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有经商的真知，更有做人的良知——关爱家乡，回报社会。李嘉诚在经商过程中，虽然重视个人利益，但他绝不死抱着利益不放，而是最大限度地把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树立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地位越高，责任越大，这是大商人的一种做人胸襟。
让金钱服务于社会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李嘉诚的人恐怕很少，因为他有钱。在书店、地摊、报章、电视和网站，都可以见到他灿烂的笑脸。只要是署名李嘉诚的，大家都排队去认购，无论是股票、楼盘还是百货。一位排名全球第十的富人，除了为中国人长脸之外，传奇的成功之路，也是大家追逐的“发达秘笈”。我们大多都是从一些经营管理之道、生财致富之书去了解这位额头很宽广的富豪。
我们谈到李嘉诚，总也离不开他的巨额财富，认为他的一切都是围绕钱来展开的吗？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不是的，李嘉诚对钱有自己的认识，他经常讲到一些关于钱的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也不做。”“有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一点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会过得更加有意义。”“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第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认为，富有的人要看他是怎么做。照我现在的做法，我为自己内心感到富足，这是肯定的。”“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李嘉诚并不认为钱是一切，反而认为钱是一种责任，一种帮助残疾、贫困、有需要的人的一种手段。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
2006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李嘉诚宣布将自己1/3的身家约500亿港元全部捐出，成立基金会来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
500亿！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当一个人将金钱的积累变成了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如何将这些财富恰当地分配给自己的后代，如何将现有的钱变出更多的钱，或者是如何挥霍掉，但在股神巴菲特之后，又有了李嘉诚，他这样解释：“只要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帮助建立社会的责任犹如延续生命一样重要，而选择捐助资产也如分配给儿女一样，我们今天的一念之悟，将会给明天带来更多的希望。”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话已经被无数的评论家引述，并已经成为如今我们这个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大众通晓的普通常识。但人们更应该想到的是，之所以过多地引述这句名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涌现出数以万计或十万计的巨富，但于慈善的境界上，我们的巨富们却是缺乏如同李嘉诚这样回报社会的情怀。
当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发家致富之后，我们有的富豪只沉醉于纸醉金迷的光环之中，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财富与整个社会究竟有怎样的关联，也鲜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财富可以给予更多的贫困阶层以帮助，扶危济贫、慈心向善。这样的富翁们是受人尊敬的，也是受社会欢迎的，而奢侈炫耀享受的是自己，得来的却是普通民众的不齿。所以，福布斯提倡慈善，鼓励慈善，希望富人都能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有助于他人的，才充满喜悦、快乐。对人人怀着善意，对人人抱有亲爱友善态度所发生的喜悦和快乐，才能称为成功，才能称为幸福。我们有所“给予”，才能有所获得。舍得把金钱奉献给社会，你也会收获社会的丰厚回报，比如慈善的名声、社会的尊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财富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才真正发挥了金钱的作用。
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致富不忘乡亲
李嘉诚是在1940年冬随父母到香港投亲、定居的，这年他还是个12岁的少年。到1978年他应邀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转眼间已过了38载，李嘉诚的足迹踏遍欧、美、亚各国，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但是，对于祖国、对于桑梓、对于潮州古城、对于古城中北门街的面线巷、对于面线巷中的祖宅故居，他却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古老的潮州（俗称府城）确实是很美的。从公元413年，也即东晋义熙九年以来，它就成为历代郡、州、路、府的所在地了。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拥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是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李嘉诚就诞生在这座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历史名城里。他儿时就读过北门街观海寺小学，穿越面线小巷走出北门街，抬头便可见满目翠绿的巍峨的笔架山了，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韩江，山明水秀，风凉水冷。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培育英雄豪杰的地方。
当李嘉诚1978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亲自看到了伟大祖国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他百感交集。祖国正在告别贫穷困苦，闯破“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迎来经济的振兴。
在李嘉诚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返回香港之后，先后接到来自家乡侨联会及有关单位的来信。“离乡卅八载，家书抵万金！”于是，他给家乡致函，表示乡中若有何需要资助、即有助于桑梓福利之事，他甚愿尽其绵薄之力。
月是故乡明。李嘉诚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他是引为荣幸的。
从1978年底开始，李嘉诚先后为家乡故里连续做了一些事情。
在1978年至1986年，捐资590万余港元，在潮州市增建住宅楼宇2处共9幢，建筑面积为12529平方米，安排户数250户。
在1980年间，捐资22007万港元，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各装备先进设备110项，大大地改善了潮州市的医疗条件。又捐资450万港元赞助韩江大桥的兴建。
