝不是为了寻找自己一生安稳的饭碗和依靠。范柳原看上白流苏也不外乎调剂一下自己空虚的内心，作为一个富家华侨之子、情场老手，看上流苏后设局套住流苏让她来到香港，很有心计地一步步让流苏成为自己的情妇。小说也借给宝络说亲的徐太太之口有了一定的交代，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当然，漂泊于英伦、吃过一些苦的范柳原也有他内心的怨烦和痛苦，他希望东方式的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能够理解他——”我要你懂我。“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在不断地周旋与较量。直至一场战争将柳原心中的”死生契阔，执子之手的游戏打碎，二人才有了刹那间的彻底的谅解，动荡的世界里什么都是虚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两人的相扶相存，这里两人的结合是喜剧的大团圆的，然而促使这一看似圆满结局的外部条件却是悲剧性的，为了成全他们的婚姻，一个城市被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更为悲凉的是他们仍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因果的偶然成就了这一切，面对以后的生活，他们仍然会为自己的生活、命运感到无奈、无助和惊恐。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对姑妈引诱她的华丽的衣服着迷而最终跌入物欲享受的深渊。相比而言，葛薇龙没有流苏的婚姻经历的老辣和心态的冷静，这个涉世不深的女孩，是在读书时受到繁华的物质生活诱惑的，一下子从一个学生掉进了姑妈梁太太和香港浪荡子弟乔琪共同设下的情网之中，葛薇龙梦想着为爱而结婚，为了所谓的对乔琪的爱，她面对的只有淫荡的世界，在淫荡的世界里出卖自己以换取金钱挽住乔琪的心进而成就自己的爱，想来这是多么恐怖和荒凉。葛薇龙最终的结局已经通过姑妈对乔琪的分析和承诺得到证实：
梁太太劝他道：我看你将就一点罢！你要娶一个阔小姐，你的眼界又高，差一些的门户，你又看不上眼。真是几千万家财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娇纵惯了的，哪里会像薇龙这么好说话？处处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你要钱的目的原是玩，玩得不痛快，要钱做什么？当然，过了七八年，薇龙的收入想必大为减色。等她不能挣钱养家了，你尽可以离婚。在英国的法律上，离婚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合法的理由是犯奸。你要抓到对方犯奸的证据，那还不容易？一席话说得乔琪心悦诚服。他们很快地就宣布结婚，在香港饭店招待来宾，自有一番热闹。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心惊胆寒，葛薇龙的爱与婚姻只是一种镜中花水中月，她由一个纯情的女学生到自己建筑虚空的爱，始终处于别人设置的圈套之中，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只能导致自我的迷失与堕落，只能导致她自戕程度的加剧。
《红鸾喜》中的玉清在自己结婚前夕购置衣物的感觉是“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因此看见什么就买什么，来不及地买，心里有一种决撒的，悲凉的感觉”，玉清以对物质的无尽占有弥补婚姻的悲哀，这不完全是装出来的。而玉清的婆婆娄太太与自己的丈夫的婚姻也是极度的空虚乏味，这种空虚转而成为通过对即将过门的儿媳绣花鞋来寄托自己的无聊与烦闷。通过这两代婆媳的婚姻的相互映衬与补充，我们看到了一个做了妻子的女人的悲凉命运。一定程度上，我们从新娘玉清身上看到了娄太太的过去，从娄太太现实的婚姻处境看到了正在做新娘的玉清的未来，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玉清在出嫁前的看见什么买什么，来不及地买的“决撒的，悲凉的感觉”。
同样，王佳芝的爱情是建立在以女性肉体引诱特务的过程所诱发的人的本能肉欲和其他欲望满足的基础上，最后王佳芝在自己爱的付出与追求中葬送了自己和同伴的生命。至此，张爱玲无法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获得一份圆满的爱情，她自己也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的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时代的变迁带给人的是一种艰难的蹒跚而行，人物在自己婚姻爱情处境中带着无尽的人生苍凉之感。
张爱玲笔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对自我情欲的压抑，女性的爱情往往成了对物质和情欲的单纯追求，这种追求将女性置于无欲和肉体的追逐中，女性往往难以从物欲的泥潭中自拔，或者迫不得已维持着婚姻的空壳，对于爱情的选择是基于金钱物欲或者是人之本能欲望。这种描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都市的迷恋，对物欲和情欲的崇尚，明显迥异于五四文学的启蒙现代性，这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从感性的角度去关注日常人的生活，关注鲜活的个体生命苍凉的生存状态，在人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生命存在中表现人性永恒的一面，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这种对都市人生、都市爱情的书写，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日常婚姻人生的描写，是一种对生命的深刻的解读和体验，张爱玲将笔深入到日常女性生活及生命的深层去剖露人性的存在的虚无与荒凉，成为现代文学中对自我想象的不容忽视的另一种叙事方式，从而消解了追求民族、国家和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具有了文学长廊另一种现代性叙事意义。
（第二节）自觉的从属心理和压抑处境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的婚姻是千疮百孔的，因为这些女性是男性或男性家庭演变的金钱的一个从属物或象征物。在描写女性的婚姻、女性争取某种利益时，张爱玲关注更多的是女性的心理、生理和生命的需求，或者是建立在“性”基础上的人性所求，这种所求基于女性失去了自我主体地位而处于从属物的依赖性的境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女性自我欲望的实现仅靠自身还是不够的，它需要男性或与男性有关的力量的支持与帮助，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羡阳情节”（“女性阳化或男性化的现象直指羡阳情结，因此中国新文学中的羡阳情结与女作家的阳性书写现象，亦可说乃直接指涉女性自我、欲望、主体的丧失，以及对于父权符码/权威的模仿。而阳化现象表明女性欲望被宗法文化符码内化的殖民化，在崇尚理想化的父亲形象中被放逐到边陲位置。”）的表现。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的从属地位，最根本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有着一种从属和女奴的心理，这是导致女性荒凉处境的悲剧的原因。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