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把“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当作不可逾越的真理，却恰恰忘记了“愈是世界的，才愈是民族的”。未来就是和前者相互对待而存在，相互作用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东西。现代新诗和传统诗词处于同一个诗词文化体内。开展同外国诗家、诗论的“比较研究”，又要一面共同从悠久历史的传统深层，进行新的开挖，一面各自按现代的审美要求，进行新的创造，以便稳步实现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耦合，从而重构中国现阶段的新诗词文化（诗歌文化），也就是“多元化并存，多侧面互补，多方位比较”的诗词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现实，又面向未来，既创造传统又走向世界。至于今后是传统诗词和现代新诗各自通过“完善自我”而为多元化更加涂上光怪陆离的色彩呢？还是两者逐渐接近、逐渐靠拢而终于拥抱在一起呢？那要看整个文化生态演替和文化生态平衡辩证统一的发展趋势如何而定。我们坚信，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存在，就有诗人的存在，只要有人类生活的未来，就有诗的未来。让我们在传统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相互映照、相互学习中，把中国诗歌推向广阔的世界和辉煌的未来吧。
丁芒先生花了几十年心血，创导自由曲，可说是毛泽东主张走三结合路的典范，也是当代诗词改革走在前面的崭新诗体。
1981年云南出版社出版了臧克家、程光锐、刘征三位诗人的诗词合集《友声集》。此外，公木、吕剑、屠岸诗家也间有诗词作品问世，他们的某些作品，在世律方面也不象传统诗词那样工稳严格，却以新诗人的革命创造精神给传统这一古老的诗歌形式，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他们把新诗言人民之志、抒时代之情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贯穿于传统诗的创作实践之中，赋予传统诗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二、他们从生活出发，选择富于表现力的现代口语，并化用至今尚活在人民生活中的古代词语作诗填词，摆脱了传统诗的书卷气，使之具有了生动活泼的新鲜感。他们的诗与丁芒一样有可贵的共同特点就是新：题材新、立意新、形象新、语言也新。
三、丁芒关于自由曲的理论探索和创导自由曲的先锋作用
丁芒先生曾谈到“民族诗歌的主流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的文人诗”。民歌不断地给予文人诗以丰富的营养和新鲜的启示。文人诗得到民歌源头活水的滋养而保持活力，同时反过来又给予民歌的发展及水平的提高以积极的影响，使民歌起于高雅、成熟、系统、深刻。
早在1990年丁芒作《春华选集》序《写诗切忌走向极端》一文中指出：我主张新旧诗要趋向融合，以此来改造旧诗和新诗，探索一条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形成中国式新诗歌的路子。我知道这工程谈何容易，也许要经过几代人，几百年的努力，但既然有见及此，就应抱“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的决心，开始实地去做……因此我有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迈出自己的一步。于是，一是依托《江海诗刊》这个阵地（注：丁芒曾在1988～1991年任该刊主编），寄希望于春华诗社……以促进其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春华诗社出版的若干诗集，我认为质量上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的水平，一无腐气而充满鲜气；二无道气而充满灵气；三无妖气而充满正气。
从“自度曲”到“自由曲”一字之改，反映了丁芒先生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两大飞跃：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承认当代曲的创作已基本与音乐无关，索性将有名无实的“自度”改为更进一步的“自由”。这将新时代的诗体创新与历史上少数作品区别开来，从而鲜明地表现了艺术创新的主张，显示了走向世界的勇气。二、新创“自由曲”这一概念，固守“曲”体并以之作为创作的重心，将摆脱格律束缚力，力求自由挥洒与继承格律的合理要求，创建新的诗体。这两个似乎矛盾的艺术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高扬了继承传统的主张，表达了继往开来的决心。
