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说在汉魏六朝的接受及演变
*本文作者陈莹，文学博士，沈阳理工大学副教授。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总结先贤圣哲创作的历史和文学现象及自己的创作实践而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它揭示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身世际遇的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世人在接受和实践“发愤著书”说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形式上的模拟，既表现出对“发愤著书”说审美价值的接受，又融入自己的人生际遇和时代特色，在实践中对其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不断做出新的阐释，清楚地呈现出“发愤著书”说在不同时代的审美内涵及其演变轨迹。本文就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阶段略陈己见，仅供参考。
一、两汉时期士人对“发愤著书”说的接受与实践
士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思想文化的载体，他们实现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成为封建国家官僚机构的中坚力量，垄断着当下社会的思想文化。这一阶层是两汉时期“发愤著书”说接受和实践的主体。
两汉时期，士人在“大一统”的背景下从事政治、文化活动，“大一统”不仅剥夺了士人政治选择的权利，而且也泯灭了士人的人身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梦想。汉武帝对待士人的态度是：“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资治通鉴》卷十九)在某种程度上士人的处境是比较危险的。在官僚机构中士人大多位不过“郎”，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郎”只是一个闲职，这和他们建功立业所需要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不仅如此，“大一统”带给他们的是巨大的压力，“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汉书·贾山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自己只是“大一统”专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工具和点缀品，虽然不可或缺，但于社会和政治无足轻重，“大一统”成为他们个体人生价值实现的桎梏，旷世奇才董仲舒有“不遇”之悲而发愤著《士不遇赋》，司马迁感慨生不逢时、有志难伸而作《悲士不遇赋》，因此“士不遇”是汉代士人的集体遭遇。
中国古代士人一向自视很高，他们期待的人生价值为“三不朽”。两汉士人自觉地将社会责任视为全部生命和人生价值所在，据《后汉书》的《儒林列传》和《逸民列传》所载，光武中兴，儒生和隐者纷纷出仕，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文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发愤”也只是针对“乐崩礼废”的不和谐因素，“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史记·平准书》）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皇帝以国事为重，弃恶从善，国泰民安，这也是士人在“大一统”下的人生价值所在，与建安文人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人生价值观是不同的。
鉴于此，两汉士人的“发愤著书”是围绕着“大一统”专制下的政治文化展开的。汉赋是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评其为“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这样说并不公允。汉代的辞赋作家被整合进“大一统”政治后，由文人变成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政治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他们并愿为此“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赋成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工具，“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喻”《两都赋序》、③《愍命》、④《刺世疾邪赋》⑤《述行赋》见费振刚等校注：《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他们的职责，这时汉赋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以及决定他的地位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的出现预示着他们的处境是危险的，因此说汉赋是他们委婉地传达事情的艺术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制度与思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350-353页，在颂美之音中蕴含着士人对“天下安宁、四宇和平”的治世的憧憬，借劝谏之词有意地表达自己对“乐崩礼废”的黑暗现实的怨愤与不满，“今反表以为里兮，颠裳以为衣。”③“宁饥寒於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④“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⑤他们要剔除恶疾、拯救时弊，为国家的繁荣兴旺、长治久安而呐喊助威，不是为一己之利害得失而发泄私愤，而是发忧国忧民的国家之愤、时代之愤，从这层意义上说，汉赋是汉代士人政治家的“发愤”之作。
“才学”是士人生存哲学的护身符，邦有道以才学而仕，邦无道以才学而退，寄身翰墨，著书立说，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不朽。当士人忠诚地追随“大一统”时，当头棒喝，盖宽饶被迫自杀，贾捐之被弃市，匡衡被罢免，刘向两次入狱，惨案不断。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士人重新定位自身价值所在。据《后汉书》本传所云，郑玄在经历坎坷之后要“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最终以经学大师闻名于世；夏侯胜因为激烈批评汉武帝而下狱，出狱后，专心学问，“撰《尚书》、《论语》说”。（《汉书·夏侯胜传》）杨雄在《太玄赋》中表明既然不能向范雎、蔡泽那样建功立业，那就“执《太玄》”以“荡然释志”；王符因升进不遂，“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梁竦从九真诏还本郡后，“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侯瑾“覃思著述”，作《应宾难》和作《皇德传》，皆失传。(《后汉书·文苑传》)著书立说、避害保身成为时下一种社会潮流，古文经学便兴于此时。他们借学术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郑玄笺《诗》中多“有感伤时事之语”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第49页，因此，可以说著书立说是士人经过对社会现实的审慎思考所选择的实现其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最佳方式。
士人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在文学从属于经学的时代，政治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即使抒情性的作品也离不开时事政治，刘梁“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后汉书·文苑传》）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朱穆“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后汉书·朱穆传》）张衡因“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严可均编：《全后汉文·四愁诗序》，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士人将“抒情”与“言志”折衷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忧，这种忧患意识随着“大一统”的逐步消亡而逐渐增强，其抗争精神随之弱化，甚至丧失。
两汉士人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足迹，把一己之愤融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中，无论美刺时政，还是潜心学术，抒情言志，皆以“大一统”的利益为轴心，使“发愤著书”说映衬出两汉“大一统”的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观。
二、魏晋时期文士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实践
魏晋时期，“发愤著书”说失去了汉代滋生它的土壤和环境，“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取代两汉“大一统”，时代需要文能经邦理国、武能安邦定稷的全才，远非“大一统”下需要歌功颂德的英雄的奴隶时代。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发愤著书”说的接受主体为文人和名士，其审美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两汉时关注外在世界转而抒写内心情怀，其审美价值也随之提升，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取得了丰厚的果实。
汉代士人盲目迷恋皇权换来的是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和生命朝夕难保，其结果导致魏晋成为“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的时期”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这样，魏晋时期的文士比两汉士人忧国忧民又多了一层对个体生命的担忧。时代唤醒了世人对自我独立价值的认识，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立言”脱颖而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赋予文章至高无上的地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第一，文学自身价值被提升，由附庸一跃而为“经国之大业”；第二，文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独自为家，文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提升；第三，文学的社会价值提升，成为延长个体生命使之不朽的工具。葛洪在《抱朴子》中重申了“立言”与“立功”具有相等价值，又将文章的自身价值提升到与“立德”同样的高度，“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又言“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抱朴子外篇》卷二）这样，“立言”、“立德”、“立功”三者等量齐观，不分彼此。一代皇帝曹丕发愤而撰典论、诗赋百余篇，并赞扬徐干以《中论》而不朽，贵公子曹植也要以一家之言流芳百世，葛洪成功地以子书而使“后世知其为文儒”，（《抱朴子外篇》卷四）在以曹丕为首的皇族子孙的倡导下，“发愤著书”成为时代的潮流。
建安文学是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而“发愤著书”的结晶。如果说建功立业、统一天下是建安时期人们的人生目标，那么包括一代枭雄曹操在内没有人实现这个目标，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昭明文选·与杨德祖书》）的文士确是靠慷慨悲歌、激怀壮烈的建安文学实现了不朽的人生价值。建安文人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命运多舛的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把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对价值期待的调整最终提炼为建功立业思想和个体英雄意识，并以此为人生价值，孜孜以求。曹操有着雄伟的政治抱负，“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为饱受动乱之苦的人们塑造了“太平时，吏不呼门”（《对酒》）的理想社会，“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他“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曹操集译注文集二·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华书局1979年版，向周公为那样致力于一统天下的大业，“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一心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尽管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抱利器而无所施”陈寿：《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内心愤愤不平，“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鰕憚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建功立业思想和个人英雄意识在他的诗歌和文论中随处可见，“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求自试表》和《与杨德祖书》体现的更是大胆直接。“哀哀下民靡恃，我将以时整理”（《令诗》），是曹丕的政治胸襟；“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于黄雀群”（《赠从弟》其三），是刘帧的人生理想，“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杂诗》），是孔融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最能代表建安文人的生存哲学和思想状态的是曹植的《薤露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於士人。
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曹植把对生与死的深刻体认，有限生命与无限价值的二元对立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有理、有力、有节地折射到文学创作中，忧生，忧国，忧民。刘勰评建安文学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缘情说”源于陆机的《文赋》，实际上就是随着人的觉醒和自我认同感的增强，魏晋文士在时代和命运的双重悲剧困惑下“发愤著书”的产物。面对“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阮籍《咏怀》其三十七）于是他们在笔端所构筑的理想世界中排解着内心的压抑和精神的苦闷，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于痛苦的人们无异于一剂精神安慰剂。左思把出身寒门而请缨无路、壮志难酬的慷慨不平倾注于《咏史》中，为自己也替封建社会中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制度压抑下鸣不平，沈德潜说左思“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郭璞由于曲折多难的政治生涯而“假托神仙来抒写人世间那些悲愤感慨。”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讬蓬莱。”（郭璞《游仙诗》其一）黄侃更明晰的指出：“然景纯斯篇，本类咏怀之作，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寄言耳。”陶渊明把他五仕五隐的坎坷经历和无可奈何的悲愤隐藏在他清新平淡的田园生活中，清人潘德舆看到了陶诗内在的愤怒和力量，在《养一斋诗话》中指出：“陶公诗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优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概。不独於易代之际，奋欲国报，如《拟古》之‘枝条始欲茂，忽值河山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咏荆柯》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也。即平居酧酢间，忧愤亦多矣。不为拈出，何以论其世、察其心乎？”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埽葉山房石印此期诗人的“情”是“感慨怀心酸，怨毒带苦多”（阮籍《咏怀》其十七），精神之苦闷可想而知，“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昭明文选·啸赋》）成为当务之急。
从建安文学和缘情说看，魏晋文士在动荡的社会中寻回了曾在“大一统”中一度失去的“自我”，把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沉思考和独特体会熔铸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曹丕的“文气说”从作家自身的角度强调了情的重要性，曹植的“雅好慷慨”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强调了情感的审美性，陆机的“缘情说”从文体角度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抒情性，所以抒写个体内心世界的情感构成此时“发愤著书”的主要内容。