李嘉诚及夫人庄月明和他的母亲李庄碧琴多次捐资计111万余港元修建潮州市的开元镇国禅寺。先后捐资修复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国家级重点文物之一开元寺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
1987年至1990年，捐资80万港元给潮州、潮安两医院作“医疗福利基金”；1992年给潮州市卫生局捐赠港元25万作事业发展费用；1985年，给潮州市庵埠华侨医院捐赠了12万港元；1989年，捐赠10万港元给潮州市作为“教育奖励基金”；1990年，捐资150万港元赞建潮州市体育馆。此外，1992年还捐款50万港元赞助庸澳县人民医院。
1983年的元宵佳节，潮州举行盛会，有多项开幕或剪彩仪式。其中也包括潮州、潮安两医院的开业剪彩仪式。李嘉诚一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去给医院“命名”；二不带自己“长实”的职员参加；三不邀请香港的嘉宾前来，也不愿前去剪彩。由于潮州市党、政、民、侨领导人的一再邀请，碍于情面和乡谊乡情，在最后一分钟方答应前往医院参加开幕剪彩仪式。
李嘉诚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深感欣慰。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这正是他毕生奋斗之宗旨。
生意人的本职就是赚钱，就是“唯利是图”。然而极端的唯利是图，未必就能真正地赚到钱。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对这个社会尽义务；如果被社会唾弃，即使钞票堆积如山，又有什么意义呢？获得暴利的人已经不能称为生意人，而应当称为“暴徒”。
李嘉诚在做一个成功商人的同时也在努力做一个社会的有用之人，他不忘回报社会，向社会送去关怀。他在为祖国奉献一份爱心的同时也昭示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要为社会稳定做点事
无论谁都明白，社会的稳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如果社会不能保持稳定，那么生意也做不成。李嘉诚毕生的经商经验告诉他，作为社会上知名的商人和企业家，自己必须为社会的稳定做一点实事。这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企业本身的需要。
1995年夏，《财富》杂志刊出一篇哗众取宠的攻击性文章，称“1997年后香港一切都会改变，因而走向死亡”。
李嘉诚等香港商界爱国人士，立即驳斥这种已不新鲜，并被事实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预测”。《中英联合声明》发表10余年来，香港经济仍持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1994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2.1万美元。
随后，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邵逸夫、曾宪梓等多位富豪捐款筹建“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各人均捐出一笔钱款。据何鸿燊向记者介绍：“我积极支持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鲁平主任私人亲自写信过问，我第一时间就捐500万港元。”
9月29日，李嘉诚等22位基金会理事的合影照片，整版刊登在全港各报章。宣言标题是：“我们立场一致，全体一心为香港！”正文是：香港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是香港人的切身问题。在这份宣言中，李嘉诚与其他的香港商人表示，今天我们坚持立场，携手创立“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一个非牟利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目的在凝聚力量，建立信心，使香港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领导地位。宣言中写道：“我们需要万众一心，商界、政府、劳工和各业翘楚以至每一个香港人都应各尽所能，为香港现在及未来的辉煌成就出一分力。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更好的明天努力。”
由于李嘉诚和各位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香港的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并稳定地发展。
每个人都有三重身份，除了是一个个人外，还是一个家庭成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因此，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也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影响。也许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很渺小，就像投入大海的一滴水，几乎不能改变水的质量，但谁也不能说他的作用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影响力大的富人群体。因此，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而应该像李嘉诚这样，为社会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当然，并非一定要做成他那么大的事业才可以对社会做贡献，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为社会尽职尽责，这样即便都是一些小事，但时间长了，积累起来，也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人生旅途中，我深深体会到王安石所说的“丹青难写是精神”这一句话，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竭尽所能贡献个人力量实现这个理想，不为名利，更不介意别人的想法。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中国有句老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就是讲国家是为它的每一个公民遮风挡雨的大厦，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为祖国大厦添砖加瓦，在危急关头提供帮助。李嘉诚对此就特别认同，每次祖国遭遇天灾人祸，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带头倡议捐款，奉献自己的一片热诚之心。
1991年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5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到7月5日，全国因灾死亡1270人。
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安徽和江苏两省。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达90亿元人民币。
政府对这两省的救灾工作予以特别关注。但是，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范围广，当时仍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并有不少灾民患肠道疾病等传染病，大量的公路、桥梁等设施急需修复。完成上述救灾任务需要2亿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