丁芒先生的诗学理论，在对我国诗歌的民族传统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运用艺术辩证法的观点，围绕创新问题进行理论探索。
1980年，丁芒在《诗歌的继承、借鉴与创新》文中指出：对于传统，要有继承，但此种继承不应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继承，而必须是“以改良、发展、创新为主旨的继承，是去其糟粕，取共精华而有所舍弃，有所导扬的继承”；对于外来文化，要有借鉴，但此种借鉴不是抹煞继承的借鉴，而必须是“以继承为依归”的借鉴；必须是“为了充实丰富继承的内容，补救继承之不足”的借鉴；创新是继承和借鉴的最终目的，走什么路，创什么新，是我们继承和借鉴的根本依据；“愈有民族特色，才愈有世界意义”，只有民族特色突出的诗歌才能丰富世界的艺术宝库；“愈有时代特色，才愈有历史意义”。只有时代特色鲜明的诗歌才能丰富历史的宝库。
1982年，丁芒在《建立新诗体刍议》文中，总结了五四以来诗歌发展历史教训，提出建立新诗体的三条基本原则：即“短小”、“集中”、“格律化”。根据这原则可自创其喜爱、合适的形式，建立新诗格，为天下先，“以形成近体诗”。
1988年1月，丁芒《创造中国诗的新传统》一文，以概念逻辑、艺术形象、表现形式三种体系逐一研究新旧诗的状况及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建立新诗体的视角论及“自度曲”问题，由于音乐失传，词曲名牌的调性已无从认识，现代诗词家填词“填”曲，已无法严格选择调性，多半取其近似而已。事实上诗词创作完全不必泥古，应创造更多的新形式。同年8月丁芒《中国诗歌格律的推衍及对当代的浸润》一文，指出“我国诗歌格律对诗词来说，已不是受它浸润多少的问题，而是如何从它沉重的影响中走出来的问题，尤其是要摆脱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审美惯性的影响，有区别地接受其合理、可用于当代的部分，改造或摒弃其不合理、不合用的糟粕部分，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并对建立新诗体提出“三步走”：“第一步，大力提倡多写格律上比较宽松自由的古风、词、曲。第二步，大力提倡写更为自由的自度曲。第三步，在充分融化、吸收传统格律优点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使用当代口语写作的诗体。”
1989年8月，丁芒又在《元曲的艺术特色及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在目前导引新诗与旧诗逐步融合的前提下，大力推行散曲的研究和创作，大力提倡‘自度曲’的写作，是非常切实的步骤。”
1996年6月，丁芒写成《论自由曲》一文，提出“自由曲”的概念：“自由曲”或曰“自由体散曲”大抵是一种介于散曲与新诗之间，语言上富有散曲曲味而形式上不受散曲格律束缚的中国当代新体诗歌。就其时代的定位而言，它是在新旧诗体的相互颉顽、相互作用的情况下产生的中间体，是一种吸收新、旧诗及民歌乃至国外诗歌特色融铸而成的新兴诗体；就其艺术的定位而言，它是吸收了散曲语言的艺术而创制的、近似于散曲的体式，但却相对自由且与音乐基本无关的“自度”曲。此种自由曲，“实际上是在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做着‘五四’以来新诗必须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它是在替新诗补课”。从此，丁芒关于自由曲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作已基本上自成体系。
章彤庚在其《试论中华散曲的继往开来》一文中对丁芒的自由曲的认识价值等方面作了肯定。自由曲能否为当代中国诗坛公认为“曲”，主要受两大问题制约，即：一、如何处理自由曲与格律化的关系，使自由曲“自由”而“合度”；二、在基本摆脱传统格律束缚的条件下，如何使自由曲之语言具有“曲味”。丁芒的自由曲为这两大问题解决作了一系列尝试，成为“吸收了元曲的套曲、带过曲、小令的大小由之，歌颂暴露，美刺兼用，语言本色，雅俗共赏的艺术经验，有意识地打破了固有曲牌的限制和曲律过严的束缚，创造出的新体式。”因为“打破了固有曲牌的限制和曲律过严的束缚，所以它是‘自由’的”；因为“语言本色，雅俗共赏”，所以它仍富有“曲味”，仍可称之为“曲”。
丁芒自由曲，题材广泛，长短不拘，得心应手，呼尽其妙。以讽刺为主。读他的自由曲感觉曲中浓郁的“曲味”，较之传统散曲并不逊色。用韵上一韵到底，平仄通押；节奏上①单音尾与双音尾句式混用。②多用排句、迭词、扇面对。③体式结构上根据题材需要，或仿小令，或仿带过曲，或仿套曲，长不过五六百字，短则数十字，随意驱遣，亦如元之散曲。并多用衬字，十分普遍，还以大量的口语方言入曲，或沿用元之惯用语。因此自由曲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是大有希望的，自由曲的发展对新诗体的创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吴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