三、南北朝时期“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拓展
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风采依旧，鲍照屡受打击后“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鲍照《拟行路难》）北齐的刘昼也要“楩楠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于明月之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848卷刘昼《激通》，作家在坎坷的人生际遇中带着内心的“郁陶”发愤创作。刘勰、鈡融两位理论家在继承的同时，做出了新的阐释，形成了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这就是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
鈡嵘“怨愤说”的理论渊薮是《诗品》，在《诗品》中他继承了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以来的怨恨传统，以“怨”为审美原则和审美理想对五言诗作家进行了品评，并列举了一系列“发愤著书”的事例说明时代的悲剧和人生的坎坷际遇等现实生活中诸多因素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幸，使人产生怨恨，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展其义”、“骋其情”，慰藉怨愤不平的心灵。他在《诗品序》中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在这里，钟嵘首先把“怨”置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漫长的历史和广阔的自然、社会环境中，不仅仅局限于司马迁所说的中国士大夫在仕途遭际不平时才有的怨恨，而是扩展为凡是外在际遇破坏了个体内心世界的平衡而带来的不幸完全超出了其身心承受能力而造成悲剧命运的一类人。钟嵘评《古诗》“多哀怨”，而《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沈德潜：《古诗源》卷七、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这里不仅有代表士大夫的“逐臣”的怨，也有普通人的生离死别的怨，更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没有的“弃妇”的怨，上至大夫，下至弃妇，都在钟嵘品评的范围之内。这样，钟嵘把怨的权利付诸于整个人类，不禁使人想到：以屈原为代表的“正道直行”而被流放者、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不堪吏职而退隐者、以王昭君为代表任人摆布、以徐淑为代表忠于爱情、以班姬为代表失宠的女性又何止其一个？
其次，钟嵘的“怨”绝不是士大夫的“有才不见用，有志不得酬，想要忠君救国而不可得”王先霈：《李卓吾和小说理论中的发愤著书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不能和谐相处而产生的普遍性的怨。李陵怨“生命不谐，声颓身丧”；王粲怨自己“遭乱流遇，自伤情多”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小序，岳麓书社，1999年版，故“发愀怆之词”；郭泰机怨傅咸不荐己而使自己终身不仕，其诗“孤怨亦恨”；左思怨“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士族制度，其《咏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阮籍怨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杀戮而隐居不仕、醉酒赋诗，其诗“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进，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往往将众怨集于一炉，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谢灵运被钟嵘列为上品，他的《登池上楼》本为消忧赋诗，却句句含怨。谢灵运骄纵自负而政治上雄心勃勃，刘宋取代晋室后，备受压抑，谢灵运由康乐公降为县侯，又于永初三年(422)出为永嘉太守，诗便作于此时。他怨世道沧桑凌变而自己又不能象潜虬、鸿雁那样超凡脱俗、自由自在，“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怨自然美景不能消除自己心头的烦恼却平添几多忧愁，“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怨自己智力低下而立德不成，怨自己体弱多病而家业难继，“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谢灵运怨自己，实际上是怨以他为代表的整个士族阶层，“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颜氏家训·涉务）谢氏家族是东晋以来士族与以皇权为代表的寒族之间双方力量的角逐中士族阶层逐渐衰落退化的一个缩影，谢灵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
钟嵘的“怨愤说”侧重情感发生的外因，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士人独享的专利推向了整个人类，从仕途不畅的怨恨扩展为人生旅途中命运多舛的哀鸣，完成了对“发愤著书”说内涵的开拓。
刘勰继承了“发愤著书”说的基本精神，时世艰辛、社会动荡使人产生哀怨、愤怒，《时序》篇云：“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人生坎坷同样使人产生愤怒，《才略》篇云：“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在《杂文》篇中进一步概括了时世艰辛和个人身世际遇与情感的关系，“原兹文（对问体）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情采》篇提出了“蓄愤说”：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有学者说刘勰的“志思蓄愤”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其实不然。首先，刘勰的“情”强调真情、挚情、自然之情，刘勰认为人的感情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明诗》篇云：“人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庄子·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之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所以“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深而不诡”（《文心雕龙·宗经》），他鼎立批判铺采摛文、雕琢堆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亦反对创作上追求险怪的习俗，在《明诗》、《定势》等篇章皆有论述，这样，刘勰的“蓄愤说”具有了审美理论的内涵。而《风》、《雅》所抒发的是“真愤”，才打动人、感染人，“愤”乃“情”之一，从“真”的角度将“发愤说”提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这是对“发愤著书说”的贡献。
其次，刘勰把“情”提高到了文的本体地位，《情采》篇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辞与物是为“情”服务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情”对文体具有决定作用，“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文心雕龙·定势》）而文体不同，表达的情感也不同。《辨骚》篇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乐府》篇云魏之三祖“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祝盟》篇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哀吊》篇云：“必使情往合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诔碑》篇云碑诔“叙述哀情，则触类而长”。《谐隐》篇云：“谐之言皆也。辞潜会俗，皆悦笑也。”只有“言为心声”才能创作出精美的文章，“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
再次，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情感是文学创作发生的内在动力，但这种情感仅限于负性或消极情感，刘勰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学创作的情感不仅包括负性或消极情感，如怒、哀、惧、悲、恶、憎等，而且包括正性或积极情感，乐、喜、爱、兴等参见韩永昌：《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刘勰肯定风雅是“为情而造文”的至上之作，孔子在《论语·八佾》中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哀并言。《乐府》篇云：“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盛衰与兴废之形势并非单极情感可以表达的，因此，他在《情采》篇云：“五性发而为辞章。”
刘勰的“蓄愤说”从文学创作产生的内因即“情感”角度完成了对“发愤著书”说审美内涵的拓展和审美价值的提升。
“发愤著书”说作为一种珍贵的艺术传统，以一定时期的民族社会生活的土壤为生长条件，以一定时期的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标准为依据，圆满地再现了一定时期的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思想、主题、题材参见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尚奇与悲美——解读司马迁的屈骚情怀
*本文作者苏慧霜，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师。本文刊载有删节。
昔汉武爱骚而令淮南王作传，书虽不传，幸有太史公继之于后，《史记》为屈原立传，以抑郁悲怨之气，书写怀才不遇的相似际遇；更以愤懑凄怆之音，寄托旷世悲情与惺惺之惜。司马迁不仅是屈原行廉忠洁人格的仰慕者，更是屈原文艺创作美学的知音。清代萧穆《敬孚类稿》称：“余认为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其言甚是。
史公以强烈抒情色彩的笔椽纪录屈原：《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与《悲士不遇赋》等作品，追风沿波，或以虚笔清·李景星《四史评议》云：“《屈原贾生列传》通篇多用虛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或以侧笔，或真实，或听闻，或感幸，或悲叹，透过传序和辞赋的创作，客观叙述屈原的作品与生平，更主观佐以通情的了解，深入探讨屈原写作的动机和奇文郁起的创作成就。所谓“艳其文、高其节、悲其缱绻不已之忠”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屈原与史公相似的悲剧情结，使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充满着浓郁的屈骚情结。
一、 楚楚相尚的文风
司马迁对屈原的熟习，来自特殊的时代背景，他生处于汉世，正是楚文化、文学思潮荟萃的时期，其时楚辞、楚声、楚语、楚文化风尚弥漫：
1习颂楚辞
东汉时期，诵读楚辞蔚然成风，上至帝王后妃，下及平民走卒，皆喜爱楚辞，汉宣帝时，有“九江被公能为楚辞……音韵清切”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明德马皇后讳某，……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楚辞独特绚丽的文采，显然深受汉人青睐，依《汉书·地理志》记载：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班固《汉书·地理志》台北：宏业书局，1984年，页1668.
唐勒、宋玉是楚人，心仪屈原，善作楚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班固《汉书·地理志》台北：宏业书局，1984年，页1.；武帝时，严助贵幸而荐买臣，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页2781.，两人因此贵显汉朝；汉武帝命淮南王作《离骚传》，书虽亡逸，但据传此书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无瞻慕”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章句。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48.；可见从宋玉、唐勒、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淮南王刘安，或以显名，或以贵显，楚辞俨然成为时尚文学。
《汉书·艺文志》辑录汉贾谊赋7篇，枚乘赋9篇，陆贾赋3篇，枚皋赋120篇，严助赋35篇，朱买臣赋3篇，司马迁赋8篇，扬雄赋12篇，统计屈原、唐勒、宋玉以后赋六十六家721篇，以及杂赋十二家233篇。其中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数量惊人。此外更有王逸《楚辞章句》收录十七卷作品，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后十卷包括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以及王逸自作作品，屈原影响下的《楚辞》在汉一代为人熟炽的盛况可见一斑。
2君臣相尚楚歌
汉代王朝喜爱楚歌，不仅帝君喜爱能自作歌，风习所及，朝臣大公亦能作楚歌。项羽、刘邦尤喜爱楚调之歌，所以项羽慷慨悲歌《垓下》：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页333.，
汉高祖十二年还归过沛都时，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酒酣之际，高祖击筑自为歌诗《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页389.。
汉武帝以蒲轮迎枚生说楚辞，招延文学辩士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待诏金马门，且歌《天马》《汉书·武帝纪》第六：“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页186.：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歌《瓠子》：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武帝纪》第六：“二年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決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页194.。
武帝元鼎四年，上行幸河东，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欢甚，乃自作《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9，页94.！
帝王之作歌皆以楚辞独特的“兮”字句式写就，可见汉朝人对于楚文化和文学情有独锺。
其它诸王，像高帝之子赵王刘友，封淮阳侯，不爱吕氏后而爱他姬，吕太后大怒，因而围友于私邸，赵王饿，乃作歌曰：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
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一，页92.。
淮南王刘安作有《八公操》：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来下兮。公将与予生毛羽兮，超腾青云蹈梁甫兮。乘风云使玉女兮含精吐气嚼芝草兮。悠悠将将天相保兮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一，页98.。
乌孙公主于武帝时远嫁乌孙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语不通，至昆莫死，复妻其孙岑陬，生下一女少夫，因此作《悲愁歌》：
吾家嫁我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庐为室兮旃为墙，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为黄鹄兮还故乡。
司马相如《美人赋》系歌与《琴歌》二首皆以兮字楚歌形式，今引《美人赋》系歌如下：
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一，页99.。
汉和帝时，崔骃与班固、傅毅齐名，作《安封侯歌》：
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被兕甲兮跨良马，挥长戟兮彀强弩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五，页171.。
张衡，汉顺帝时为太史令，忧难，作《幽歌》与《舞赋》，其中《舞赋》系歌仅2句：
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六，页178.。
张衡《定情赋》系歌四句：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六，页178.。
班固作《宝鼎诗》与《白雉诗》两首皆整齐的骚体七言：
《宝鼎诗》：
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鄗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五，页168.。
《白雉诗》：
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鸟。嘉祥阜兮集皇都，发皓羽兮奋翘英。容洁朗兮于纯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逯钦立《先秦汉魏晉南北朝诗》卷五，页168.
