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才少年
就整个“胡风事件”而言，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不是开始。对胡风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将一个文人公开认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是从舒芜的文章开始的。然而，这更不是胡风事件的结束，自这一天起，胡风以及“胡风反党集团”（后被上升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所涉及的人遭受到长达25年的人生厄运。在整个胡风案中，舒芜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而舒芜本人也由于其行为的恶劣成为这个事件中必须首先提到的人。
舒芜，安徽桐城人，以他自述的文章（即《〈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说，他因为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他从小颇受熏陶。上中学以前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十三四岁就开始读哲学的书，同时，还读了新文化的书，“不知怎么一来，完全凭自己的摸索，佩服上了鲁迅，还有差不多同样佩服的周作人”。他说，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读过的新思想的书和参加过的进步活动，已经在他的思想上有了“很深的印痕”，即：“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主义；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法西斯主义”。
他无疑是一位少年天才，不仅天资出众，而且已经颇有学养。
1938年，日寇攻入安徽，舒芜随家人逃亡，前往桂林。以后，又辗转宜昌、重庆等地，一边找“马克思主义的书”读，一边撰写文章，不过发表的不多，也还谈不上影响。然而，机遇出现了。
2.认识胡风
1940年冬天，舒芜在重庆认识了写小说的路翎。50多年后，对当年与路翎相识，舒芜认为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这两年中，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一九四○年冬天认识了青年小说家徐嗣兴（路翎）。其所以重要，一是他介绍我到建华中学教书，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胡风。（《〈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
舒芜在建华中学任教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因此，认识路翎之所以“重要”，第一个原因并不是主要的。认识路翎之所以是“极重要的事”，是在第二个原因，即由路翎引荐，舒芜认识了胡风。
早在1939年，年仅17岁自称还是“稚气青年”的路翎将自己的小说寄给胡风，受到了胡风热情的指点。从此，胡风对于路翎来说真正成为文学上的良师益友。
当时，胡风已经是很有知名度的理论家，虽说，在此前，他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在文学界已广为人知，但他还是为许多读者所欣赏。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创办《七月》周刊，撤到武汉、重庆后，经过种种艰辛，正式创刊《七月》，并负责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产生广泛影响。
1943年3月，胡风由香港经桂林返回重庆。在这里，他不仅与分别了两年的路翎、阿垅等人又有了常常见面的机会，还认识了随路翎前来的舒芜。
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谈到他与胡风的认识：
七八月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路翎出来闲走，到政校图书馆看当天的报纸，某一家报纸上登载消息，说是几位作家从桂林来到了重庆，其中有胡风的名字。原来，第一次反共高潮，胡风和其他一些进步作家离重庆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们从香港回桂林，一段时间之后，又回重庆。路翎看了消息，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请假进城去看胡风，并且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想见名人，路翎说，“你要这样想，那就无话可说了。”我同意去看看，路翎又要我将已写成《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
这段记述，令人感到路翎真有点不近情理，他似乎颇有点勉强“不想见名人”的舒芜去见已是“名人”的胡风，他还自作主张要带上舒芜的论文去给胡风看。然而，也许是舒芜记忆上的错误，也许是舒芜对于实际的情况并不想说明。胡风在香港和桂林期间，与路翎书信从未中断。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和1994年出版的《胡风路翎文学书信集》都收录有两人这期间的通信，胡风在回到重庆后，两人通信依然在继续。他们的书信以及《胡风回忆录》清楚地表明在1943年3月，胡风刚回到重庆，在旅馆刚住定，路翎、阿垅就到访了，到舒芜所说的“七八月间”，胡风与路翎已经多次见面，而且还同去看望过卢鸿基。路翎应当不需要在胡风抵达重庆几个月后才从报上得知胡风的消息。如果是舒芜看到报上的消息，有意去见一下胡风，于是随路翎前往，倒是合乎情理。但这与舒芜“不见名人”的高贵原则似不符。
