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印度独立四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有较大增长，劳动人民的生活相应也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据印度政府统计，印度国民收入从1950—51年度的1673.1亿卢比增至1984—85年度的5701.4亿卢比（按1970—71年价格计算），增长2.41倍。同期内人均国民收入从466卢比增至771.5卢比（按1970—71年价格计算），计增长65.5%。如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期内印度的国民收入从881.2亿卢比增至17320.7亿卢比，人均国民收入从245.5卢比增至2343.8卢比，分别增长18.66倍和8.55倍。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从1951年到1985年由41岁增至54岁（独立前平均22岁）；婴儿死亡率由200‰降至125‰，同期内识字率由16.7%增至36.2%；在校学生由1470万增至1.2亿（1983年数字），增加七倍多。
但是，工农大众生活的提高和改善极为有限，经济发展的好处主要为上层富有阶级所获取，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均国民收入并不“平均”，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仍异常严重。印度依然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富贵豪华的世界，另一个则是悲苦贫寒的世界。对于这一点，印度各界人士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拉·海洛德在一篇演说中指出：“家庭收入的分配状况是完全畸形的。20%收入最低的家庭只占有全部收入的7%。另一方面，10%收入最高的家庭却占有全部收入的34%。”他说，六个五年计划造成了两个印度的出现：一个是高级技术和尖端工业、富贵的印度，另一个是浸泡在贫困、失业、饥饿、疾病和无知中的传统的印度。印度政府能源部部长瓦桑特·萨蒂也发表类似言论。他写道：“我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增长与发展仅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事实上在贫困的汪洋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拥有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福利。我们国民经济的图景最好用孟买这个城市来描绘，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立体的摩天大厦和五星旅馆为水平蔓延的贫民窟所重重包围。”一位经济学家S·J·巴特尔在1986年初曾指出：印度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居民中收入最高的10%，在全部国民收入所占的份额由1950年的40%扩大到1985年的50%。他们占有了全部个人收入增长额的2/3。在70年代初，仅塔塔和比拉两个财团所拥有的财产比一亿印度人的财产加到一起还要多。与印度社会的金字塔顶端相对照，其底层则是亿万的城乡贫苦大众。据印度国家抽样调查以及一些专家的估计，印度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全国人口比重中一直保持在39—50%左右，荒年稍高，丰年稍低。贫困线是指按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费用。按1984—85年度计算，在农村维持这种最低费用每个家庭需要每年收入6400卢比，在城市每个家庭为7300卢比。据官方公布，1960年时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39%，1970年时为45%，1980年时为52.4%。其贫困线绝对人口数，1960年为1.72亿，1970年为2.45亿，]980年为3.4亿。这显示，独立后印度城乡贫困线以下人口在不断增长。另据瓦桑特·萨蒂的综合分析，1981年农村总人口5.24亿中，有91.52%即4.7995亿，人均月开支低于100卢比。在城市总人口1.59亿中，约有74.43%即1.1875亿人均月开支低于100卢比。根据印度计委计算，农村人均月开支104卢比、城市113卢比为1981—82年贫困线。这显示，1981年约有六亿人接近或低于贫困线，他们除勉强口外，没有更多的购买能力。据这位部长分析，人均年开支在1200卢比以上的人总共有8524万人，其中4446万人在农村，4078万人在城市。这表明，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真正有购买力的比重分别为8.4%和25.57%。总共才有12.5%的人真正有购买力。
据A.N.阿格尔所著《印度农业》一书统计，70年代印度全国人口中的26%是赤贫者（2.1亿）和13.2%的最赤贫者（7800万）。城市赤贫者每人每月消费支出为43卢比以下，乡村亦贫者每人为34卢比以下，平均在38.5卢比以下；城市最亦贫者每月消费支出为34卢比以下，乡村最赤贫者为28卢比以下，平均31卢比以下。
