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妾奴之道……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竟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人所能控制，身当其中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成分在内。
这种在内的成分导致了女性荒凉处境的最根本原因，女性企图实现自身欲望的同时却丧失了女性自身的主体地位。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为奴的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甘愿做男人的附庸和从属的心理，或者总是寻求男权制度下的某种名分，则是导致女性自身悲剧的原因，也是最触目惊心的。下面以七巧为例进行分析。阅读《金锁记》，人们在同情七巧的时候，大多数人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尤其是七巧亲手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变态的人性，是作者对传统母亲形象的一种颠覆。与五四以来的女作家冰心笔下的无私、奉献、博大的母亲形象相比，张爱玲的母亲形象塑造背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将母亲形象从人类神话的祭坛上放到了现实人间。在广大读者的眼里，包括在当时的读者或者男性角色的眼中，读者会一致认为，七巧以恶性的母性形象出现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从世俗的标准、从读者的传统阅读期待视野来看，几乎所有母亲都被要求无条件地爱护子女，甚至不惜毁伤自己以成就伟大的母爱，这种书写显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形成的一种被规定和被引导，母亲必须努力为子女或丈夫而牺牲。
曹七巧的处境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抗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常的行为、异化的人格的一种反映。林幸谦在《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一书中，结合“儒家女性”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关“他者”的概念提出“儒家她者”的概念，试图体现宗法父权体制中男性绝对主体地位下的女性的从属身份和压抑处境，并将其内化于父权宗法文化的象征秩序和语言符号之中。林幸谦指出：对于一位双重人格的精神分裂者而言，七巧虽然运用了错误的手段去获取她的母性，甚至连表现的方式也令人悲哀，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父权体制内所选择的方法——这方法始于宗法父权，七巧受之于斯，取之于斯。此双重人格的揭示，让读者更深一层了解七巧中年以后那种颠倒无常的言行的深刻本质。
传统社会儒家三从四德的性别文化下的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强势地主宰着女性的生活、心理和精神，决定了女性的非正统的边缘化地位，婚前生活在父兄之名下，婚后在丈夫名下。曹七巧之所以嫁到姜家，是哥哥一手操控的，金钱所趋，健壮的七巧嫁给瘫痪的姜二爷，这无疑是将七巧推向人生的第一个不幸。嫁到姜家，七巧基本上被剥夺了做妻子的权利，即使如此，她还得服侍丈夫，维护丈夫的地位，这些体现她内置于男性主体地位之下的“她者”精神处境——奴仆于男权社会的地位。正如她向姜季泽的诉苦：我进了你们姜家的门，别的不说，单只守着你二哥这些年，衣不解带的服侍他，也就是个有功无过的人……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七巧令人同情的地方也在于此，受制于传统的宗法制，又不得不维护这控制她的宗法制下的一切。
七巧的不幸还不止于此，她被姜老太太扶为正室，获得了太太的地位，这是她的另一个不幸。在男权社会，当七巧被扶为正室，她想要改变自身的地位只有维护这宗法制，只得等待自己熬成了家长婆婆，等待自己守寡了才有机会翻身，这是传统社会女性的生存之道。在父权社会，不论出身经历，女性真正获得治理家庭，获得他人的尊敬或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领导，必须在丈夫死后，必须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才行，这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贾母执政，杨家将中佘老太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获得。姜家二少爷的去世，七巧作了婆婆，成为七巧人生的第三个不幸，因为她暂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她可以将多年来憋在心中的积郁释放出来。这就导致了一种变态的人生境况的契机，正如俗语所言，久旱有久涝，感情的长期压抑会致使人性大堤的泛滥与毁灭。
