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沈道初
在中国诗史上，唐诗、宋词和元曲是三座格律诗的高峰，探索他们及民国时期的新诗的演变过程，可能对研讨诗体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不无启示。
一、唐诗、宋词、元曲、新诗的演变及在诗史上的作用
唐诗是唐代完成的近体诗代表，被称为中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先秦、两汉直至魏晋近两千年的诗体的嬗变，由诗经而楚辞、而两汉乐府、古诗，而魏晋四言、五言等自由诗体的继承与发展，降而至六朝，作为从古体自由诗向近体格律诗的转变阶段。当时一些学者、诗人开始探索诗的声律，发现汉字具有四声（平上去入）、双声、迭韵、对偶等特点，这一发现是中国诗文出现历史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他们按照声律组织文字，音节和谐，格局严整，不再如过去那么散漫。自先秦以来的自由诗体就向格律诗体过渡。大约经过了从六朝的齐梁到隋末唐初三百年的反复实践，格律诗体才得以逐渐成熟，具备了音律锉锵、对仗工稳的特色。这确是中国诗史上的历史性的突破、划时代的创新。从此，上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方外僧侣，下至市井平民，无不受其吸引，争相创作，各逞其能，连原有的诗、骚、乐府、五言七言等自由诗体也因吸取了音律的营养，强化了节奏感与音乐性，配合新兴的五七言律绝，为唐代开创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史家就称新兴的五七言格律诗为近体诗，成为唐代的代表性诗体，影响后代，震撼古今。
鲁迅主张诗要“易记、易懂、易唱、易听”。吴奔星教授曾指出：“唐诗毕竟只是唐诗，任何新兴的诗体都逃脱不了兴亡、盛衰的规律，纵使一时发现出类拔萃之作的轰动一时，终如回光返照，难以形成气候，取得中兴。”所以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的诤言，在于鼓舞人们另辟蹊径，创造新声。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尝试白话诗，正是要在诗词曲的演变中推陈出新。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见《文学改良刍议》）因此，他发誓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胡适指出：“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代兴”（出处同上），即唐诗被宋词取而代之，宋词又被元曲取而代之，明清无代表性诗体，白话诗也就取代了诗、词、曲，而出现于当时的诗坛。这种诗体的演变与创新，胡适认为就是革命。他多次指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胡适谈新诗》）胡适在1917年倡导文字革命，“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从而诞生了白话诗，成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因此，“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是胡适关于诗词曲的演变——继承、发展与创新的一贯观点。凡是体裁形式上的新陈代谢，足以影响一个时代，他便称之曰“革命”，表示创新要经历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胡适说：“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文史上的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相间，稍近语言之自然。”语言长短互用的词比语言固定不变的近体诗，的确要自然亲切一些。唐诗变而为宋词，标志着文学语言的发展，带来了诗体的创新。胡适其所以肯定诗变词是中国韵文体裁形式的一次革命，乃是因为：“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的韵文添无数近于言语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略之点。”胡适之所以强调语言之自然，实际显示了文学语言的解放，也就是诗体的解放与演变，其目的仍在宣传他的创新思想：白话诗的诞生与成长。
宋词虽好，毕竟也只是宋朝的诗体，时过境迁，亦当让位于创新的诗体。胡适指出：“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约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词之二短，概括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局限性。因此，胡适欢迎元曲的兴起。他说：“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语言之自然也。”明清两代诗人，只是继承诗、词、曲，却没有创造出足以代表的诗体。清朝虽然创造了皮簧（京剧），但对京剧的唱词，胡适颇致微词，他说：“至于皮簧，则殊无谓。皮簧或十字成句，或七字为句，皆不近语言之自然。”的确，京剧乃至其它地方剧种的唱词，听虽悦耳，而词多不自然，且多不合语法与逻辑者。因此，语言是否自然，是胡适权衡诗体优劣的审美标准。但语言之自然又不能任其自流，不论新诗旧诗，都须讲究音节。他指出：“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讲节奏、讲和谐，表明他所追求的语言的自然，不是生活语言的毛胚，而是经过提炼的艺术语言，要求自然、亲切、和谐。因此，他反对旧体诗的陈词滥调，凑字凑句，矫揉造作。他要求白话诗“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当今不少老干部、老教授对白话诗或新诗，深感不满，这与新诗的语言不讲音律节奏大有关系。也有一些中青年诗人忽视传统诗词，很少或根本不谈旧体诗。因此，新旧诗的对垒实际上客观存在。其实，不论新诗与旧诗都有一个继承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任务。诗词曲固然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只能批判继承；西方的现代派诗虽构思新颖，也只能适当借鉴。旧体诗词也好，现代派诗也好，虽能以其诗体的丰富性与风格的多样性，显示当代诗坛的繁荣，毕竟不能作为我们时代的代表性诗体而流传。我们的水平理当超过刘禹锡，他曾呼吁“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标准去创新，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当然，从诗词曲的演变看诗体的新陈代谢，非一朝一夕之功，往往要经过几百年或百多年的反复实践。但是我们不能停滞于对传统与外来形式的因袭或模拟中，必须从继承（包括古代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新的诗）与借鉴（包括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诗潮或流派）中脱颖而出，超过古人与洋人，推出像唐诗、宋词、元曲那样足以代表我们伟大时代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崭新诗体。
二、胡适、毛泽东、丁芒等著名诗人论诗词改革
胡适论诗词改革，在上述已叙述。
早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古诗），这两个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1965年他和梅白谈诗时又提出：“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著名诗人贺敬之在纪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五十周年时号召诗人们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中国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体诗歌。”
唐诗宋词元曲的发展说明古代尚不因循守旧，何况现代化的今天？事实上，不在艺术形式上作大胆革新，决不会出现伟大的诗人和划时代的诗作。苏轼、李清照如仍沿用唐诗形式，他们在文学史上决不会有如此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