汉人对于楚歌骚体的熟习，远超乎想象。根据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辑汉代楚歌篇目如下：
卷一： 高帝《大风歌》、昭帝《黄鹄歌》、少帝《悲歌》、淮南王安《八公操》、广陵厉王胥《歌一首》、武帝《瓠子歌》二首、《秋风词》、《西极天马歌》、《落叶哀蝉曲》、赵王刘友《幽歌》
卷二：项羽《垓下歌》、司马相如《琴歌》、苏李诗《歌二首》、崔骃《安封侯诗》、班固《郊祀灵芝歌》
卷三：乌孙公主《悲秋歌》、华容夫人《歌一首》、徐淑《答秦嘉诗》、赵飞燕《归风送远操》、唐姬《歌一首》、枚乘《麦秀歌》、司马相如《琴歌》、息夫躬《绝命辞》、梁鸿《五噫》、《适吴诗》、《思友诗》、蔡琰《胡笳十八拍》、赵幽王《幽歌》。
上述作品皆以骚体“兮”字写成，是典型的楚歌。屈骚“兮”字长于吟咏的特色，更添浪漫的情调，显然特别为孤臣孽子所喜爱，以上仅举数例，其它散见于赋中系诗的作品不胜枚举。作者身份从君王、贵族、公主、后妃到大臣，君臣相尚成习，熟习应用之繁更不在话下。
3仿楚辞形式作赋
在上位者之提倡，必然带动朝野创作模拟的风潮。汉代赋风鼎盛，《史记》书写之际，正当汉赋兴盛之时，司马迁亲身经历此一文学时代，与司马迁相距不远的赋家，像贾谊、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淮南小山、刘向等人，赋家借楚辞形式以创作，“拟骚”是汉代文学风潮，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收录汉人赋作以后，因为所收作品内容或是伤悼屈原，或是代屈原立言，形式都采用骚体，故一般称为“拟骚体”或“悼骚体”。就赋的内容言，可称悼骚体，从赋的形式言，可称拟骚体。西汉刘向编辑《楚辞》是以文体拟骚，又兼模仿屈原作品的骚体句式，如《九怀》、《七谏》，既是伤屈之作，又是骚体句式，所以辑入《楚辞》专书之中。如：贾谊《吊屈原赋》、张衡《思玄赋》、司马相如仿《远游》作《大人赋》、班固仿《离骚》作《幽通赋》等。此外，像蔡邕作《吊屈原文》，东方朔拟骚体形式作《七谏》，扬雄从形式上模仿作《反离骚》、《广骚》，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与楚辞《招魂》相似，王褒仿《九歌》作《九怀》，其《洞箫赋》首尾均为骚体，而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皆是继屈原《九章》以后以“九”名篇系列的拟作。
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对司马相如的赋作了评论，《史记》五十七卷《司马相如列传》以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结合《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些观察，帮助我们认识了从楚辞到汉赋的文学流脉。
4借屈原以明志
所谓“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汉书·邹阳传》，页2346.”仕宦是中国文人挣脱不开的宿命，然而朝廷中奸巧斗争，忠奸难辨，或蒙宠幸得遂壮志，或被弃见逐而失意终生。作为一个政治悲剧人物，屈原成为后世失意文人情感依托的对象。
汉代文人借屈原以明志，追怀屈原的遭遇因之藉创作以自愍，如应奉“追愍屈原，因此自伤，著《感骚》三十篇《后汉书·应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东汉明帝时，梁竦《悼离骚》以“忠孝仁义”标榜屈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骚赋》。”《后汉书·梁统传》，同上注。作为楚辞代表的屈原，正如王逸所言：“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见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楚辞章句》。面对这样卓越不群的人物，司马迁选择以“知人论世”的方法，结合屈原的生平，《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与《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之屈原情怀的具体投影，《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感叹，岂止是司马迁一人之悲，清代李景星《四史评议》云：“《屈原贾生列传》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
司马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体验屈原的悲：“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他自作《悲士不遇赋》以明志，除了印证他在赋体创作上的成就外，更藉此书写他对屈原怀才不遇遭遇的关怀，在与屈原感通的情志基础上，愍伤屈原亦即愍伤自己，诠释屈原亦即诠释自己，“悲其志”的最后根本在反照自身，这是屈原精神的影响。
至于《天问》，王逸《天问章句》云：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 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诗人屈原忠心正直，却遭奸佞排挤，被楚王疏离以至放逐，心情悲抑。屈原在流放汉北途中，经过先王宗庙和祠堂，看到其中绘有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的壁画，联想到楚国的前途危在旦夕和自身的遭遇又颠沛坎坷，不禁思绪奔涌，仰首问天。心中对天道和人事中一切不可释然的疑问、否定和批判，都在愤慨中一涌而出，于是写成了这篇千古奇文。
《天问》是屈原对客观世界不可解现象的问难，如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用问难的方式提出。”“天问”也就是“问天”。从宇宙起源、天体运行到神话传说、现世人事、社会观念，无一不在“天问”的范畴中。
《天问》充满了沉思和怀疑。屈原以一百七十二问问天，其中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无论神话传说，街谈巷议、口耳相传的奇事逸闻，抑或传统的偏见、凝固的史观、陈腐的定论、世俗的迷信，一切的天意、人事，屈原由怀疑而批判，不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不仅仅是实体、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问》也广涉人事。可以说，《天问》并不仅仅是诗人对上天申诉委屈的泄愤之作，而是对天道、人事长期深沉思索的结果，表现了屈原渊博的学识、深的哲学思想，以及怀疑和批判的理性精神
屈原在《天问》“盖天说”中对及共工氏引致的传说提出诘问（“八柱何当，
东南何亏？”），显示出诗人的博学、睿智和科学探索的精神。他对人世间社会变革、历史兴衰的质询，表现出诗人大胆的怀疑、批判和反思意识，以及对传统天命论的质疑。
司马迁读《天问》，深刻体悟屈原对天地事物之忧，因而在《伯夷列传》中重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感慨，《史记》人物往往是历史的悲剧人物，伯夷、叔齐、韩信、项羽、荆轲、豫让等人的遭遇总是令人惋惜，天道何在？天理何求？史公亦知天不可问，想是藉此聊以寄意而已，寄寓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深意。
5楚辞遗响
屈宋之后，《楚辞》独特的“兮”字体式，婉媚凄怆的特色，成为抒情的最佳体式，汉代从文人作品到民间乐府，几乎都是直承楚辞语体形式和抒情风格的骚体诗歌，具有楚辞遗响。(略)
二、 尚奇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以“奇文”一语称指《离骚》。《辨骚》篇又称：“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披词人，非一代也。”非常具体地指出“奇”是司马迁与屈原共同之爱尚。
“奇”之一字耐人寻味，明朝陈眉公《小窗幽记》卷八“奇”下引一段文字：
我辈寂处窗下，视一切人世，俱若蠛蠓婴媿，不勘寓目。而有一奇文怪说，目数行下，便狂呼叫绝，令人喜，令人怒，更令人悲，低徊数过，床头短剑亦呜呜作龙虎吟，便觉人世一切不平，俱付烟水明陈眉公《小窗幽记》，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页100.。
“奇文怪说”令人喜怒悲狂，可以俱将人世不平付诸烟水，指的是文学具有感动人心，抚慰心灵的作用。
屈原的“好奇”往往偏重于一己的喜好，着重对自身服饰容止的修为与象征，因此好奇服、奇冠、奇癖，《离骚》云：“纷吾既也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云中君》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唐代沈亚之写传奇《屈原外传》描述屈原形象：
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引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此中的屈原“好奇服”其来有自，如《涉江）云：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屈原向以奇异服饰象征自己独立不群的卓然德行。司马迁显然爱此奇人，所以《屈原列传》写屈原便能掌握屈原的奇情外貌，《列传》开头记屈原江畔独行的形影：
屈原既放，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茫茫无尽的江边，太史公笔下的屈原受谗被谤，独茕茕而南行，被发行吟的迷狂形象，颇有夜雨挑灯读离骚的戚戚。对比《九章·怀沙》文章开端一段文字：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瞬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抚情效志袆，冤屈而自抑。
屈原在《怀沙》中自言己虽被放逐，但不以穷困易其行，《屈原列传》则跳脱悲情，扣紧“冤屈自抑”的心结，刻画一个忠贞的正直之士：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渐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文字形象鲜明，不故求寂寞，然而文字雄奇，故寂寞自现，司马迁爱奇才，爱奇士，进而写奇文，正印证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序》所指出：“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这是因为史公出乎情，行之于文字，才能得于文，因为了解屈原，所以能丝丝入扣地掌握屈原的心理。
《文心雕龙·史传》指出《史记》一书：“爱奇反经之尤。”而扬雄《法言·君子篇》亦云：“子长多爱奇也。”出奇不意的笔法，所以能成就“一家之言”，证之《屈原列传》一段文字：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闲之，可谓穷矣《史记·屈原列传》，页2482.。
穷途末路的悲痛，岂是惨怛而已，这段文字杂议杂叙，既是哲人之透悟，亦是谪人之无奈，表面上说的是屈原，却隐约比附自己的遭遇。烦冤瞀容，愁叹苦神的太史公，最后云：
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再发奇语，借贾谊之口对屈原做出一问：“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至此，令人深深一叹：屈原固可以选择远游他国，司马迁也可以选择缄默，但是，屈原最终选择自令放为的放逐，而史公亦选择仗义执言的侠义受辱。
司马迁的“尚奇”更扩及对历史人物的歌颂喜好，《史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页2735.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特别重视人物的真性情，如项羽虽于垓下自刎惨败，但《项羽本纪》中项羽击鼓悲歌的豪迈，乌江畔瞋目三战，形象地还原了项羽的英雄本色。
同样的，七十篇“列传”人物中选择了“刺客”题材，只因彼等人“不欺其志”，与一般庸俗自欺之人不同，是以司马迁为其作传《刺客列传》：
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台北：新象书店，页2515.
“不欺其志”是会心之语。历史原是最真实的反观，司马迁写奇人、奇事，殊不知能写奇人之人，方是真奇人。
三、悲与美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史记》
以知人论世之法为历史人物作传，不虚美，不隐恶，对屈原的通情了解表现在
对其志向与人格的崇仰之中，既“悲其志”，更赞叹屈原“存君兴国”的人格
气象之美。
1悲其志
王逸《离骚经章句》：“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贾谊赋《吊屈原》，应奉《感骚》，梁竦《悼离骚》，司马迁作《悲士不遇赋》，皆是愍其志以自寄怀之作。
司马迁《报任安书》：“屈原放逐，而作《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云云等语，指出屈原创作的动机乃因“意有所郁结”，所以寄意于创作，垂文后世，冀得一二新知解语，屈原盖以忠信见疑之故，《离骚》一篇不断反复陈述一己之怨尤，抒发悲愁怨抑之情：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诲相道之不察，延伫乎吾将反。”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屈原屈心抑志，求告无门，遂将满腹遭际不平之鸣发之于文字，愁思沸郁，字字碧血周拱辰《离骚草木经自序》：“骚中山川人物草木虫鱼，一名一物，皆三闾之碧血枯淚，附而著其灵。”，《离骚》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未悔”一语，朗丽明志；而司马迁与屈原一样“忠信直道，以奉主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点校本，页3319.，豢豢之忠，却因李陵之祸遭逢不测，因此司马迁直将《离骚》之作归解于一“怨”，是以一己之遭遇自比，因此《屈原列传》以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字写尽天下凡不遇文人的心事，亦写尽司马迁的心事。大凡“非穷愁不能著书；当孤愤不宜说剑”明·陈眉公《小窗幽记·集奇》卷八，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页104.，书生的剑惟在寸管之间，证之太史公之言，天下贤者莫不为此共掬一袖泪，史公“怨愤”之论的提出，不仅仅是真知灼论，对后代文论更产生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知难》指出：“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屈原若异界有知，断不以寂寞自悔，当将史公引为千古知己。
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人，对历史的渊博知识和对人生价值的真知卓见，《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悲剧人物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如《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以坚忍成就忠义之高格，以生命回应知遇之恩情，其人“非衔感于一剑，非买价于泉里”，史公以“衔感”二字，道尽刺客心事，也诠释其内心世界之寂寒，一部《史记》可以说是一部长篇悲剧史书。他对屈原同样了解，从初期读《离骚》等作品而“悲其志”，到长沙凭吊屈原“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处处表达对屈原的景仰与赞叹，也因为仕途被祸的相似遭遇，使得司马迁特别赞美屈原坚持忠贞的人格特质。
司马迁因为自己切身的不幸遭遇，特别感动于屈原幽忧愁蹙，以为屈原“正道直行”却受到奸佞陷害，愤概于“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所以把屈原的创作归结为“怨”，一如《屈原列传》所云：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是借屈原一浇胸中块垒。《报任安书》中提及撰写《史记》的动机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页2726.通情的理解，不仅在文论中阐扬屈原“悲怨”的创作动机，更在《史记》的撰写中亲身实践和体现这一理论思想。《屈原列传》以屈原之“作《离骚》，自怨生也”为主线，提出“怨愤抒情”的文艺创作理论。相较于当时汉儒“怨而不怒”（毛诗序）的诗教观，儒家以一种温和的文艺理论约束情感的表现，“体中和”是高度修养的礼教，司马迁显然选择以一种几近叛逆的观点提出“发愤著书”的文艺理论，《太史公自序》以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强调“不平则鸣”的创作冲动，此“发愤”之说放诸当时的社会背景，显然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其后班固《离骚赞序》亦延续这样的观点，以为：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赞序》（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51.。
呼应王逸《天问序》云：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卷第三》《天问章句第三》（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85.。
班、王两人对屈原创作心理的评述，反映了汉代人对文学创作的理念，此后刘勰提出“志思蓄愤”说（情采篇），唐代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送孟东野序），乃至唐李白“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明代李贽的“泄愤”说（忠义水浒传序）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这些论点，都或多或少受到司马迁对屈原“悲其志”创作心理论述影响。因为“悲其志”所以保留了浪漫的欣赏精神，若说鉴赏是高贵的灵魂，创作是伟大的精神，司马迁之于屈原，不只是成就高贵的鉴赏灵魂，更完成伟大的创作精神。
2存君兴国之人格美
《屈原列传》描述屈原：
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台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2482.
