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舒芜检讨了自己以前走错了路，以至于多年来“一事无成”，他决心要“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他认为“还是来得及的”。他说，还有一些人和他有同样的错误，“路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还“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和他一样从头学习。这显然是迎合了《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
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舒芜的文章。这一次，舒芜真可谓在“恰当”的时候作了“恰当”的文章。5月23日，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日。还不仅如此，当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清算即将开始（见《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被埋没已久的舒芜写作激情高涨。6月20日，他写了另一篇大作《致路翎的公开信》。这显然是成功之后再接再厉的又一成果。这篇文章尚未发表，9月初，舒芜被召进北京，直接参加批评胡风的有关会议。9月25日，《致路翎的公开信》在《文艺报》上发表（文末注明1952年9月10日改订于北京）。
舒芜在北京一停就是三个多月，这个期间，他看到了林默涵、严文井等出示给他的周恩来给胡风的信，他还参加了多次由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的会议。上层对于胡风等人的态度，舒芜已经有了颇深的了解。
至此，舒芜与“权威方面”达到了一致，舒芜也真正实现了他“上坛”的愿望。还不仅如此，此后没几个月，他调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也终于实现了他入京的愿望。
至此，路翎、胡风视舒芜当然不再是朋友，而是“无耻”。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集中批评暂告一段落。1953年春天，胡风接受中宣部安排的《人民文学》编委的工作，举家北迁。这个职务也不过是个空名，胡风在京的处境越加不好。在京将生活安顿之后，胡风终于决定上书，即开始准备“三十万言书”。这个工作在1954年7月完成，由习仲勋转交中央。
舒芜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着编辑工作，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适主义”的批判，他也都没有错过。只是，在这些方面，他的成就远及不上《致路翎的公开信》和《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过，用武的机遇就要来了。
1954年12月，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将批胡风运动再次推向高潮。舒芜的“大手笔”即将问世。
7．一生聪明皆奇文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别人的信件断章取义再加注释并强加的结论，构成某种“材料”发表，舒芜的行为是很具创造性的。由于胡风案的历史影响，舒芜的“大手笔”也就成了“传世之作”，但它却不是能为舒芜增光的。
“材料”共选摘了1944至1950年间胡风致舒芜的信件34封（其中有一封是胡风致路翎的，因当时路翎与舒芜同住，这封信误被舒芜收存，也成为了“材料”的一部分）。
舒芜在这“材料”的前面就说得很明白：
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动的实质。
“材料”共分四类：
1．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2．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3．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4．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单从这分类标题已经可以看出，舒芜提供这份材料的重点并不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是胡风的“反共活动”。事实上，他从书信中提取出来的句子和对一些内容所加的注释也都是在接近这一主题。
这件事情做起来是要费些心思的。胡风这个人太直率，对有才华的朋友更愿意谈各种思想。他的信往往写得比较长，除了作为答复的内容或其他需要说明的事以外，他常常会连带说出他对文艺界一些人或事的不满，其中也不乏嘲讽或挖苦。即使这样，也谈不上什么“反共活动”。不过，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千余字的信中，找出几句言辞不恭的话，加上似是而非的解释，有时确实也能有取信于人的效果的。
在有关胡风给舒芜的书信被分类和加注释之事上，舒芜与林默涵是说法不一的。后者言明是舒芜主动将信交到中宣部，而舒芜则说是他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中有引用到胡风的信，林默涵托人来索要原信。而以后对书信的分类和注释也是按林默涵的意思“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做出来的。那四个题目是林默涵定下的。谁更尊重事实，他们自己最清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变成“材料”的私信不是被抄走的，也不是被逼交的。