印度最赤贫者一部分则沦为乞丐。椐印度计钊委员会估计，在60年代初有二百万乞丐，其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到70年代中期达五百万，约占印度总人口的0.85%。乞丐最多的邦是北方邦，其次是马哈尔施特拉、西孟加拉、拉贾斯坦、安德拉、卡纳塔克和中央邦。印度乞丐多集中在大城市。其中孟买有54000人，加尔各答30000人，马德拉斯25000人，德里12000人。外国人到印度，最初的印象是到处都有乞丐，在十字路口亮红灯时，瘦弱的老人，断腿的男子，怀抱婴儿的妇女，就会把手伸进你的汽车窗口来乞讨。在机场、车站、市场、集市、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众多的头发蓬乱的乞儿到处围绕着外国游客要钱。
印度劳动人民是世界上吃得最差的国家之一。印度人每天摄取食物的热量为1949卡路里，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数字（2590卡路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2282卡路里），也低于世界饮食最差的亚洲地区的平均数（2276卡路里）。据联合国对亚非拉九十四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营养情况的调查，印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居第72位。在亚洲的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24位。据印度营养咨询委员会研究，正常人每人每天需要的蛋白质至少为62克，美国为104.3克，苏联为108克，欧洲为94.9克。而印度则仅得到48.1克，比亚洲（57.8克）、非洲（56.3克）都低。
印度居民居住条件也是最差的国家之一。据印度报刊1982年报道，印度有8330万户没有合适住房，以五口之家计算，有一半以上人口面临住房问题。工农大众的住房既拥挤又破乱不堪。据1981年统计，全国城市中有2500万人住在贫民窟，到1985年时则增至3310万人，约占城市人口的20%。加尔各答的200万人、孟买的200万人均居住在贫民窟之中。首都新德里共600万人，其中住在贫民窟里的有160万人，住在违章建筑和政府建造的流浪汉安置营的各有100万人（每户18平方米的低矮平房），还有80万游民在大桥下、车站旁人行道上过夜，用破被和塑料布临时支撑起来，遮雨挡风。孟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85个贫民区，现在已增加到1580个，增长十九倍。
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印度政府采取一些扶贫措施，贫困线以下人口有下降趋势。据印度官方统计，贫困线（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6400卢比，城市家庭收入低于7300卢比）以下的印度总人口在1977—78年为三亿，占全印人口的48.3%，1984—85年则下降为2.7亿，占全国人口的36.9%。在农村，贫困线以下人口1977—78年为2.53亿，占农村人口的51.2%，1984—85年则下降至2.22亿，占农村人口39.9%。在城市，贫困线以下人口1977—78年为5370万，占城市人口的38.2%，1984一85年为5005万人，占城市人口的27.7%。
但对于官方（计委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的上述统计，受到印度国内不少专家和舆论界的指责，认为是不真实的。《经济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人们都知道，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入口数目独立以来一直在增长。这种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47—48年度的40%左右增加到1979—80年度的50%以上。……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内发生这样的逆转，并使这类贫困人口减少5700万？”。《政治家报》的一篇题为“贫困和浪费”的社论中写道：“有一些研究说明，在接受农村综合发展计划扶持资金的农户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真正提高到贫困线以上。”“政府本身的统计就证明了这些表功不是真实的，就拿也许是最明显的指标——人均粮食消费量——来说吧，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等扶贫计划并没有帮助穷人增加什么购买力”。进入80年代以来印度工农大众生活到底有无大的变化，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工人生活状况