屈原被谗放逐，却至死不忘南土君国，透过《橘颂》表达“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坚定不移的心志，但《渔父》篇：“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高自赏，更博得史公高度赞誉，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台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页2482.，《史记》极度赞誉屈原人格的崇高与忠贞，所以鲁迅说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赞美《史记》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页581.，正说明了司马迁与屈原在情志上的呼应与相惜。
屈原是一个政治的失恋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始终无法忘情治乱兴亡，却又得不到到君王宠幸，悲剧性的经历在《惜往日》中透过思君—怨君—别君三个阶段叙述，从开端“惜往日之曾信兮”之眷恋爱惜开始漫漫的追寻，到“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充满悲怨的企望，到最后“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的惋惜，《惜往日》从不直言国君为昏君，只是在诗中屡屡言及：“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识”等惋愕之语，所谓“壅者”，蒙蔽也。《韩非子·主道》云：“臣蔽其主曰壅。”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注云：“直指谗臣蔽君之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屈原不直言“昏君”，只是委婉地用“惜壅君之不昭”等带有埋怨情绪性的批评，壅君不等于昏君，“昏君”一言直指君王无能，君虽待我不义，但罪责在臣下蔽君，所以屈原不忍言君之不是，对国君的不辨忠奸不忍苛责，此“温柔敦厚”之心博得后世赞赏。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蒋骥以“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而为万世逆忠远德者大戒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对屈原“存君兴国”的忠忱极度激赏。
《哀郢》云：“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屈原虽被放逐，但心在楚国，徘徊流连不忍离去只因蔽于谗谄，所以思见君而不得。司马迁透过自身的遭遇来理解屈原，读《哀郢》而悲其志，《屈原列传》扣紧屈原的政治遭遇立言：“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政治失意的侧写，正是刻意突显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以事其君”的可贵。
屈原的不遇，显然引起史公无限的感慨与自怜，因此司马迁作《悲士不遇赋》云：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
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
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
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
照照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
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
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士生之不辰”已是不幸，“顾影而独存”更兼无奈，对比司马迁在《屈贾列传》中引述贾谊《吊屈原文》一段文字：“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感慨亟深。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腐刑，满朝文武，竟无一人相救，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终于发出“天道微哉”之叹。
四、结论
屈原作品里面所表现的痛苦，是由于“我”与世俗是两个无可妥协的极端。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
心纯尨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忠佞是非不分，众人排斥，怎能不凄然孤立！？屈原苦恼彷徨的，是“我”永远执持着一个不变的原则，而众人却善变迷离，这个不变与变的对比，面对不妥协，不退悔，不变其初衷的执持，屈原终于选择“不毕词以赴渊兮”带着深深的遗憾，临死之前犹殷切陈词。
百年之后，司马迁选择屈原作为告白的对象，跳脱屈原的“我”的执迷，以“他”人的故事，见证自己的生命，所以七十篇“列传”篇篇寄意深刻，怨旨遥深。
面对屈原，司马迁以通情的了解写作《屈原列传》客观地叙述屈原的生平，司马迁是真正继承和发扬屈原精神的人。《离骚》的怨、《哀郢》的忠，《天问》的疑，篇篇都是史公性格的真实映照，所以《屈原传》便是《离骚》。
吴见思《史记》叙事学成就管窥
本文作者张富春，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清初吴见思《史记论文》是《史记》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书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刻行世以来广为流布。中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康熙间刻本一套12册、24册、9册、10册、20册计5种；日本京都文政丙戌年（1826）翻刻天游园藏版一套25册；桂垣书局光绪丙申（1896）刻本一套24册；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一套8本；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一套16本，1933年仿康熙刊本铅印本一套4册（1936年1月再版）。武汉大学图书馆等藏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尺木藏版重刻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陆永品先生《史记论文》文末总评部分的标点本。当今学人在论及《史记》时亦多有称引。然关于《史记论文》的研究，仅有黄建军《言人人殊——〈史记论文〉的传记文学理论片谈》（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论述其传记文学理论。
《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然《史记》文学价值，惟至唐宋古文运动勃兴，始得认识与开发。韩愈评《史记》“雄浑雅健”转引自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柳宗元谓“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73。有宋一代开评论之风，提出了《史记》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苏洵：《嘉祐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3洪迈发明司马迁善用“重沓熟复”之法。洪迈：《容斋随笔五集》·五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5至明，学者倍崇《史记》，文学研究大为发展，复开《史记》评点之风，尤以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成绩最著。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接触过《史记》研究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有三百人左右，论文有一百六七十篇以上。”俞樟华：《史记艺术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325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之评论，金圣叹于《史记》、《水浒》之比较研究，牛运震于《史记》文法笔力之研究，吴见思于《史记》叙事写人艺术之研究，共同将《史记》文学研究推至一新阶段。在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中国叙事学研究却远滞后于叙事文学的实际发展。直至明清评点家笔下，始见探求叙事规则之势。就此而言，《史记论文》无论在叙事学，还是在“史记学”史上，都应有其一席之地。本文即拟通过《史记论文》的研究，以管窥吴见思于《史记》叙事学之成就。
吴见思极为推崇司马迁的叙事天才，“神力”、“神技”、“神手”之类充满崇仰之情的评点文字，《史记论文》中在在皆是。“文章只如说话，说得出，说得尽，便是好文章。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要说得出，说得尽，自有多少波澜曲折，原非易事。不然万语千言，欲明反晦，千头万绪，何处说起？所以见作文之难也。”（《穰侯列传》总评）本文所引吴见思评点之语，均出自广益书局1920年版《史记论文》，为行文方便，仅于文中注明其所在《史记》篇目，总评即位于每篇文末之评，支评即文中之评。而“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滑稽列传》总评），欲说得出，说得尽，洵为难事。后人欲窥史公如何叙出，尤为不易。无怪乎吴氏叹曰：“史公亦将犹龙乎？吾又乌乎测之也！”（《老子韩非子列传》总评）更为可贵的是，吴见思论述《史记》叙事艺术，能够着眼于具体篇章，发明其叙事规则，探寻其叙事成就。
1《史记》叙事，意在作文
“《史记》虽序事，而意在作文，其中许多人、许多事、不过供我作文之料耳。故或前或后，或散或合，或花分，或抟捖，极我文章之妙。”（《酷吏列传》总评）可谓深得史公文心。作文即须“极尽文章之妙”，故诸人诸事，驱遣如意。驱遣之法惟在“作文者亦取其大势之所在而已”（《乐毅列传》总评）。因此，“作文家要忍于割舍，若贪于使事，便为事累矣。今人作碑志者，纤微必载，夫岂有好文也哉！”（《卫将军骠骑列传》总评）如《白起王翦列传》总评云白起只抽长平一事，王翦只抽破楚一事，而各臻其妙。
然吴氏所谓“大势”，既指大事件、大场面、大动作，亦指事情小而意义大、足见人事本质之轶事。“借轶事出色，是史公长伎”（《淮阴侯列传》支评），“犹写真者，在颊上三毛，而不在面目躯体也。此文章家剪裁之法，如登山取仄径，观美人看鬓云蝉钿耳，操翰者不可不知。”（《绛侯周勃世家》总评）故《绛侯周勃世家》重写周勃闻说即危惧处、下狱不知置词处、出狱自叹处，俱得木彊本意，而其诛诸吕、立代王大功反不明序。《管晏列传》总评云管、晏事功只用数语序过，皆于闲处点染，管子一传中嵌鲍叔一段闲文，晏子一传后带越石、御妻两段闲文。评《黥布列传》黥布捕贲赫一段云：“写琐细事，曲折如见。”评《李将军列传》霸陵尉一段亦云：“琐细事，写得如许曲折，兼写李广之度量。”不惟正文，“史公论赞，往往从闲处写，最为生色，极有风神”（《项羽本纪》支评）。
2《史记》叙事，结构多章法
喜用两半篇体。吴见思在《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货殖列传》总评中均谓其为两半篇体，《高祖本纪》虽未明言，然亦是两半篇体。吴评“天下大定”云：“勒一句，总结上半篇。”评“六年”云：“此下半篇起处。”又有一篇中部分用两半篇体者。如《鲁仲连邹阳列传》总评谓鲁仲连一传用两半篇体，鲁仲连聊城一书亦是两半篇；《儒林列传》总评谓公孙弘之奏疏用两半篇写。与两半篇体相类者又有两扇对峙格，不同处在于后者不必关合。“此是两扇对峙格，故不必关合，而写来恰是一样，是合传体也。”（《孙子吴起列传》总评）
以“神理”贯串全篇。“史公作文，虽序许多人，其实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自有神理贯串，线索通联。”（《五帝本纪》总评）“每篇各有一机轴，各有一主意。”（《屈原贾生列传》总评）“史公作传，无不有线索贯串。”（《张丞相列传》总评）贯串之法多种。“《殷本纪》，以‘兴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兴五衰，一起一伏，经纬通篇。”（《殷本纪》总评）齐、鲁诸世家则“以本国之事为经，而他国之事插入为纬，中间又以共和、鲁隐公初立、孔子相鲁、秦始为诸侯数事提纲”（《齐太公世家》总评），《老庄申韩列传》支评谓四传皆以著书相串，《李将军列传》总评谓以“射”字贯串，以“数奇”为主意。
3《史记》叙事，多有传例
尊传体。详叙传主之业，略记相关之事；表彰传主之功，回护传主之失，是为尊传体。“又归功太公，作一束，是尊传体也。”（《齐太公世家》总评）“插陈涉、燕、赵、齐、魏、项氏事，只略写，是《高纪》体。”“鸿门事，高祖大受亏处，约略序去，止一句，放倒项羽，不说坏高祖，是本纪体。”（《高祖本纪》总评）“穰苴一篇，只是斩庄贾一节，而未有奇勳茂绩，故推及身后王齐，归功穰苴，是尊传之法也。”（《司马穰苴列传》总评）“终归到陈平，则周勃亦借以一衬，抑客尊主，本传例也。”（《陈丞相世家》支评）
附传体。传主之外，相关之人，纪其始并叙其终，是为附传体。“项梁、项伯、范增是附传体。盖纪其始并序其终者，附传法也。”（《项羽本纪》总评）附传体惟宜略写、虚写。“田婴事只略写、虚写，盖下有孟尝事，恐头重也。附传体如是。”（《孟尝君列传》总评）然亦有变法。“《史记》附传皆附首末于一篇之中，独赵高一传，于此纪其终，而其出处反附于蒙恬传内，是创法。”（《李斯列传》总评）
合传体。合传以类相从，历史、逻辑统一。“樗里子与甘茂合传，以同为丞相关合。”（《樗里子甘茂列传》总评）“鲁仲连、邹阳二传绝无连贯，止为鲁仲连有聊城一书，邹阳有狱中一书，词气瑰奇足以相比，遂合为一传耳。观赞语可见。”（《鲁仲连邹阳列传》总评）“屈原、贾谊作一传者，止为两人俱词客，而贾生复有吊屈原一事耳。”（《屈原贾生列传》总评）韩王信、卢绾、陈豨“不过以三叛将合作一传，绝无关合处”（《韩信卢绾列传》总评），季布、栾布“任侠同、为奴同，其气节亦同，所以为两人合传”（《季布栾布列传》总评），袁盎、晁错“因时事相合，遂牵冤家作一传写”（《袁盎晁错列传》总评），“公孙以议朔方、族主父，与主父是一时人，故扯冤家合传，犹之袁盎、晁错也。”（《平津侯主父列传》总评）“张廷尉长者，看来冯公亦长者，是一时之人，一时之言，俱以文帝纳谏相合，故史公写作合传，非无谓也。”（《张释之冯唐列传》总评）合传叙事，穿插关锁，过渡自然。“《史记》合传皆每人一段，以关锁穿插见妙。”（《张耳陈余列传》总评）“《史记》合传多用穿插顿挫凌驾法。”（《蒙恬列传》总评）篇中过渡常用蝉联蛇蜕之法。评“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云：“由上接下，蝉联蛇蜕，《滑稽》、《刺客》传皆作此法。”（《管晏列传》支评）是为常法，然亦用变法：或一笔双写，或数人打成一片，虽合传而难分。“独此传则两人出处同、事业同，即后来搆怨亦同。故俱以一笔双写，安章顿句，处处妥帖，而无东枝西梧之病，岂不独雄千古哉！”（《张耳陈余列传》总评）“三人传，分作三截，各为一章，犹不称好手。他却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绝无痕迹。”（《魏其武安侯列传》总评）“一篇共序十人，可以为难矣。然偏不逐人序去，独将十人花分插穿，处处组织，更觉异常绚烂。”（《酷吏列传总评》）
4《史记》叙事，因体而异
