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当公务员。那时，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都是面向各大专院校公开招考，和我一同进机关的有好几十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我和另外三人没经过考试，而是作为优秀毕业生由学校直接推荐的，但这并未使我比别人有任何优越感。实际上，机关人事处将我们分配到各部门时，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而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分得好坏全凭各自的运气。
我的运气比预料的要坏得多：我被分配进了档案处。比起那些分到组织处、财务处之类的重要部门，甚至给市长、部长当秘书的人，我显然是最差的一个了。人人都知道，档案处既没权力，也没油水，不说像其他部门的人经常出差旅游，吃香的喝辣的，就连工会发放福利，也经常把我们漏掉，在整个机关大院无足轻重、无人问津，仿佛不存在似的。在档案处工作的也大都是领导的家属，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寥寥无几，闲得发慌想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刚工作那阵子，我心里别提有多晦气了。
但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春天，好运就奇迹般地降临到我的头上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三八妇女节刚过完没几天，机关组织女同胞们（包括我们档案处的几个女同事在内）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外出春游的盛况还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平时总是满肚子委屈似的愁眉苦脸、很少同我打交道的处长忽然通知我说，小马，工会让你去一趟。我听了一愣，那时，我连工会还没加入哩，工会找我有什么事呢？
我来到工会办公室，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那位负责人。找我的那个人五十来岁，有点谢顶了，是我想像中那种典型的工会干部。“你就是小……马，马图？”他从堆满各种文件和表格的办公桌后面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问道，仿佛我有可能冒名顶替似的。
“是的……马图是我。”我说，觉得他的口气过于严肃，心想，我不是马图谁是马图呢？难道还有人来冒充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档案员么？
“是这样的，小马……”他干咳了一声，眼睛瞄了瞄桌上的一张表格（或者是文件），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准备派你出去……旅游一趟。”
“旅游？”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
“是的，旅游。”他用确凿无疑而又异常简洁的口气说，“一个月的时间。明天动身。你待会儿去财务处领旅差费……”
“去哪儿……旅游？”我懵里懵懂地问。
“随便。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旅游。”他说着从办公桌后站起身，表示我们之间的谈话到此为止。这时，已经有另外一个人来找他了；我只好忍住满脑子疑问，梦游一般从他那儿离开了。
我从工会办公室出来，一直到去财务处领完旅差费，走路晃晃悠悠，仍然像在做梦似的。我甚至不敢马上回办公室，担心这场凭空飞来的好梦会眨眼间烟消云散。但我从财务处领来的旅差费，分明揣在我的口袋里，厚厚的一沓钞票，总不可能是假的吧？但如果是真的，就更加让人难以置信。旅游。一个月。厚厚一摞旅差费……这样的好事，即使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也千载难逢啊，怎么会阴差阳错轮到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小档案员身上呢？我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更不是劳动模范或新长征突击手，在工作中未获得过任何引人注目的业绩，凭什么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呢？要知道，前些日子我还坐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对三八节期间四处旅游、尽享风光的女同胞们眼红不已，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个女人呢。
惟一的答案也许是有人搞错了。在我们这样一个上千人的大机关，发生诸如张冠李戴的事情并不奇怪。但这就像天上掉下来馅饼那样，如果它恰恰掉在你嘴边，你除了张开嘴把馅饼吃了，难道还有什么更明智的选择吗？
如此一想，我准备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念头，就变得心安理得了。当然，鉴于可能存在的复杂背景，我不想对任何人声张这件事，包括与我一同分配到机关的那些同学。动身之前，我只是向处长简单地告了假。我请完假离开时，处长显得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身？”我察觉他的语气有些暧昧。后来我琢磨，处长那会儿心里大概酸溜溜的，对我满怀无比的嫉妒吧？
我的旅行生涯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天，我带着简单的行囊，随便乘上了一趟火车。我甚至根本不管火车是开向何方的，只要是离开我所在的这座一年四季灰蒙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就行。反正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确可以像那个秃顶工会干部说的，想去哪儿旅游就去哪儿旅游啦。
时隔多年后，我回忆起最初的那次旅行，仍然感到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眼睛盯着一本在大学时不知翻了多少遍的草绿色封面的《中国地图册》，黄山、庐山、泰山、南岳、武当山、峨眉山、少林寺、九寨沟、张家界、黄鹤楼、长白山、长城、岳阳楼、洞庭湖、太湖、青海湖、海南岛、佴城、天池、三峡、北京、天安门、颐和园、故宫、上海、黄河、黄浦江、南京、紫金山、新疆、西藏、喜马拉雅山、布达拉宫、普陀山、蓬莱岛、神农架……这些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的名字从我眼前一一掠过，心情比考上大学后上学报到时还要激动万分。像我这样出生于闭塞的农村，家境贫寒的人，从读大学到参加工作以来，游览名山大川一直让我朝思暮想；现在，多年的梦想突然在一个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成为了现实，我怎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呢？
整整一个月的旅游，我记了厚厚三大本日记，拍了不计其数的照片；当我满载而归地回到单位时，容光焕发、气宇轩昂，几乎从里到外都变了一个人。我给同事和同学们带了不少礼物，因为在外出旅行一个月之后，我的意外走运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新闻，我想隐瞒也没法了。所幸的是，我一直担心突然来人说派我出去旅游是一场“误会”的事并未发生。这使我不再像偷了东西似的遮遮掩掩，总算可以坦然地面对人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表示的羡慕之情了；而以前，从来都是我羡慕别人的呀。