独立后，印度工人生活从工资增长上看，有较大提高。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动统计年鉴》材料，印度制造业工人1950年每月收入为60.1卢比，1960年为114.6卢比，1970年为227.2卢比，1979年增加到如467.8卢比。1979年是1950年的7.8倍，是1970年的二倍。其它工种工人也大体在这一增长比例上。进入80年代以后，工人工资进一步增长。根据1982年至1986年工资协议。集中性产业工人的工资是各类工种工人中最高的。他们的基本月工资为550卢比，加上随消费品价格指数确定的物价津贴，其最低月工资在750卢比左右。其中钢铁工人最低工资为781.90卢比（基本工资550卢比加上物质津贴231.90卢比）；电力工人最低工资为758.90卢比（基本工资550卢比加上物价津贴208.90卢比）；码头工人的最低工资为762卢比（基本工资550卢比加上物价津贴212卢比）。分散性产业工人（如筑路、修路、碎石工人及二十八个采矿工种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则大大低于集中性产业工人。根据1982年最低工资法修订后，即使按甲类地区熟练工人的标准计算，每月全部工资为480卢比，尚未达到集中性产业工人的基本工资数额。
另有三百万中央政府雇员（指公务员、铁路、邮电、军需等部门的职工），他们除了基本工资，还有物价津贴，固定数额，不随物价变动。1982年中央政府雇员的每月最低工资为551卢比，低于集中性产业工人的工资，但高于分散性产业工人的工资。
但是，无论上述哪类工人的最低工资都没有达到第15届劳工会议所规定的标准，即按1982年1月物价指数计算，职工的月最低工资为1000卢比至1200卢比。
据印度比拉科学研究所1980年发表的五个地区工人收入调査，有组织经济部门（即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每小时的收入（每日按8小时，每月按26天计算），在加尔各答为2.39卢比，每月收入约497卢比；在孟买为2.06卢比，每月收入约为428卢比；在德里为2.19卢比，每月收入为455卢比；马德拉斯为2.08卢比，每月约为432卢比；班加罗尔为1.97卢比，每月收入为409卢比。上述各地区有组织部门职工收入按一家四口分摊，每人平均数是：加尔各答124卢比，孟买107卢比，德里173卢比，马德拉斯是108卢比，班加罗尔是102卢比。按计划委员会规定的1977—78年度贫困线标准城市每人每月为75卢比以下，农村每人每月为65卢比，则有组织经济部门及其家属的工资收入在贫困线以上。城市非有组织部门职工的工资收入刚好维持在贫困线上；失业或半失业工人无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印度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成倍增长，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等因素，印度工人的实际收入的增长是极其有限的。据统计，一五计划内物价上涨了78%，二五计划内上涨了35%，三五计划内上涨了36%。如果以1950年的指数为100，1970年为229.6，1979年为444.4。每一卢比的实际币值已从1949年的100派萨降到1980年的22.12派萨。
据统计，1939年到1947年，产业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25%，到1951年刚刚接近1939年而超过1947年的水平，到1961年时只增加了13.8%，到1970年增加了23.6%，1979年时增加到31.5%。独立后三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1%左右。
据印度六五计划草案材料，有组织经济部门职工年平均收入从1960—61年度的1202卢比增加到1976—77年度的4370卢比，名义工资增加了三倍半，但扣除这十六年间的通货膨涨等因素，实际增加21%。即每年平均增加1.3%。
1960年的一个卢比，在1973年1月和1381年9，分別等于47.62派萨和21.83派萨，卢比贬值的幅度是较大的。由于这个缘故，政府雇员的实际工资在1973年1月至年9月期间，甚至下降7%至46%。印度工人阶级的这种生活状况正是印度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如1973年劳资纠纷为3370次，罢工人数为2445602人，损失工作日为2026万个，三项均超过历史各项的平均数。1981年罢工损失4300万个劳动日，1982年达8000万个，是历史上的最高数字，为1973年的四倍。
三、农民生活状况
印度的土改、绿色革命加速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广大的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他们仍然过着与过去相近似的贫苦生活。
与土地占有相适应，农村财富主要集中在地主手中。据《印度农村经济》一书统计，在农户总数中，持有资产不到一万卢比的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9.6%，而他们占有的全部资产仅为农村财产总额的19.9%，而农村财产的80.1%却为30.4%的村户所占有。47.5%财产仅为3.8%的富裕农户所控制。该书还说，财产在二万卢比以上的农户，其资产的70%以上是土地，而财产较少的农户所占的资产则主要是牲畜。
如前所述，印度在贫困线以下的赤贫者和最赤贫者80%在农村。农村中有48%的农民是属于赤贫和最赤贫者，而且，赤贫状况似乎逐年在增长。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必须品消费支出不断上升，更加重了贫困的程度。据1986年《印度经济情况每月述评》统计，印度农村维持生活最低水平的平均每人月支出，1960—1961年度15卢比，1970—71年度28卢比，1977--78年年度50卢比，1983年增至85卢比。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的看法，凡是消费低于维持生活最低水平的，就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者。在农村不但贫困的绝对人口越来越多，而且相对人口也越来越大。1960—61年度至1983年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及其所占的比重如下：