本纪、世家俱为提纲之体，故编年叙事，法不详叙，中插列国事以相照应，浑而为一。“编年序事，固本纪体。”（《秦始皇本纪》总评）“天下既定，事体既少，只挨年平序去，是本纪体。”（《高祖本纪》支评）“本纪是提纲之体，法不得详序，详序则累坠矣。其中必插列国事相照映者，正与《周纪》、诸世家扭成一片也。”（《秦本纪》总评）“世家俱用简括法”（《卫康叔世家》总评），“世家序事，总用简法”（《孔子世家》总评）。其因在于本纪、世家叙事跨度大，且多有与它篇相叠者。“世家则于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国之事详载，更或他国之事互入，不得不用简法”（《齐太公世家》总评）；“既有各传在，不得不如是”（《燕召公世家》总评）。然编年叙事，易流于呆板，逐年逐事，则为甲乙帐，为屠家簿。“数尺之书，欲载二千年之事，不得不用简法。然一用简法，未免太羹玄酒，不成文章。”（《楚世家》总评）故史公遇大事，即倾满腔心血，用力为文，承《诗经》极富情感叙事，秉《春秋》寓一字于褒贬，融文学叙事、历史叙事于一体，增加叙事的虚构性因素。“世家序事虽多，逐年序去，而大事则另作一篇，自为文章。”（《齐太公世家》总评）“后半篇，纯用《国策》笔仗，更觉流丽波折，大破世家呆板之习”（《田敬仲完世家》总评）。“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项羽本纪》总评）。
《封禅书》“序事虽多，若挨年接月，逐段铺排，便是编年通鉴，成何文章？史公则段段关锁，处处映合，回环唱叹，极有文情”（总评），《河渠书》“以河作经，渠为纬，起伏串插，条分缕析，各有头绪，一茎不乱，固是理丝神手”（总评），《平准书》“以序事为主，即以序事为议论”（总评）。列传重在写人，此不赘述。
5《史记》叙事，“变”与“不变”皆臻化境
“《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五帝本纪》总评）“《史记》凡用数句排比，无一句不变。”（《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总评）评季札观乐云：“连排十九段，雷同固非；即十分轩轾，亦非妙笔。此则逐段连贯，又逐段变化，而句法不大相远，神情句句不同。离之合之，皆可成篇。岂非妙文？”（《吴太伯世家》支评）《伯夷列传》通篇纯以议论咏叹回环跌宕，伯夷实事只在中间一顿序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总评）“以相间出奇”颇得史公三味。吴氏论文极主章法变幻，力戒铺排堆垛。“不知山川绵渺，必有空天；文绣烂施，必有素地。故头重者脚必轻，腹大者首必小，行文之法也。若一味排比，成何节奏？……岂卖菜乎？而求益哉！”（《苏秦列传》总评）“文章家逐段铺排，绝无裁剪，则数一二而已，何以为文？”（《淮阴侯列传》总评）“若不论轻重，不论堆垛，一概排列，乃甲乙帐，而非史公之书矣。”（《夏本纪》总评）“夫逐段铺排，逐事堆垛，非考功籍，即屠家帐耳。何足与言文哉！”（《季布栾布列传》总评）故见思评《孝景纪》甚低：“不过排比事类，续成一篇，殊无剪裁，不足观览，赞语亦直率庸弱。不知何人手笔，恐禇先生亦不如是。”（《孝景本纪》总评）
然史公又以不换为法，逞险斗奇。“苏张是一时人，一流人，俱游说六国，便有六篇文章，接连写此两传，岂不费力！乃苏传滔滔滚滚，数千言；张传滔滔滚滚，又数千言，各尽其致。游说一纵一横，文法亦一纵一横，吾何以测之也哉？”（《张仪列传》总评）“史公于武涉之后，接入蒯通。使他人遇此，如果雷同，固非佳士；即别有妙解，亦是支词。他偏用一样见解，一样词气。而仔细看来，一则句句是为项王，一则句句是为韩信，宁可以道里计哉！”（《淮阴侯列传》总评）“袁盎、晁错一时之事，而分作两传写，必多雷同处。他偏约略其词，一人一样，章法、句法，一字不同，是史公卖奇处。”（《袁盎晁错列传》总评）“史公卖奇”，洵为的评。
6《史记》叙事，多具笔法
互见省笔之法。前云苏洵首谓司马迁以“互见法”写人叙事，吴氏结合具体篇章，进一步阐发之。“语在齐王语中。”评云：“省笔。”（《吕后本纪》支评）“乃与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评云：“已详斯传，此用省笔。”（《蒙恬列传》支评）此“省笔”即“互见法”。前者史公明谓之，后者则未言。“一篇说话，上半节于滕公前述，上前不序上计云云；下半节于上前述，滕公前不序。文法互见之妙”（《黥布列传》支评），此明“互见”深至“一篇说话”；“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评云“省法”（《吴王濞列传》支评），则具体至文中一事。吴氏发明“互见法”可谓至细。
重沓熟复之法。洪迈发明并褒扬司马迁善用“重沓熟复”造成“如骏马下驻千丈坡”之文势。为写人叙事表情达意，司马迁灵活而大量地运用重沓熟复之法。“诸吕心事前已序过一遍，此再序一遍。写其惶惑不定，无计可施。”（《吕后本纪》支评）“田光一段纯用对语、述语，不改一字，照应生情。”（《刺客列传》支评）《郦生陆贾列传》多用此法。“（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飞狐之口）与前一字不换，对照作章法。”“（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两句作两折，一字不换。”“（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亦两折，一字不换，对作章法。”此法之用，《史记》中俯拾皆是，吴氏多能结合《史》文，阐发史公用心。
顿挫波澜之法。“文章无直泻之法。”（《魏公子列传》总评）评代王赴长安即帝位一节云：“事理固当慎重，笔墨亦极顿挫。”“事体应如是，文体亦应如是。”“从代来，作多少顿挫。至此方收住。”（《孝文本纪》支评）评“公子光客伍子胥”一节云：“段段顿住，决不直泻。”（《吴太伯世家》支评）“写灌夫使酒，不一笔写，先写其醉搏窦甫，以为引起。至丞相戏许，灌夫起属丞相，必以为使酒矣，乃偏放过，顿住。插入请田一事，以为前后搆釁使酒之根。是如何神力与！”（《魏其武安侯列传》总评）
倒提作衬之法。此法或谓“反剔法”、“反跌法”、“反照法”、“反衬法”、“反勒法”等。“先写吕氏气势赫奕，正为成功之地。是倒提作衬法。”（《吕后本纪》支评）“内而秦人归心，外而发兵守关，以为高祖王关中定矣。孰知其不然哉！此反剔法也。”（《高祖本纪》支评）“正为不得商於，故先装点高兴一番，是反剔法。”（《楚世家》支评）“欲作行成，先作一颺，反剔法也。”（《越王句践世家》支评）“正言不在，反先言在，用反跌法。”“正言不出，反先言伐赵，亦用反跌法。”（《范睢蔡泽列传》支评）“从相、两千石写来，其人自出，所谓侧面反照法也。”“就过客写，以见其为人。反照法，与上一样。”（《五宗世家》）“节节写其得幸，是反衬法。”（《滑稽列传》支评）“李信偏写其屡胜，王翦偏写其不肯战，通篇全用反勒之法。”（《白起王翦列传》支评）
上为吴见思发明《史记》叙事法之要者，他如《周本纪》支评谓史公以追顶作序法叙周灭商及灭商以前事，武王拜稽一段则用夹序法，召诰、洛诰以下七段皆以书名序，“伯阳甫曰周将亡矣”一段则逐层说入，平序无凌驾。后者即单径序事法。《陈涉世家》总评谓“逐件齐入，即随手放倒”，《吕后本纪》总评谓“拈一头，即放倒一头；放一头，即另起一头”，《东越列传》总评云“欲学单径序事之法，当于此等处留心”，《萧相国世家》总评云“亦顺序、平序之文”。诸说实则一也。《五宗世家》总评云：“前作一总序，点出，后逐段序完，……诸传中有不序者，有先提后序、先序后提者，有借相、两千石、诸使、过客侧面描写者，有只写余事者，种种变法，一节一样，是小中见大法也。”是为总分之法与小中见大之法。《匈奴列传》总评云：“逐节逐事，据实直书，不作论断，而得失自见。所云定哀以后多微词也。与《平准》、《封禅》一样序法。”是为据实直书得失自见法。《朝鲜列传》总评云“传中止伐朝鲜一事，俱用对写法”，是为对写法。《佞幸列传》总评云“中间列许多人，有整序者、有散序者、实序者、虚点者”，是为整序法、散序法、实序法、虚序法。《屈原传》总评谓“俱用议论，而实事于中间穿插点缀”，《平准书》总评谓“以序事为议论”，《货殖列传》总评谓“纯以诸公事实，佐我议论”，以序事为议论为史公叙事又一法。不惟叙人事，地理形势，史公亦能序之如指掌。《西南彝列传》支评云“逐段作结语，即作提纲。如乱山起伏，各自结穴，文法佳妙”，总评复云“挈纲分纬，入手提清，下乃逐节写来，便不复费手矣”（《西南彝列传》）。此为史公叙地理形势之要。
7《史记》叙事，因人因时而异
《史记》叙事，文如其人，文如其事。“史公一传，必似一人。”（《南越尉佗列传》总评）“田单是战国一奇人，火牛是战国一奇事，遂成太史公一篇奇文。”（《田单列传》总评）“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史公遇一种题，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刺客列传》总评）“遇词客因用词语”（《屈原贾生列传》支评），“厚重之人，亦还他一篇厚重文字”（《张释之冯唐列传》总评），“遇醇谨人，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万石张叔列传》总评），“长桑君写得惝恍奇怪，是神仙一流人，纯用疑似之笔”（《扁鹊仓公列传》总评），“太史公遇鵕冠贝带诸君，故用此清新俊逸之笔”（《佞幸列传》总评）。即同一人，兴头时、失运时写来亦不相同：“前半兴头事，写得鼓舞飞动，固妙！乃后半幅，韩安国退时失运，殊觉厌厌气尽，文字亦写得厌厌气尽。”（《韩长孺列传》总评）
人物亦能一人一样声口，一时一样言语。“太后嫁女一段，纪太后语、徐甲语、汉太后语，语虽不多，极模拟之妙。”（《齐悼惠王世家》总评）“只就心、手背出令，是与妇女之言，语亦俊。”“写吴王一肚皮不快活，声口如见。”（《孙子吴起列传》支评）“怒语如见，应前愠怒。……无限愤恨，俱于此写出。”（《李将军列传》支评）“人奴之，妙。犹曰：人奴视我耳。是不平之语。作人奴之生，偏不成句。”（《卫青骠骑将军列传》支评）
总之，一百三十篇，吴见思逐篇评点，明示阅读方法，揭橥写作门径，发明《史记》诸多叙事成就，不仅有益初涉《史记》者，于治《史记》者亦不乏启示。有清及民国，《史记论文》一版再版，已足见其影响之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李景星先生更是承《史记论文》之成果，深入研究、论述《史记》传记文学之艺术特色，撰成《史记评议》一书。如今“王立群读《史记》”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化《史记》为千百亿身飞入寻常百姓家。本文惟以管窥吴见思《史记》叙事研究之所得，期望有助于当今社会对《史记》的接受。
试论《史记》的精神美
*本文作者康清莲，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史记》经久不衰的魅力在哪里呢？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觉除了因为《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巨著，内容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方面面以外，还在于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的人文精神，为我们今人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好教材。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勇于事功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坚持真理、蔑视权贵的大胆批判精神；忍辱含垢、力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以人为本、批判暴政、呼唤人间真情、歌咏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道主义精神；探索天人关系、总结历史兴衰，探寻君臣互相尊重，双向协调发展，构建和谐政治文明及研究如何平衡发展经济、如何使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研究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其蕴涵的美学品质和精神可以陶铸大学生的人格气质，使他们身上具备一种可贵的、至大至刚的、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道德滑坡、时代呼吁着力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大背景下，对学生进行这种美育教育，可以让他们避免得软骨病，具有社会责任感，敢于坚持，敢于担当，从而焕发出一种蓬勃向上得阳刚之美。
一、《史记》的悲壮美
在二十四史里面，《史记》最具有悲剧意识。但《史记》流血不流泪，悲壮而不悲哀，它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其刚毅之美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绽放出的理性光辉共同凝聚而成的。
《史记》的悲剧与古代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它不是命定的悲剧，它的悲剧多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因而《史记》不强调人物的性格悲剧。《史记》与西方的悲剧读后留给读者的感觉也大不一样，后者常常让人产生恐怖悲哀的情感，而《史记》却显得激烈高亢，永不让人感到消沉。它也不像《红楼梦》，阅读之后留给人空空荡荡的感觉，使人长时间闷闷不乐。《史记》的悲剧写得很惨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美学所强调的“温柔敦厚”大相迥异，它更不喜欢像中国文学的其他的悲剧一样加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冲淡悲剧触目惊心的感觉，而是以一种赤裸的、本真的原发形式直接冲击读者的视觉，给人留下永难抹去的深刻的印象。如刘邦那一系列功臣的惨死，醢彭越、诛黥布、夷灭韩信三族等等，无不让人毛骨悚然。可也正由于这些悲剧的惨烈，让读者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卑鄙嘴脸。对于《史记》所体现出的这种特别激烈壮大的美感，前代文学评论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其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6年出版）中称《史记》为“奇而韵”，这应该算是关于《史记》美学意蕴的最早的评价。
李泽厚先生在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李泽厚《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具有顶天立地、令人荡气回肠的强烈的震撼力。《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文章篇篇令人拍案惊奇，方孝孺曾评论《史记》之文：“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澄之如太空，攒之如绮觳，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与舒君书》，转引自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活跃在这些文章中的人物，虽千载之下，凛凛然有生气。通过引导学生阅读这些壮美的篇章，接受这些英雄人物精神的熏陶，正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最好范本。
二、如何引导学生领会并吸取《史记》的悲壮美所蕴涵的人格品质
1以“三立”的人生观为宗旨，勇于事功，积极奋斗的进取精神