从那以后，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工会便让我外出旅游一个月。俗话说，好运气只有一次，噩运总是接连不断；但这话用到我身上，也许应该倒过来才是。我原以为这样的好运，一次也就够了，哪能奢望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呢？没想到竟然一直持续了下来，我的确感到受宠若惊了。现在，我被同事和同学们称为“走运的马图”，像明星一样成为他们长久不衰地羡慕和嫉妒的对象，而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也成了我的盛大节日。我像小孩盼望过年似的，一年上头都期盼着三月二十三日早点来，晚点去。几年过去了，我乘火车、轮船、飞机，游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处大大小小的风景名胜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拍的照片、写的旅行日记码起来比我的个头还高吧。
那时候，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妻子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效益不景气，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八十的工资。她除了在电视上欣赏一下“祖国风貌”这样的旅游专题片，从未有过外出旅行的机会。比起她来，我是何等地奢侈！有时，我甚至想让妻子同我一起出去见见世面。但没有工会的批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这样的要求我怎能说出口呢？组织给我这样的机会，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我也不能太贪婪、太不知足呀。
所以，在我每年三月二十四日外出旅行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是高兴、感激、内疚三者兼而有之；高兴的是旅行的乐趣，感激的是组织和工会，内疚的是对我的妻子。我就在这样的复杂心情里度过了我旅行生涯的最初一些年头。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时间在我和我妻子的额头上刻下了难以掩饰的皱纹，用诗人叶芝的话，这是“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吧。我发现我的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迫不及待地盼望每年的三月二十三日，相反随着这个我从前当做节日过的日子临近，我便感到踌躇不安进而磨磨蹭蹭起来。每次启程之前，我总是把那本早已翻皱了的《中国地图册》翻了又翻，竟找不出我没去过的旅行地了，有的地方甚至去过两三次了。更糟糕的是，在旅行途中，我原来那种兴致盎然、乐此不疲的旅行劲头不知什么时候荡然无存了，沿途如诗如画的风光对我的视觉和听觉毫无吸引力，我变得无动于衷乃至兴味索然了，曾经使我体验到无限快乐的旅行成了一种枯燥无聊的差事。以至后来，我对三月二十三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畏惧和厌倦。我不仅不再期盼，反而但愿这个日子永远不到来哩。但时间并不会因我而变，三月二十三日每年照来不误，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启程开始对我已经毫无乐趣的旅行……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显得太漫长了，我甚至刚上路就巴不得旅行快点结束。有一次，我在路上只呆了半个月便中途而返了。能为国家节省一点钱，这总不算什么过错吧？可没料到，我刚到单位上班，那个秃顶的工会干部就派人把我叫去，责备我不该提前回来，劈头盖脸地批评了我一顿。我满肚子委屈，对旅行日益加剧的厌倦使我按捺不住地提出了一个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但其实心里早就想提出来的恳求：“我不想旅行了，把这个好机会让给别人吧！”
秃顶听了，惊愕不已。“你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呢？我工作一辈子，都快退休了也没轮到你这种机会呢！”他十分生气地说，“你以为组织让你旅行的决定，是随随便便做出的吗？你以为自己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么？你还有没有起码的组织纪律观念？”
秃顶连珠炮似的质问使我无言以对。我像真的很理亏和心虚地嗫嚅着，灰溜溜地离开了工会办公室。
但回到家里后，我左思右想，觉得事情越来越荒诞起来，一种幸运的旅行变成了不得不去的差事，这算怎么回事呢？我开始感到自己有点倒霉了。但我无处申诉，甚至也难以对同事和同学启齿。说出来，他们不怀疑我犯神经病，大概也会笑掉大牙的吧。
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继续每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始的旅行。从那时起，旅行对我而言，成了一场遥遥无期的放逐；我与其说在旅行，倒不如说是在承受某种刑罚。就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我开始像从前盼望三月二十三日那样盼望退休之日早点到来，因为一退休，我的旅行就该自然地结束了。
然而，没等我熬到退休，我就碰上了更大的厄运：不久，我被诊断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医生明确告诉我，我来日无多了。剩下的时间对我无疑比金子还要宝贵，我可不想在苦役一般的旅行途中度过。所以，在三月二十三日快要临近时，我拟了一份“不再外出旅行”的申请报告，呈送到工会。
那时，秃顶干部早已退休，接替他的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干部。他把我的报告审阅了一遍，仔细地折叠好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先回去耐心等待吧，我一定把你的报告呈报给上级领导，请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的……”
我在家里像等候判决似的等了几天，一直不见回复。其间，我又去工会催问过几次，但每次的回答都是“还在研究”，并且叮嘱我，在上级领导作出决定之前，我应该像过去那样，必须继续我的旅行……
三月二十三那一天又来临了，但报告批复仍然没有下来。我完全失望了。这天晚上，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让妻子为我整理行囊，而是亲自动手。我不仅收拾外出旅行的用品，还认真清点了我这么多年在旅行时拍下的照片和写下的日记，并且将它们一一交给妻子，让她替我保存好。我明白，此次旅行非同往常，我已经病入膏肓，也许不等一个月以后我回来，就会客死他乡。我吩咐妻子，将来有一天，如果这些日记和照片获得出版的机会，我想用《我的旅行生涯》作书名。妻子听了泣不成声，哭成了个泪人儿。我觉得惟一对不起的是我妻子，本来我想把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留着同她一起度过的，可现在，我又不得不去继续早已令我深恶痛绝的旅行了。
第二天，我像以前每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那样，又洒泪作别妻子，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旅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