无论题目是谁列出来的，舒芜已经将其写入了自己署名的文章里。以他的能力，他当然知道这几个分类题目意味着什么。他也当然清楚，他在“两天两夜”中所做的事情是怎样的性质。这个过程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过程，它更是一个思想过程。那“两天两夜”里，他想到了些什么？他从来没有说过。舒芜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他对于自己这“两天两夜”里的作为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对胡风、对自己，总会有某种估计的。
舒芜没有对1955年发表的那份“材料”中的内容重新作过确定或推翻的解释，他现今是否仍然认为他当年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呢？其实，在1955年，他炮制“材料”的当时，对其中的内容真与假就应当是清楚的。
单以前引的1950年3月29日胡风给舒芜的近两千字的长信而言，1955年舒芜发表的“材料”中却只是并不连贯地摘录了仅百余字：
大文坛，实在乱得很，几乎非装死不可。港派还不放手，上海新华（港派主持）不卖《挂剑集》，北京在讨伐阿垅，何理论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
经港派一闹，书店一看见你的名字就摇头的。
诗发表了后，在读者里面引起了热潮，但文坛却想抹杀它，压下它。许多地方朗诵，广播。……有人愿意，可以朗诵看看。
这段摘录收在“材料”的第一主题，也就是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一个依据。
舒芜在1997年的回忆文说，他当年是接受了胡风的劝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而且，也因此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胡风的这封信在舒芜当时看来还是有着非但不反共，而且还有追随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的。而这一点也被舒芜看作是“重要的一点”。但是，舒芜在1955年提供“材料”时却只字未提这一点，对这一封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信，他却读出了其中有“反共”内容。而他1997年的陈述又重新回归到了1950年对这封信的认识。不过，就如他在1955年只字不提胡风建议他学习并为他所接受这一事实一样，1997年他的陈述也只字未提1955年他曾经从信中读出了“反共”思想这一个人经历。
如今，《胡风全集》已出版，其中“书信”一册中收入了胡风致舒芜的书信共35封。将这些信与“材料”中的摘录和注释一一对照一下，是胡风在其中说了“反共”言论，还是舒芜蓄意陷害，是不难分辨的。
8．他背叛了什么？
舒芜以他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议论，鄙视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也不乏其人。
或许真像有人所说的，即使没有舒芜交出信，毛泽东也会用别的理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既然无法断定毛泽东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的真正原因和目的，那么，这种虚设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而问题倒是，即使胡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即使舒芜的行为没有连带出什么严重的后果，他是否就可以不受谴责。无论如何，将朋友间的私信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地附加上耸人听闻的解释，这种行为依然是不能被宽容的。
世人往往鄙视“出卖朋友”者。“犹大”的比喻或“反戈一击”的形容，也是指陈舒芜为“叛徒”的另一种表达。
他“叛”了什么？“胡风集团”？尽管舒芜自称也是“这个集团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但将一些人看作为一个“集团”或定为一个什么“集团”，并不就是真的有这么个集团。不是舒芜背叛了“胡风集团”，而是他实际上是将胡风等人构陷为“集团”直至“反革命集团”定论的当事者之一。
他又出卖了谁？“出卖”，那是需要有实际的具有可“卖”价值的东西的，胡风的信中尽管有许多嘲讽和鄙夷之辞，但不过就是针对一些文人而已。说何其芳和刘白羽是“两个马褂”当然有失恭敬，但作为胡风个人的看法和态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其他类似“豪绅”“老爷”“权贵”也大致一样。这些内容本不具备足够的可“卖”的价值，但是，它最终成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反党材料”，舒芜所加的注释和“解读”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胡风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必然也就要反对和抵制藉以贯彻这个思想领导的组织领导。胡风恶意地、挑拨性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官方”，把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同志说成“官们”“钦差”“权贵”“老爷们”“公子们”，这里充分表现了胡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是如何反感与仇视。胡风明白说出，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即他所说的“官方”）是表面敷衍，实际上决不“妥协”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3页）