《左传》中所张扬的实现“人生三不朽”的途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对司马迁的影响极大，他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反复申述自己勇于事功，积极奋斗的进取，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理想。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的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司马迁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他自视甚高，豪情万丈，自认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完全是一副“天将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或者说自负，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历史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烂若星辰，什么人才可以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司马迁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子贡“结驷连骑”，为孔子周游列国提供经费，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宣传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学术主张，使孔子“名布天下”；范蠡即陶朱公，“三致千金”，三分于贫困的昆交子弟；重庆的寡妇清，在秦始皇修长城时，拿出百万家资予以资助……
在《史记》中，不仅司马迁所敬佩、歌颂的人物具有积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君子人格，就是他所批评的人物身上也不乏勇于上进、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主父偃提出“生不能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李斯的人生哲学就是“得时勿怠”；吴起发誓不取卿相决不归家，其母去世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这些人在司马迁心中都是“刻薄少恩”、不近人情之人，但他们身上那种为了实现了建功立业的奋斗目标永不放弃的精神确实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些勇于事功的人从小便显得与众不同，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百折不挠，胸怀雄心大志。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与叔父避仇于吴中，见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大队伍，很轻蔑地说：“彼可取而代也！”陈平在其落魄为人操刀割肉时说：“使平得宰天下，当如是肉矣！”韩信在无法养活自己时，还对那位漂母说：“吾必有以重报母。”……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种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魂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象火山爆发、山洪奔泻那样令人触目惊心！人类社会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大学生作为人类未来的中坚力量，让他们从这些感人肺腑的人物身上吸取精华，可以克服消极颓废，成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生力军。
2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反抗精神
在《史记》中这种人物比比皆是，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垦荒，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由弱变强，却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被车裂的商鞅，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睢、……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正义，蔑视权贵，这是多么壮美与崇高的人格！
恩格斯在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时就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4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段话也适用于赞扬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象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勇士一样，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气魄，他们大都投身到时代斗争的旋涡中去，经受着挫折、困苦，甚至流血身亡。他们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点印记。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使我们惊叹，让我的热血沸腾。这就是人类的脊梁，这就是阳刚之美！作为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史记》时，就要诱导他们去领略感悟这种思想和精神。通过与古人的对话，可以让《史记》人物的精神浸润到学生的血脉之中，成为培养他们具有硬骨头精神的肥田沃土！
3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如果可以有尊严地活下去就决不贸然轻生，如果活下去暂时要受些屈辱，但可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妨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死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那就决不苟且偷生，而要凛然赴死。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由于替李陵说话而惨遭宫刑，为此司马迁痛不欲生，“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司马迁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不仅活下来，而且要活得灿烂辉煌！因此，司马迁提出了有名的“发愤著书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信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和他笔下的人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以他的人物代言，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乌江亭长前来接应他回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自刎之前，“项王笑曰”，我觉得没有比这“一笑”更能表现项羽的英雄气概了！慷慨赴死，从容一笑，何等壮烈！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人物常常如此，荆轲刺秦王失败，“身被八创”，然而他“倚柱而笑，箕踞而骂”。这样的笑可令敌人胆寒，令读者敬仰！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陈胜、吴广同九百戍边士卒在大泽乡遇大雨不能行，延期将被杀头。陈胜、吴广于是振臂一呼：“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非烈丈夫而为何？司马迁把陈胜列入世家的原因很多，但欣赏陈胜的生死观是相当重要的。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赵世家》写赵朔一家三百人被权臣屠岸贾满门抄斩，为保全赵氏孤儿，程婴和公孙杵臼商定，由程婴假装告密者，说公孙杵臼藏匿孤儿，然后将赵氏孤儿狸猫换太子，程婴则忍受着别人的诟骂和误解，含辛茹苦地将真正的孤儿养大，报仇雪恨以后自杀而死。《刺客列传》中豫让为报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被赵襄子杀死以后，立志复仇。他说：“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为了报仇，“漆身为疬，吞炭为哑”，“（赵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程婴、公孙杵臼、豫让这种大仁大义的行为准则，这种刚烈与血性，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司马迁把这种感天动地的情感用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沉着表现出来，这种诚信、情谊、道义在道德准则不断坍塌的当代显得尤为宝贵。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费无忌陷害，被楚平王关入监牢，为了斩草除根，他们设计让伍奢将他的两个儿子叫来，说这样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伍子胥明白他们的险恶用心，劝他哥哥一起逃出去，将来为父亲报仇雪恨。但他哥哥认为，若逃出去将来却不能替父报仇，会被天下人耻笑。于是兄弟二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个杀出重围，逃到吴国；一个去陪父亲一起死。他们选择生死的标准就是怎样让生命实现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仇的，那就活下去，不必顾忌眼下如何被人视为大逆不道；日后不能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去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伍子胥兄弟的选择很符合司马迁的标准，非死不可的时候毫不畏惧，敢于大胆地“豁出去”，意义不大的时候也能够忍辱苟活，他是这样评价伍子胥的：“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司马迁欣赏的是这种人，他要做的也是这种人。就大事、大节而言，应毫不妥协，大义凛然。而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就没有必要针锋相对，拼得你死我活。
阅读《史记》可以让人热血沸腾，正如姚鼐所说：“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姚鼐《复鲁絜非书》转引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张少康刘三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历史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一个人做人的典范，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史记》所蕴涵的这种崇高壮烈的美不仅可以哺育千千万万的学子，而且会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成为人类永不枯竭的精神养料。
注：凡文中文未注出处者，皆引自《史记》相关篇目。
谈《史记》的对比特点
本文作者王麦巧，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史记》是多个人物上演的一部历史剧”，冲突是戏剧的灵魂，而对比是最能表现矛盾冲突的手段之一。它可以使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关系表达得更集中、更加鲜明突出。对比在文艺创作中的运用，不仅十分广泛，而且也有深刻的含义。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时说过：“但是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从这方面看来，我认为如果把各个人物描绘得更加鲜明些，把他们对比得更加突出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我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时十分注重对比手法的运用。《史记》虽然不是小说，但却是以人物为中心，因此，作者广泛运用对比手段，灵活多变，突显张力。
一
根据对比的外在形式，《史记》中的对比有两种：一是篇章之间的对比，二是篇章内部的对比。
1篇章之间的对比
这种对比在一般文艺作品中并不多见，主要跟文章所写内容有关，如果内容没有关联，就没有可比性。《史记》就不一样，其篇章对比比比皆是，如《项羽本纪》与《汉高祖本纪》中项羽与刘邦品格、功业、成败、兴衰的对比。《吴太伯世家》与《张耳陈余列传》中吴太伯、延陵季子让国与张耳陈余争权的对比等。根据表述的性质，篇章之间的对比分为描述性对比和议论性对比。描述性对比旨在突出事物的特征，或者把几个个性鲜明而又对立的事物组成一个形象生动的画面，如：
（1）（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杀之。（《李将军列传》）
（2）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韩长孺列传》）
（3）顷之，（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李将军列传》）
在同一情况下，李广、韩长孺、霍去病却做出性质迥异的行动。李广心胸狭窄，受到侮辱后，虐杀霸陵尉；韩长孺君子风度，受到侮辱后，善遇田甲；霍去病与卫青有亲，在卫青受辱后，恣肆射杀李敢。从而反映出三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品质。
议论性对比多出现在行文中或篇末的论赞里，对人或事发表议论，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李将军列传》中，作者赞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高度评价李将军，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作者指责卫将军“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讽刺骠骑将军“少而侍中，贵，不省事”，充满了鄙夷之情。