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李嘉诚从报刊上读到关于“安徽、江苏地区遇上百年未见洪峰，灾情特别严重”等信息，心情很沉重，他密切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好几个夜晚都睡不觉！他是在7月12日清晨六点钟，听到了香港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政府的紧急呼吁”的新闻报道的。国家急难之秋，正是报国之时。顾不上把早餐吃完，李嘉诚当即拨通电话，与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并取得一致共识。清晨六点多钟，李嘉诚把电话打到“长实”董事局主席办公室经理鲍绮云小姐的家里，告诉她：“你赶快到新华社分社！找到任何一位社长都行。李嘉诚只要求见他5分钟。如果他很忙，就算站着5分钟说说话也行！”鲍绮云经理当即驱车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完成了联络工作。
“我以属下四大公司名义，带头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是日下午3时前，李嘉诚派出秘书，将总值五千万港元的四张支票，送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附上一封信给社长周南、副社长郑华的亲笔签名信。
这封信他是这样写的：“作为一个身居香港的中国人，本人认为应较其他国家率先作出实际支援，希望可带来一个迅速引导作用。本人谨代表集团四间上市公司附上支票四张，共港币五千万元，请两位社长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最高效率及最佳方法，达至最好之成果。”
在那一天的中午开始，就有许多记者到“长实”公司采访，要李嘉诚谈谈对“中国政府紧急呼吁”的反应。
他是这样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的：“关于中国政府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做法，我以为这表明国家有进步。这次天灾，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和自己的同胞的帮助，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在这之前，没有谁叫李嘉诚捐款赈灾；这次捐款，完全是他自动自觉的。过去，对公益事业，李嘉诚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作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李嘉诚认为自己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
香港市民也踊跃捐款赈灾。李嘉诚很高兴，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当时的情况，每个中国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应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
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李嘉诚只有这一个目的，在有生之年，如果能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那么，他就心满意足，死而无憾！
与此同时，香港的各大财团、企业界的各位知名人士，名界市民，从孩子到中、小学生，从街边小商小贩到家庭主妇，从演艺界的影视歌星到白发苍苍的阿伯阿婆，无不慷慨解囊，奉献爱心。香港市民那“血浓于水”的真诚，赢得了举世的赞誉。
在那一年的7月19日，李嘉诚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又受到七号强台风的袭击，损失非常严重。获悉这一情况后，他当即与汕头市委取得电话联系，询问具体灾情，并主动捐款5000万港元，以供汕头大学及潮汕灾区大中小学校维修校舍之急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里氏八级地震，5月14日，李嘉诚通过基金会首先捐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5月19日，李嘉诚基金会宣布协助四川灾区灾后重建的第二轮计划，联同属下长江及和黄集团再度捐资人民币一亿元，与国家教育部配套合作，设立特别教育基金协助四川受地震影响的大、中、小学各级学生，资助他们升学所需的学费及生活费。李嘉诚关注灾区同胞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俗语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灾难来临之时，李嘉诚首先想到的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仁义商人。
创办汕大，福及后人
比尔·盖茨曾说：“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今天很多财富巨商纷纷献身慈善事业，李嘉诚对回报社会，造福于民之事，更是不惜余力。
一个真正成功的投资家应当有造福于社会的善举，从而赢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嘉诚是一个以“投资办学，重视教育”的知名人物，这是他把财富用于社会的重要善举。其中，独资兴办汕头大学，更是李嘉诚爱国义举的一块丰碑。
无论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富足，还是为了精神生活的丰富，人类都在不断追求更深更全面的知识和文化，而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则是实现人类这一追求的载体。可人口已达1000余万的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大学，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近百年来，不少潮汕人为建这样一所大学努力过，像张竞生、杜国库、林子肩等人，虽然他们奋斗不已，但终未能实现千万潮汕人的梦想。在潮汕地区创建一所大学，已成为潮汕父老乡亲们的迫切愿望。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经济特区，更加需要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为了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迫切需要一所本地大学。在这种形势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了建立汕头大学的高潮。在了解这一现实之后，李嘉诚与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汕头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庄世平老先生进行了长谈。会谈中，李嘉诚和庄世平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达成了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汕头大学的共识。