就是说，农村人口差不多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旧的既得利益者和新的富有者越来越富，而农民则越来越贫困。
农业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随着农业投资增加、商品生产发展，农业工人的货币工资也有提高，但水平仍然很低。农业工人平均每户年货币收入，1950—5]年度447卢比，1956—57年度437.47卢比，1964—65年度660卢比，1970—71年度1196卢比。货币工资增加并没有使农业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由于通货膨胀，他们必须的生活费支出大大增加了。1960—61年度农村屯活最低消费支出（即贫困线）每人每月15卢比，1970—71年度需要28卢比。工资增长广，家庭负侦也增加了。平均每户负债额，1956—57年度138卢比，1964—65年度增至244卢比。根据全国第25次抽样调查，农业工人家庭经济状况如下：
1.农业工人平均每户年收入：1196卢比；
2.农业工人平均每户年消费支出：1332卢比；
3.农业工人平均每户拥有财产价值：973卢比；
4.农业工人负债户的比重：60%；
5.农业工人失业、半失业人口的比重：59.3%。
1980年1月7日至2月6日出版的《计划》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贫困缠身的农业工人》一文说：“尽管印度宪法制定了指导原则和实行了二十九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农业工人的状况至今仍然是悲惨的。他们极度贫困，以至连生存的必须品都无法得到，现代工业品对于他们犹如神物一般。……由于童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他们未老先衰。在阔绰的人看来他的地位无异于奴隶。现在的农村政策主要是强调增加生产和收入；当今的经济理论已经告诫人们，这种经济增长并不能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就业，而是扩大了社会收入差别和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农村10.34%的农户把土地、商品化剩余产品、农具、牲畜和灌溉设备的大部分据为己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主要为这个阶级所得；农业工人则只能靠少得可怜的工资为增加富人的收入和财富而干活。”
广大贫困农民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举债度日。农村劳工调查表明，70年代中期全国农业劳工中，负债户数占全部农村户数的66%（1950年为44.5%），每个负债农户的平均债款从1950—51年度的105卢比增加到1974—75年度的554卢比，即增加四倍多。鲁达尔·达特在他所著《印度经济》一书中深刻地评述道：“重要的是：1、全体农户中有近70%负债；2、负债户中大部分是小农；3、债款的大部分是短期借贷款”。“印度农民年复一年的借钱，但却无力还清这些借款，因为不是借钱太多就是农业产出太少，所以农民负债额日益增长——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农村债务。全国流行着这样一种谚语：‘印度农民生于债、长于债、死于债’。”
库苏姆·奈尔在《维护反常农民：绿色革命后的农业》中，在描述绿色革命给印度农村部分地区带来的变化同时，也客观地描述了农村许多地区农民生活毫无变化或很少变化的情景，他举出70年代比哈尔邦普尔尼亚县的贫民生活状况。他写道：他们“只能勉强活下去，他们的主食几乎全是脱去水分的红薯。他们的那些连窗户也没有的茅屋里既无家俱，也无粮食和食物。人们个个憔悴不堪，男人胡须满面，衣不蔽体，妇女们长得俊俏，乌黑的眼晴，然而面无笑容，精祌紧张，疑虑重重。”“孩子们的身体很瘦弱，黑黝黝的一丝不挂，或者肩上披着一块破布，光着屁股，赤着脚，鼓着壯皮……”。
印度农民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劳动农民的哭声为什么这般凄楚？
稻麦是你种，粮食靠你出，
起早贪黑多辛苦，
到头来野菜粗粮难饱肚。
常年累月压弯腰，
衣不蔽体熬晨宵，
如此艰难苦岁月，
何时算了！日晒雨淋多折磨，
上无片瓦下无窝，
如此奴隶般生活，
岂能再过！