1985年，路翎在《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收入《我与胡风》，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出版）一文中说：
由于生活的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
这与舒芜所说的是有些差异的。谁的记录更准确其实已不重要。当事者如果真不想见一个人，朋友最多也只能提议，却无法强求。事实上，在认识胡风之后，舒芜多次单独前往胡风的住处，有时甚至住在胡风处。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多次提到这些。
1944年6月29日：
我昨天才回来。管兄来城相见，但我精神不振，又值回乡前事忙，谈得不多，他大概是失望地回去的。
（《胡风全集·书信》223页）
1944年8月2日：
得信后管兄即来，只住了一晚，没有坚留他……
（同上，225页）
同时，胡风对舒芜带给他或寄给他看的文稿都回复了真诚的意见，并为这些文稿的发表做了积极努力。
1943年9月11日致舒芜信：
这三篇，我想这次进城时分投给中山季刊、中苏季刊等试试看。
（同上，473页）
1944年1月4日致舒芜信：
刚才知道，那一篇，他们决定不发表。……我嘱他们明天上午（我下午下乡）把稿子送到，托给一个朋友。
（同上，487页）
胡风还带舒芜认识了陈家康、乔冠华等人——当然也都是名气不下于胡风的名人，不知舒芜有没有向胡风表示他“不想见名人”的原则。
1984年，胡风在回忆录中提到在1943年底的事：
舒芜从南泉来。我曾向家康和乔木谈起过，有一个青年写了关于墨子的文章，与郭沫若的论点不同。他们很感兴趣，尤其是家康，正在研究墨子，就要我领他去见见面谈谈。这次我就领舒芜去访家康和乔木，除了讨论墨子外，又谈到学术界的情况。舒芜不像我们那些年轻朋友，他很能谈，能迎合对方，博得对方的好感。
（《胡风全集·集外编Ⅲ》606页）
“那些年轻朋友”即是路翎、绿原等人。
舒芜与当时与胡风来往颇多的年轻文友气质上的不同，在胡风是有所感的。尽管舒芜喜欢卖弄，善于迎合别人（当然不会是所有的人），但是，胡风作为一个理论家，也看到了舒芜的才学。舒芜的文章，他并不是完全能赞同的，但其中也确实有不少论述是他赞赏的。胡风积极推荐舒芜的文章给一些刊物，是对舒芜文章的一种肯定。给不知名的作者以平等的交流、中肯的意见和切实的扶持，是胡风在编辑《七月》时的学术态度和工作作风。孙钿、绿原等一大批还刚刚开始创作的年轻诗人正是由此走向文坛并成为著名诗人。胡风对于刚刚认识的与路翎同样年轻的舒芜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朋友般的尊重。当胡风终于如愿创办《希望》丛刊时，舒芜和路翎等人的作品同时为胡风在创刊号上所发表，也足见胡风对舒芜的文章是有肯定之处的。
3．由《论主观》而起
自香港回到重庆以后，因《七月》复刊无望，胡风决定创办一个新的文学杂志。1945年1月，《希望》创刊。创刊号的作者阵容和作品风格，显示了它与《七月》的相承关系。主编胡风的两篇短论置于最前面。以下是：
《箭头指向》（散文诗论）阿垅
《罗大斗底一生》（小说）路翎
《一个坦白人的自述》（小说）骆宾基
《我乡》（小说）贾植芳
《第二代》（诗）鲁藜
《寒冷》（诗）冀
《他们的文化》（诗）化铁
《无题》（诗）绿原
《论主观》（论文）舒芜
……
胡风在他编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论主观》这样非文学评论或理论的论文，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也在这一期中，阿垅的诗论和路翎的小说虽说以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当时，最引起非议的是《论主观》。
胡风对于“主观”论题的兴趣是与他一直强调主观性的文学思想相一致的。以他对于当时文学状况的了解，他对于《论主观》可能引起的争议是有所预见的。面对随之而来的批评声浪，胡风并不以为然，他要求批评者“拿出文章来”。
如果问题的确只在文人们之间并就论题本身进行讨论，那么胡风要求批评者“拿出文章来”并积极准备应对，以此引出一场理论讨论也未尝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然而，现实的环境是，所谓“批评”、所谓“讨论”往往都不在论题本身。
1945年8月，因国共和谈而抵达重庆的周恩来召开了一次左翼人士座谈会，主题就是关于《论主观》。中共高层领导人对这样一篇文章的关注，已不是针对论题本身而言，而是因为谈论“主观”似乎与当时延安的“反对主观主义”运动相抵触。1976年，狱中的胡风按管理人员的要求写了《关于乔冠华》的一份材料，其中回顾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他写道：