根据对比的范围，篇章之间的对比可分为整体对比和局部对比。整体对比如《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将李广和卫、霍两个贵族将军，从出身、治军、出征、下场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李广出生于“世世受射”之家，“以力战为名”，步步提升，官至边郡太守。卫青、霍去病出身卑贱，“以外戚幸”，青云直上。在治军方面，李广体贴士兵，“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骠骑将军不体恤士兵，“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根本不管士兵的死活。在征战方面，李广敢打硬仗。景帝三年，从将军周亚夫平吴楚之乱，“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上郡之战，以百骑却敌千余骑；元狩二年，以四千骑却敌四万骑。卫青七次出击匈奴，斩敌五万。霍去病六次出击匈奴，斩敌十一万。然而卫霍两人率主力部队，“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可见卫霍两人虽战功赫赫，亦不过如此。就下场而言，李将军以悲剧告终。生前，屡立战功，“然无尺土之功以得封邑”。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受到了全天下人的仰慕爱戴。卫青生前拜将封侯，子三人亦封侯。霍去病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可谓尊贵无比。然二人“和柔自媚”，死后“天下未有称也”。
局部对比是把人物与人物的某一方面进行对比。一个人物形象总是由许多生动的环节组成，如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细节等，同类人物的差别也可通过某些细微末节的部分去观察。因此，局部对比是能够充分表现描写对象本质特征的一种方法。如：
（4）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本纪》）
（5）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疲，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樊郦滕灌列传》）
此处的局部对比是细节的对比。刘邦败于彭城，仓皇逃命，为了自己活命，竟置亲生儿女不顾，何等残忍！同样是危急时刻，项羽却于垓下之围中，自己都朝不保夕，还想着如何安排虞姬和名骓，何等从容！何等英雄气概！
2篇章内部的对比
这种对比见于各种文体中，是最常见的对比形式。按对比体的关系，有反对和正对。反对即语义相反的对比，正对即语义相类的对比，它们既存在于篇章之间，也存在于篇章内部，不是篇章内部专有，因此此处不再论及，下文将专门讨论。
按对比的单位，有段落的对比和语句的对比。段落对比如：
（6）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祸，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张仪列传》)
张仪以对比手法说理，将事秦与不事秦的两种结果对比，结论不言而喻，无怪乎梁哀王背从约而事秦。
语句的对比如“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和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此句话是苏秦劝楚王合纵说的。将合纵与连横对比，结果显而易见，楚王还用选择吗？这种对比有助于明辨是非，阐明道理。
按对比体的内在性质，有两物的对比和一物两面的对比。前者如例1至例6，把两个或多个对立或相对的事物进行比较。后者如“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陆贾列传》把沛公对郦生的前后态度对比，前倨后恭，说明刘邦知人善任，志向远大。
二
从美学修辞的角度看，对比的事物又称为对比意象，根据对比意象的关系，把《史记》中的对比分为三种形式：语义相反的对比、语义相类的对比、时空意象的对比。
1语义相反的对比
由语义相反的句、段、篇组合而成。语义相悖的对比是体现语言张力最典型的形式。张力，英文原意为“紧张关系”，物理学指物体受到拉力的作用，在不同力的合成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新的另一向度的力。一般来说，“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张力体现在言语表层结构的对比两项间，由于语义取向相悖而形成语义张力。如“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贾生列传》“举世混浊”与“我独清”、“众人皆醉”与“我独醒”的鲜明对比，在接受者心中形成了语义冲突，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就在这种冲突和鲜明的对比中凸现出来：楚王昏庸无比，亲小人，远贤臣，导致兵败削地。屈原身怀才华和美德，“重仁袭义”，坚守贞操，却为世所不容。这既是屈原的悲剧，也是专制制度压抑人才的悲剧。一般来说，“对比越是两极化，语义间就越富有张力和弹力，反讽意味就越强”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苏秦列传》中写到，苏秦发迹前，“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发迹后，衣锦还乡，“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兄嫂妻妾前倨后恭的态度对比强烈，极具讽刺意义，不禁使人发出世态炎凉的感慨。
2语义相类的对比
对比体之间是一种相对或相类的关系。相类的两个事物或者方面相互补充、映衬、烘托，从而使各自的特点更加鲜明突出。如《卫康叔世家》中，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悦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娶他女。”“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再加上“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谄恶太子伋”，于是宣公令盗借机杀太子，太子异母弟寿为救太子而死，太子为义所激亦赴难。《晋世家》中郦姬设计陷害晋太子申生，申生不敢明郦姬之过而被迫自杀。宣公太子伋与晋太子申生皆因“妇”而死，故作者在论赞里把二人相提并论。“从美学原理看，两个极相近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其间相差甚微，便多成为调和的形式，调和的形式不能产生尖锐有力、一针见血的对比美，因而就会失掉对比的表现力和说服力。”杨春霖，刘帆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故《史记》中的对比以语义相反为主。
3时空意象的对比
时间与空间是事物定位坐标上的两条经纬线，二者相互依存。侧重于时间定位，通过时间的有限和无限以及长短、快慢加以对照，以表现人们对时光的种种感受，让人们在对比形成的时间张力中去体现人类在时间之长河中对自然、历史、社会及人生的无限感慨。侧重于空间定位，通过空间的对比在接受者心中构成空间张力，可为接受者提供可供想象的心理空间。如：
（7）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以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张仪列传》)
（8）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苏秦列传》）
（9）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项羽本纪》）
例（7）是时间意象的对比，秦攻破楚国只需三个月，而诸侯来救楚国却需半年，那时，还有楚国吗？张仪通过对比说服楚王，使楚王感觉到别无出路，只有连横。例（8）是时空意象的共比。秦攻打燕，过云中、九原、代、上谷，“战于千里之外”；赵攻打燕，过滹沱、易水，“战于百里之内”，这是空间距离对比，孰远孰近，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不至十日”、“不至四五日”极言赵国攻打燕国时间之短，暗含秦攻打燕国的时间不止于此，这是时间意象的对比。空间远近的对比以及时间长短的对比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燕国只有和赵国连横才是唯一的出路。例（9）是综合意象的对比。“居山东”与“入关”是空间意象的对比，前者为“昔”，后者为“今”，是时间意象的对比。为了说服项羽，范增还运用了语义的对比，将刘邦在财色上今昔的不同态度相比较，说明他在行为表象下掩盖着的博大志向。可惜项羽听不进去，只落得乌江自刎的可悲结局。
三
《史记》运用对比主要用来描写人物、说明道理、发表议论、结构篇章。
1描写人物，刻画性格
所谓描写指采用绘声绘色的办法，把人物的状貌、神采和动态等具体地、真切地、形象地勾画出来。例（4）、例（5）描写了相同场景下两个人不同的行为。“人物的行动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的手段，那么，人物性格是不是典型，也就要取决于这些行动的有没有典型。”朱世英，张耀辉文学描写知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项羽仁而爱人，刘邦为人寡情薄义，这种不同的性格就是通过典型的行动表现的。《黥布列传》中，黥布见刘邦，刘邦“方踞床洗”，黥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黥布前后态度的变化，这只是表面现象，它折射出刘邦“慢而侮人”，“非有上下礼节也”。另一方面，也说明刘邦知人善任，像黥布这样的著名大将一则要折其锐气，二则要善遇之，这样才能为我所用。
2说明道理
运用对比，可以使对比双方的特点更加显著，正反道理说得更加深刻，矛盾问题揭露得更加深刻，更具有说服力。如李斯初入秦，劝秦王统一天下，曰：“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李斯列传》）1594-1595李斯洞察天下形势，此一时，彼一时。于此时，周室逐渐衰微，诸侯逐渐衰弱，而秦国不断强大。通过形势的对比，使秦王认识到：统一天下就在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3发表议论
《史记》是对史实的具体论述，“述”固然重要，“论”更加精彩，它是作者微言大义的直接体现。议论或见于行文中，或见于论赞中。《季布栾布列传》论赞中，作者把季布受辱而不死与婢妾贱人感愤自杀对比，前者是“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后者是“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由此可见，季布能屈能伸，更加难能可贵。
4结构篇章
对比也是组织整篇文章的重要手段，例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项刘两人品格、功业、成败、兴衰，因蝉联并编而成强烈对比是十分鲜明的。”（《史记全本新注项羽本纪》题解）最典型的是《张耳陈余列传》，以巨鹿之战为界，两人之间的关系前后形成明显的对比。按照这一思路，作者在前文极力铺排二人是一对“相然信以死”的好朋友。然而就是这样一对好朋友，在巨鹿之战后却反目为仇，互相残杀。陈余借兵袭击张耳。张耳与韩信率兵斩陈余汦水上，因此被封为王。两人“据国争权，卒相灭亡”。这哪里是刎颈交，分明是势利交！无怪乎司马迁叹曰“何向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
《史记》是一部使用修辞艺术的活词典，其丰富的修辞技巧、创造性的写作手法值得后人研究学习。
史记的比喻修辞
本文作者梁建邦，渭南师范学院教授。
比喻，是人们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修辞手法之一，或称作“譬喻”、“打比方”，是为了把事物描写得更形象，更生动，把道理说得更明白，更透彻，从而用另外的事物或道理来说明某种事物或道理的修辞手法。完整的比喻形式，一般包括本体、喻体、喻词三个部分，有人将其称为比喻的三要素。本体，又叫“本体事物”，是要被描写或要被说明的事物或事理；喻体，又叫“比喻事物”，是用来打比方的，指用来描写或说明别的事理的事物或道理；喻词，是用来连接本体和喻体的词语，有时也可以不用喻词。
根据不同的条件，可以将比喻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果以比喻内容的不同来分，比喻一般可以分为形象比喻和事理比喻。形象比喻，指以事物来类比事物，重在说明事物；事理比喻，指以事理来类比事理，重在说明事理。根据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比喻一般又可以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基本类型。除这三种基本类型外，比喻还可以分为博喻、缩喻、反喻、扩喻、倒喻、互喻、曲喻、引喻等十多种变化形式。明喻是一种明显的打比方，是十分明显地用另外的事理来比拟要被说明的事理的一种比喻。被比喻事理和比喻事理同时出现，区别明显。本体和喻体之间，常常用喻词连接。常用的喻词有“像（象）”、“好像（象）”、“如同”、“好比”、“似的”、“宛如”、“一样”、“仿佛”、“恰似”、“像（象）……一样”、“如同……一般”、“若”、“如”、“似”、“犹”等。明喻的表现形式是“甲如同乙”。暗喻，又称为“隐喻”，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明喻更为密切，它把本体直接说成是喻体。由于这种比喻关系不像明喻那样明显，而是暗中相和，所以称为“暗喻”。常用的喻词有“是”、“为”、“成”、“当作”、“作”、“成了”、“成为”、“变为”、“叫做”、“无异于”等。暗喻的表现形式是“甲就是乙”。借喻，是一种最简练直接的比喻形式，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为密切，本体不出现，不需要什么喻词，而直接用喻体来代表本体。
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运用到了各种修辞手法，比喻修辞就是其广泛运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史记》运用比喻修辞手法的情形丰富广泛，从运用比喻修辞的主体来看，有在司马迁自己记叙的文字中运用的，有在作者笔下人物语言中运用的，也有在《史记》援引他人的作品或引用的谚语、民谣等中运用的。
在司马迁自己所记叙的文字中运用比喻的例子如：
①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年表序》（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第1册，第686页）
②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律书·太史公曰》（第4册，第1243页）
这是《史记》作者陈述文字中运用比喻的两个例子。在①中，司马迁以用耳朵吃东西愚笨可笑为喻，说明那些孤陋寡闻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秦朝建立的意义和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十分可笑和可悲的。在②中，司马迁以处于“汤火”中遭受苦难为喻，用来指人们在秦末和楚汉战争中所受的苦难。《史记索隐》解释“汤火”说：“谓秦乱，楚汉交兵之时，如遗坠汤火，即《书》云‘人坠涂炭’是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86页。
在作者所记载的人物语言中运用比喻的例子如：
①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中华书局本《史记·陈涉世家》第6册，第1949 页）
②冯欢曰：“……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趋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列传》（第7册，第2362页）