将一个作家不满于文坛中人和文艺现象的言行，故意歪曲解释成为具有政治动机，甚至具有政治步骤的行为，舒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文字狱的产生作了开章。舒芜还自称也曾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他的陈述也就似乎更能取信于人。
“背叛”“出卖”，侠义道德的评判淡化了舒芜行为的恶劣性。舒芜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出卖”，而是陷害了他人。
陷害是需要有动机的，舒芜的动机是什么？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
据这几年公开的资料说，当年（事发前），聂绀弩与舒芜去胡风家。胡风对聂绀弩带来舒芜，当即表示了不欢迎的态度，并当着舒芜的面对聂绀弩说，“以后不要带不三不四的人来我这里……”。据说，离开胡风的住处，舒芜就说，“他还有许多信在我手里”。
有不少人将此事例作为解释舒芜动机的一个依据。然而，个人间的恩怨虽也是行为产生的一种因素，但将这点事看作是舒芜公开批判胡风的全部动机，实在是低估了舒芜。
舒芜是有抱负的人，看看他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表现，就不难知道，他是喜欢做“大文章”的人，认识胡风时，尽管年轻，才学也有限，但做起文章来都是诸如《人的哲学》或是《中国论》，多是宏观大论，指点乾坤。这与胡风自述“我从田间来”，并把自己编辑的刊物比作“小蚁”，在学品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舒芜似乎不走运，从40年代到50年代，他在学术途中屡屡受挫，空有抱负。他的《向错误告别》虽然有意重造新我，然而，南宁那个地方居然无人理解，他苦心白费。他在点出了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他没有说是谁）为批评对象之后，才赢得了重视。这正如林默涵后来对他说的，人家关心的不是你舒芜怎么说，而是胡风怎么说。五十年代初期，胡风、路翎的社会影响当然不是舒芜可比的。舒芜的“批判”甚至“揭露”文章比“自我检讨”有了更实际的效应。
舒芜说，事情的结果是他所没有想到的。这是可以相信的。舒芜再聪明，也毕竟探究不了毛泽东的政治家意图。舒芜说想不到等等，那么，他是无意中伤害胡风的？或者说，他是一不小心误伤了朋友？倘若真是“无意”的话，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无意”行为之后，面对他的昔日的朋友、被他说起来是“挈我掖我”的胡风和他说是“年轻时最好的朋友”路翎，他痛心过吗？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那样一大冤案，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年轻时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一份应负的学生的责任。
这里所引的被有的报刊称为“忏悔”的一百多字，是舒芜对自己在1955年的行为表示的一种态度，在他的长达九万字的长文中却看不到他认为应当承担的“责任”的具体内容。有的只是避实就虚的推诿和辩解。于是，这带着“沉重”两字的“忏悔”却是那样虚伪和轻浮。
舒芜总强调1955年的事情尽管非他“始料所及”，但他却避而不提，在他的“朋友”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的同时，他正积极参与“揭批”胡风的运动，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5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因胡风案而被关押多年的绿原时，对胡风案论东道西，俨然一个局外人。直至1997年，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对许多史实依然避实就虚。有着如此城府的人，是总能找到使自己心安理得的方法的。
而当年，已被推到命运悬崖的受难者们又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呢？
1955年3月，已经预感到自己难逃一劫的胡风在给上海的朋友李正廉的信中说：
我是要尽一切的可能由我自己担负起来。唯一的限度是想做到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能被损伤的。我希望把判决落到我一个人身上。
1966年11月，被关押了11年之久的阿垅，在被宣判时在庭上只说了简单的话：
一切由我个人负责，与他人无关。
1955年，绿原面对要求他向舒芜学习“揭发朋友”时，他最终回答，他只能检讨自己，别人的问题他无法谈。
胡风所说，舒芜与我的那些年轻朋友不一样。这不一样，不是个性，而是做人的品质。
一句“非我始料所及”，是不能冲淡行为的罪恶的。
倘若他想得到，他还会向《人民日报》提供那份充满不实之辞的“材料”吗？
倘若他想得到，即使是林默涵授意他整理“材料”，他会拒绝吗？
……
如果他想得到，他所提供的“材料”的标题是否会直接就指胡风等人为“反革命集团”，谁知道呢！
9．回归何处
在自感清理出“头绪”了，舒芜于1997年，发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回顾了与胡风认识、发表《论主观》等旧事，也重提1955年“材料”发表的经过。这篇长达九万字文章，不仅在舒芜与路翎、胡风的交往事实上有不少疑点，而且，文章大量引用胡风的信，而舒芜本人的信不见一封一段一句（胡风家属已经将舒芜信件复印件还给舒芜）。胡风信中的许多话原是针对舒芜来信而谈的，没有“前因”，空谈“后果”，舒芜这样做自有他的用意———尽管他没有说。
回归，是需要寻得到根基的。需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迷失在何处。回归还必须有正视历史的人格素养，而不是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