《希望》出版，表面上是因为舒芜的《论主观》引起了问题。总理召集了一次座谈会。会前，我到乔冠华房里，他把《论主观》的内容写了一个提纲，看他的态度是基本上同意舒芜的，提纲当是作为发言底子。但开会后，关于《论主观》只谈了几句。因为，我在《后记》里说明了是想引起批判，这时我说明那里面我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客观内容再不能进到主观里面去。总理一听说完全了解了我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问我：“你说的客观主义是什么意思？”我说：“创作者对他的人物要有爱爱仇仇的感情体验，没有这个就是客观主义，他的创作就是假的。”我用演员的创造心理只说了几句，没有说完总理就接下去了，说：“是有这么一种倾向。但‘客观主义’容易引起误解，可不可以用‘旁观主义’？……”后面的话是考虑，并不是问谁。他马上敲一敲茶几，说：“今天学到了一条。”
（《胡风全集·集外编Ⅱ》505页）
这段话后被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中引述，舒芜同时还又写道：
1945年，1月中，我终于看到我的《论主观》发表在《希望》上。胡风在编后记里，说此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提到这样重大的程度，使我有些惊：虽然我自己在文中也说：“这个研究，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但是，得到以主编者的身分加以肯定申述，又不一样。
他说，这是两种事实，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实。这说明了什么？舒芜没有明说，不过，其意思是明确的。此后，有不少评论（如林贤治文）文章认为胡风在发表《论主观》一事上是“两面派”，正是点明了舒芜的“两种事实”的言外之意。
1999年，《胡风全集》的出版，使人们终于可以看到已难以找寻到的《〈希望〉编后记》。胡风将自己和刊物比作蚂蚁，他在《编后记》中说：
因为是小蚁，虽然微小得也迟缓得在大力者的眼前等于乌有，但因此也就不是腾空而过，非得用自己的微末的身躯一分一分地在小沟里爬行，而且和小沟里所有的一切打遭遇战不可。那么，在小蚁们，虽然是微小的，但却也就能够有自己的悲喜和艰辛了。
（《胡风全集·评论Ⅱ》291页）
这篇后记长达两千多字，除了表明他的编辑思想外，胡风首先推崇的是路翎的小说，阿垅的诗论，然后，是舒芜的论文。胡风说：
如果说《我乡》是亲切感人的抒情诗，《郝二虎》是线条遒劲的炭画，那么，《罗大斗的一生》就是色彩浓郁的油画的大幅。在这大幅上面，有色的渗透和线的纠结，人民的苦恼，负担，和希求，在活的生命形象上使纸面化成了一个世界。在作品里面看不到“结论”就惊慌失措的批评家们也许要用显微镜来寻找“主题”罢，但我不妨冒昧地说一句：我们所要求的人民的英雄主义能够从这里呼之即出的。而且还不妨再加一句：在文艺思想上，无论对于客观主义或教条主义，这都能成为有效的一击。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至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引经据典的皇然的“体系”，使读者望而生畏的东西。像《箭头指向》，不是毫无第一点第二点……的分析么？像《论主观》，不是太不合于逻辑大家的胃口么？生活，生活，你怎么不成为按照公式循规蹈矩地自然流去的大河，让我们站在岸上画出一目了然的图解呢？
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附录里面记下的意见，太简单了，几乎像是电报码子，但如果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罢。
……
（《胡风全集·评论Ⅱ》291～292页）
这段文字之后，还有四节，是关于杂文和其他。胡风的编后记中的关于《论主观》就是以上所引中的一节文字，其中并没有语意不明的地方。它包含对文章的推荐，也有所保留。事实上，在该文发表以前，胡风在舒芜的信中已经清楚地道出了他对文章的肯定和批评。
1944年9月19日胡风致舒芜信：
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恨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扩大。不知以为如何？
（《胡风全集·书信》486页）
这些事实，当事人舒芜当然是最清楚的。然而，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谈及所谓《论主观》风波时，避开胡风《编后记》中的其他评论，单引出那半句话（因为它与后面的话意思是连贯的），以表明胡风对《论主观》的推崇程度，是与原文意思不相符合的。以舒芜的领悟力，他应当能理解胡风《编后记》的整个意思。如果他对那句视作肯定的话很以为自得的话，他对胡风其他显然对《论主观》有所批评的话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还有被胡风作为“附录”同时发表的路翎的“几条意见”，他又作何感想呢？如果，发表《论主观》时的舒芜因为还年轻，学养有限，容易为一句赞赏的话自得的话，那么，发表《〈回归五四〉后序》时的舒芜则已是“资深学者”，而且正宣称“回归五四”，他不会不理解胡风当年的《希望》《编后记》的文字。
胡风赞成舒芜的文章，胡风也并不全部赞成舒芜的文章，这不是两个“事实”，而是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胡风对《论主观》的看法从文章发表前到发表后，无论在肯定上还是批评上，都是明确的。
有关这些，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张业松在他的长文《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书屋》2000年11期）中有很具说服力的详细论述。
《论主观》的发表而引出的问题，给舒芜造成了心态上的变化，对胡风而言，则对舒芜有了深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