1983年5月，李嘉诚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动情地说：“近年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所及，长实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各行业倒闭及亏蚀者甚多。他们经济损失十分严重。上述捐赠，是个人今后数年的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而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尽心尽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隘的经济情况下，他们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于是，李嘉诚果断地决定，一定要把汕大办起来。他再三向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表示，不管将来情况如何，他都要走下去，“我李嘉诚如果办汕大的意志不够坚强，那么，汕大只能成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俗话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义也就在于此罢。”
在李嘉诚的大力推动下，汕头大学终于创建起来了。1986年6月20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嘉诚时，专门对其表示感谢。邓小平说：“你为祖国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和香港领导是理解的，中国人民是理解的，我代表全国人民向你表示感谢。”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办汕头大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发展教育事业对促进祖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我愿为此而努力。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希望这所学校对外更加开放一点。”
李嘉诚很清楚，对于创办汕头大学这样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国家领导的支持，是很难办成的，就算是办成了，也无法办好。因此，李嘉诚曾上书邓小平，特别针对师资力量与教育实验设备跟不上专业发展的需要问题，希望邓小平“一言九鼎”，指示国家教委协助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给予大学更大开放，招揽国外良好的师资，并尽快调派国内优秀人才南下；
2.给予大学更大权限，在汕大成立研究院，派遣研究生出国，早日学成归来，为汕大服务，使汕大学术水平能达至国际水准；
3.给予大学更大方便，使国内外有心为汕大贡献一份力量的人士，能为汕头培养科技人才贡献力量。
邓小平很快对此做了批示，国家教委马上落实了邓小平的批示，鼓励汕大进行改革，允许汕大开放办学，并先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许多高校抽调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和骨干教师支援汕大。
1986年10月7日，李嘉诚第四次到汕大时动情地说：“我把一生的心血都放在汕大上了……说句心里话，汕大是我一生最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了汕大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汕大我破釜沉舟……”
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多次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增加到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增至5.7亿港元。前后相比，所赠款项竟比原计划多出近20倍。李嘉诚一心要把汕头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名的高等学府，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毫不吝惜。
李嘉诚不是一名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绝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在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好教育，泽及后人。一所优良大学可以输送社会无数人才精英，对社会的贡献极其重大，是功在千秋的好事。虽然汕头大学的创建、发展耗费了李嘉诚不少心血、钱财，但对这种泽及后人的好事，李嘉诚是绝不吝惜的。
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国家、民族、人类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一生恪守“慷慨解囊”之举
“慷慨解囊”是一个人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对于商人来说，这种精神更是一种良知的体现，也是做人的无形资产。如果一个商人想要做大局面，必须要懂得经营和挖掘自己的这种无形资产。
李嘉诚是一个慷慨解囊的人，这一点使其经商的目的显得充满了人性，令人尊敬。自然，这也为他赢得了丰厚的资产。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大地。
那时的李嘉诚，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正处于迈上香港巨富“三 级跳”的助跑阶段。当时除了有关官员，北京没有谁知道李嘉诚，就连香港商界泰斗包玉刚，当时也鲜为人知。
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光游览。不像现在，只要李嘉诚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李嘉诚急需了解祖国内地，内地也需要了解这些在海外建功立业的游子。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谈。过往，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缓解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而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至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日，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儿，已泪水潸然。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道：“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此举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姓名榜中，李嘉诚彩色照片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却不愿参加。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前的一分钟赶到医院剪彩。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祖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香港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授CBE勋爵及勋章奖章。
抛开功利而言，善行义举显示了李嘉诚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做伙伴，而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认为，富有的人要看他是怎么做的。照我现在的做法我为自己内心感到富足，这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