印度农民的这种状况正是独立后农民不断发生****、起义的根源所在。1953—55年发生了遍及全印的反夺佃斗争，农民们直接采取行动，坚守在土地上与夺佃的地主相对抗，甚至将地主赶走。1959—62年许多邦发生了为争取土地和反抗政府重租的斗争，1967—69年发生了遍及十几个邦的反抗地主剥削、要求土地的纳萨尔巴里运动。1970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夺地运动等等，均说明印度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印度政府自70年代以来，不断加强扶贫工作，实施了一系列农村扶贫计划。在六五计划期间（1980—85）通过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对1656万个农户进行了扶持，中央和各邦政府为此所付出的扶贫开支共160.12亿卢比，各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此提供的贷款总额达310.10亿卢比。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但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悲苦境地，则并非轻而易举。
四、失业与就业问题
印度失业队伍之大、增长之快，是世界所不多见的，根据职业介绍所登记谋业者的人数：1951年为33.5万人，1961年为183.3万人，1971年为509万人，1981年为1783.8万人，1986年为3013万人。三十五年间，失业人口增加九十倍之多。详见397页表。
另据印度计委在编制计划关于就业、失业及劳动力的统计数字。
此二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失业及就业情况。但这些数字不完全准确。因为，第一，登记的人数主要在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县镇的谋业者很少登记，就是大中城市也并不完全。第二，登记数字前后不可比，早期职业介绍所少，后期多，有的长期失业者对登记不感兴趣，根本不登记，而有的为快速寻找职业则多次登记。第三，大量季节性失业者和部分不充分就业者很少登记。农村中失业或半失业的人数更未包括进去。
为了反映印度失业全貌，印度计划委员会在编制六五计划时，曾把各种失业、就业都折合为人日，然后再除以“标准人年”（即每年每人工作273天，每天工作8小时），得出全年的就业或失业“标准人年”数，根据这种计算方法，可以算出比较全面的就业和失业数字。以1980年为例。当时，就业人数为151.1万标准人年，占全部芳动力的56.4%，失业人数超过一亿标准人年，占全部劳动力的43.6%，即使按15—59岁劳动人口计算，失业人数也达8500万标准人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的失业者中，约有半数是受过架种程度教育的。据就业介绍所统计，登记K业的知识分子1S6]年为59万人，1971年增至229.6万人，197S年6月增至693.7万人。十八年中增长十倍。其中179.7万为高中毕378.4万为大学入学程度，135.6万为大学毕业和研究生。80年代以后情况比这更为严重。据古吉拉特大学就业局调查，就业所登记的知识分子人数占实际失业人数的46%。据国宗讪样调查失业知识分子70年代末农村达1280万，成市达410万。知识分子失业者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是困难的。1974年加尔各答一机场招收十七名职员，结果有十万份申请书。甚至有一些高级知织分子也有失业危险，他们为了猢口不得不担任职位低的职务。据应用人力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大约侖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就任一殷可由大学肆业生担任的职务，有59%的农业和兽医学生、53%的自然科学硕士、3.1%的工程技术学士担任低级技术人员和一般非技术人员的职务。
印度劳动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从而使劳动力的供应相对过剩。从1051年到1984年劳动力增加一倍，平均每年递增2.2%，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三十三年增加的绝对数（1.5亿人）等于苏联全部劳动力的1.1倍，美国的1.5倍，日本的2.4倍。二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过弱。按1970—71年度不变价格计算，1950—51年度，每万卢比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吸收劳动力近八人，1980—81年度只有五人。另据“六五”计划估计，1980年就业人员只有15111万标准人年，仅占当年劳动力人数的56.4%。总之，从劳动力的供应看，现有人数比实际就业人数多74.4%，从劳动力的需求看，现有生产规模比需要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小43.6%。
为了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印度学者曾提过不少建议，印度政府也采取过不少措施，其中包括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机会，如在农村采取自营公助，以工代赈方式组织、培训农村剩余劳力修建基础设施（农出、水利、公路、房屋等）。1980—85年，印度政府共提供了1774万个入/日就业机会，为此支付的工资总额达183.38亿卢比。1983—85年共举办了320个工程项目，总开支达90.66亿卢比，从而为无地农工提供了26018万个人/日的就业机会。在工业中则发展小型工业，也解决了部分的就业机会。但这些措施是初步的，要彻底解决印度的失业与就业问题则是印度社会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