在张爱玲的经典之作中，贾母式执政的老太太数见不鲜，《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和七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老太太。这些失去丈夫的老太太在家中权势很大，她们掌握着“生死予夺”的大权，无意或有意扼杀儿女的幸福。梁太太操纵一切，设置陷阱，一步步将侄女葛薇龙推向深渊；蜜秋儿太太对女儿愫细真空的教育直接导致了女儿对婚姻的恐惧，导致了女儿幸福的丧失，也间接导致了女婿罗杰的死亡；七巧在变态心理的情境下，毫不羞愧地捏造宣扬儿媳的闺房之事以羞辱儿媳和亲家母，成为儿媳死亡的间接杀手，同时七巧还轻而易举扼杀了女儿的恋爱和婚姻。这些家长式女性所为其实是男权社会的罪恶所致，在男权社会，她们失去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当她们处于男性的荫蔽下，她们仰赖男性的施舍苟延残喘，而一旦男性的压制从她们生活中消失，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就会外化为一种反常的变态表现。
当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获得了家庭的主导权，逐日都可听到她倚着门遥向长安屋里叫喊，颠来倒去的几句话嚷得一条街都听得见，长安后来自愿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和权利。另一方面，七巧又把长安反复唤到跟前，流着泪说出她的忧心，唯恐女儿掉进一个陷阱，表达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爱。诸如此类的癫狂和疯子式的言语将七巧作为“疯女”人格中有关的精神分裂的内心充分暴露出来。七巧是精神分裂的儒家疯女，也是有名无实的妻子和有名无实的母亲。自从嫁到姜家，嫁给活死人二少爷，七巧的内心难以平静，一想着自己嫁到姜家就怨愤不平，自己的男人扶起来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高，面对一团肉体，面对自己无处施展的压抑，为了安慰自己，便以嫁到姜家是为了与季泽的相爱来弥补自己的失落，当然这也是女性无奈而自然的一种处境。于是在引诱季泽未果的情况下，七巧低着声音：我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由此，张爱玲将七巧的心理苦闷和精神空虚刻画得如此赤裸与真实。的确，七巧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但七巧的内心是苦的。哥哥嫂子为了金钱把她送进了姜家，把她推进人生的火坑，也把一个活生生的女人送进了自己的坟墓。七巧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未嫁时必须服从哥哥的安排，虽然在姜家争得了二少奶奶的名分，但哥哥嫂嫂的所做是将她推向人生苍凉处境的第一步。嫁到姜家，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在这个男权社会争得自己的地位，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孤儿寡母受欺负，她和孩子们要想得到保护，不是借助瘫子姜二爷，就是二爷的牌位。因此她得竭力去维护自己爱不得恨不成的瘫丈夫，所有她想得到的不得不依附于男权社会，最后只有升为二奶奶，附着在占着姜家骨血——丈夫仲泽和儿子长白的躯壳上，才可以争得到自己的主人地位，二少奶奶终究熬成了婆。但是年老的七巧获得了金钱，却由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者变成了一个男权社会的自觉维护者。七巧的人性被扭曲了，这扭曲的人性背后是是对黄金的追求，是庞大的无从选择的男权社会的压迫所致。有学者说，七巧是男权社会规定的一个角色。她的欲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男权社会。女性在社会中有着一种从属心理，结过婚的正常女性七巧从属于非正常的瘫痪人姜季泽，守寡后、做了婆婆后的七巧更加自觉地维护男权社会，自愿从属于男权社会。女性的从属心理在《红鸾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已经成了婆婆的娄太太亦是如此。娄太太在家中的地位也很低微，她甚至无法自主处理家务，即使在和丈夫怄气吵架，如果遇到意外的事件，她还得忍气吞声给娄先生打电话请示、问主意。娄太太在娄家遇事的问主意的从属地位也预示了即将嫁到他家的新媳妇邱玉清的”她者化命运。
在《连环套》中，霓喜也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从属物。她跟着雅赫雅生活并为其生孩子、管家、管孩子，竭尽女性家庭主妇之义务，却得不到任何与妻子有关的名分，但这种义务的行使者——女性并不是一种健全和有着主体人权的人，她不是妻子却做着妻子该做的事，她是妻子，却可以任意地被践踏和抛弃，霓喜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在雅赫雅的授意下进行，这个雅赫雅并非中国人，而是身处中国现代都市上海的印度商人，扮演着和中国宗法父系并无两样的正统角色。雅赫雅的身份可以替换，可以由中国人变成外国人，但是其角色的实质却是相同的。这种宗族意义上的身体疆界被打破，隐喻了天下庞大的父权社会共同的特性和妇女的“她者”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