这是《史记》在所记载的人物语言中用到比喻的两个例子。在①中，“燕雀”比喻无大志者，“鸿鹄”比喻有远大抱负者，意思是说，平常的人哪里知道英雄的远大志向呢？表现了陈涉与众不同的思想境界和凌云壮志。在②中，冯欢以人们为逐利而“侧肩争门”“趋市朝”和无利可图时便“掉臂而不顾”地“过市朝”的情形为喻，说明“富贵多士，贫贱寡友”的道理，用来劝说孟尝君对那些离去复归的门客们道歉，承认自己说要对离去复归的门客“必唾其面而大辱之”的错误。
《史记》所援引他人作品中运用比喻的例子如：
①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李斯列传·谏逐客书》第8册，第2545页）
②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疲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履兮，渐不可久。（《屈原贾生列传·吊屈原赋》第8册，第2493页）
李斯的《谏逐客书》用泰山不推辞土壤，河海不舍弃细小的流水为喻，说明王者不应该拒绝老百姓，秦王也不应该驱逐客卿。贾谊《吊屈原赋》以周朝的宝鼎被抛弃，千里马垂丧耳朵拉盐车，高级礼帽被垫在鞋里为喻，说明贤才被疏远遗弃；以空瓦壶被当成宝贝，疲牛跛驴驾车为喻，说明小人当道，谄谀之人受到宠幸，从而形象地揭示出了当时“谄谀得志”、“方正倒植”的不合理的黑暗现实。
《史记》在所引用的故事、谚语、俗语中运用比喻的例子如：
①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按：同“佯”）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苏秦列传》第7册，第2265页）
②陈轸适至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圭，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张仪列传》第7册，第2301页）
③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吾固当烹！”（《淮阴侯列传》第8册，第2627页）
④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淮阴侯列传》第7册，第2342页）
以上①和②是用故事进行比喻的例子。在①中，苏秦用妾“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的故事为喻，说明自己有功于燕国，忠于燕王，反而遭到了别人的谗害。在②中，陈轸用庄舄思越的故事为喻，说明自己在楚国时依然眷恋着秦国和秦惠王。③和④是引用谚语、俗语进行比喻的例子。在③中，韩信用狡兔被捕杀后良狗被烹，鸟兽消亡而弓箭失去作用的谚语为喻，说明文武大臣在打败敌国后将受到迫害的不幸遭遇。在④中，司马迁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俗语为喻，说明人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从比喻内容的不同来看，有用来比拟和说明事物的，也有用来比拟说明道理的。用来比拟和说明事物的比喻例子如：
①（苏秦）说齐宣王曰：“……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苏秦列传》第7册，第2257页）
②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间矣。（《魏豹彭越列传》第8册，第2595页）
在①中，苏秦用“进如锋矢”说明齐军出击时的神速、勇敢和有力，用“战如雷霆”说明齐军战斗中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用“解如风雨”说明齐军战斗后的有条不紊和行动迅速。在②中，司马迁用“席卷千里”比喻魏豹、彭越在秦末楚汉战争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情形。
用来比拟说明道理的比喻例子如：
①汉五年，……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赞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萧相国世家》第6册，第2015页）
②成败之转，譬若纠墨。（《南越列传》第9册，第2978页）
①②两个例子属于用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在①中，刘邦以猎人发现兽兔并指示猎狗追杀兽兔为喻，形象地说明了萧何功劳最大的道理。在②中，“纠”指三股绳拧在一起，“墨”，通“纆”，指两股绳拧在一起。意思是说，祸与福，成与败，就像拧绳子一样各股绞在一起，可以互相转化。
从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看，《史记》中的比喻，也同样可以分为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基本类型。《史记》明喻常用的喻词有：“如”、“若”、“犹”、“类”、“譬如”、“譬若”、“譬犹”、“宛如”等，其明喻的例子如：
①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酷吏列传》第10册，第3131页）
②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货殖列传》（第10册，第3256页）
③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按：通“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世家》第6册，第1921页）
在①中，“若”为喻词，很明显地用“救火扬沸”为喻，说明酷吏政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又说明当时形势的严重危急。在②中，“如”为喻词，计然用卖粪土、买珠玉和流水为喻，说明当物价上涨时要像卖出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地出售，当物价下降时要像购买珠宝那样坚决果断地购进，要使资金的流通像流水那样永不停息，循环往复。在③中，司马迁用了“似”、“类”、“若”三个喻词，接连五处用了比喻，将郑人对孔子的蔑视及孔子无可奈何的情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史记》暗喻常用的喻词有：“为”、“是”、“即”、“所谓……者也”、“无异于”、“与……无异”、“何异……”等，其暗喻例子如：
①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项羽本纪》第1册，第314页）
②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苏秦列传》第7册，第2261页）
③(周)昌尝燕（按：通“宴”）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犹惮周昌。——《张丞相列传》（第8册，第2677页）
④娄敬曰：“……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敬叔孙通列传》第8册，第2716）
在①中，樊哙将项羽等人比喻为“刀俎”，将刘邦等人比喻为“鱼肉”，意思是说，人家是宰割者，我们是被宰割的鱼肉。它既形象地指出了刘邦当时形势的危急，又深刻地说明了“大行不顾细谨”的道理。在②中，苏秦以“虎狼”比喻秦国，使人毛骨悚然，立刻会感受到秦国对关东六国的虎视眈眈和凶恶残暴。在③中，周昌用“桀纣”比喻刘邦，一方面表现了周昌直言不讳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又以这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逗乐了刘邦，缓和了气氛，同时也表现了周昌对刘邦的一些不满。在④中，共有两层比喻，一是用与人斗要“扼其亢，拊其背”比喻统治天下也应该“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一是用“天下之亢”和“背”来比喻“秦之故地”，说明在关中建都的重要性。
《史记》中借喻的例子如：
①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按：同“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相国世家》（第6册，第2020页）
②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吕不韦列传》第8册，第2506页）
③其后（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按：通“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韩长孺列传》第9册，第2859页）
④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酷吏列传》第10册，第3131页）
在①中，司马迁用“依日月之末光”，借喻萧何依恃高祖刘邦和高后吕雉的信任而得荣宠；“管龠”，本指管乐器，此借喻为相国职守。在②中，“然”，通“燃”。吕不韦用“奇货”借喻子楚，用“奇货可居”借喻扶植子楚将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表现了吕不韦作为商人的牟利性格特征。在③中，韩安国用“死灰”借喻被关押在狱的自己，用“死灰复然”借喻自己日后还会发迹。田甲则用“然即灭之”，借喻韩安国如果重新发迹，自己就会去破坏他。在④中，“觚”为方。《史记索隐》引应劭语云：“觚，八棱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为圆，谓除其严法，约三章耳。”《史记索隐》又引晋灼语云：“凋，弊也。斫理凋敝之俗，使反质朴。”司马贞《史记索隐》，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32页。司马迁在此用“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来借喻汉初与民休息，法律宽疏而国治民安的情形。
运用比喻修辞，可以把陌生的东西化为熟悉的东西，把深奥抽象的事理变得浅显易懂，将平淡的语言变得生动形象。《史记》的比喻具有以下几点积极作用。
第一，增强了《史记》的文学性。
《史记》的比喻运用了不少故事，从而避免了不少枯燥质直的叙说。如《张仪列传》记载陈轸劝秦惠王勿救韩魏，即运用了故事进行比喻。当时，韩国同魏国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大臣或曰可救，或曰不可救，秦惠王迟疑不决，乃问陈轸。陈轸首先给他讲了卞庄子杀虎的故事。说：“（卞）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02页。秦惠王听之，结果“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克之”。再如《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甘茂也曾以故事为喻劝过苏代。甘茂从秦国逃到齐国后，碰见将要为齐国出使秦国的苏代，便以贫女和富女一块纺绩的故事劝苏代帮助自己的家室。甘茂说：“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余光振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16页。结果很容易地使苏代许诺，最终使秦王赐甘茂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这类比喻，使《史记》中故事叠出，情节丰富生动，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又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具有重要的审美作用。
第二，增强了《史记》语言的形象性。
《史记》语言中占最主要成分的是作者的记叙语言，其次是作品中人物的话语。记叙语言如果直陈其事，很容易造成质直呆板，缺乏生动活泼。人物的话语如果不注意文采，也很容易成为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相反，如果巧妙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就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比喻是用来比况说明事物的，其目的和作用就是要把人们不熟悉的事物或不容易理解的道理形象化。《史记》能注意运用形象的事物进行比喻，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如《田单列传·太史公曰》云：“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按：通“拒”）’，其田单之谓邪？”《史记·田单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56页。如果单就表达意思来说，这段文字写到“奇正还相生”就足够了。而司马迁却在这段文字中四次用到比喻，既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又通俗易懂。司马迁首先用“环之无端”比喻“奇正”相互转化的道理，接着用“始如处女”和“后如脱兔”来分别比喻田单在战斗前和战斗中的奇谋。“始如”四句，出自《孙子·九地篇》。“适”通“敌”，意思是说，用兵之始要给敌人示以弱小，犹如处女之卑怯，使敌人在心理上麻痹轻视。示弱之后，要抓住战机，像脱网的兔子那样狂奔疾驰，突然出击敌人，使敌人来不及防御。最后又引用《孙子》的话来比喻说明田单先向燕军示以弱小，然后抓住战机，用火牛阵冲杀燕军，如脱兔之迅猛，能出奇制胜的才干。如此大量的形象比喻，使《史记》意象丰富，形象可感，充满诗情画意，它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而且能以精美的形象使人产生美的感受。
第三，增强了《史记》语言的生动性，对后世语言产生了积极影响。
《史记》中许多比喻语言都是简洁凝练，形象鲜明，含蓄精美的。有许多则直接成了或浓缩成了脍炙人口的语言，代代传诵。仅在本文所列举的比喻中，就有如“救火扬沸”、“兔死狗烹”、“丧家之狗”、“死灰复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发踪指示”、“奇货可居”、“耳食之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坐山观虎斗”、“胜任愉快”等化成了成语被广泛使用。其他如“高屋建瓴”、“倒行逆施”、“后来居上”、“众口烁金”、“积毁销骨”、“胶柱鼓瑟”、“两虎相斗”、“美如冠玉”、“强弩之末”、“脱颖而出”、“如狼牧羊”、“深藏若虚”、“土崩瓦解”“一决雌雄”、“一言九鼎”、“舐糠及米”等许多成语，也都是从《史记》所使用的比喻中来的。由此亦可见《史记》比喻成就的一斑。
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比喻手法，扩大了比喻范围，丰富了比喻技巧。当今的绝大多数比喻类型和技巧，都可以在2000多年前的《史记》中找到实例。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大师。
《史记》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描写的深层心理阐释
*本文作者王晓红，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司马迁关于“楚汉战争”本事记载主要见诸于《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这场发生在刘邦和项羽之间持续四年的权力争夺战，是两种政治势力的交锋，又可以视为两个男性人物智、勇、力的较量。战争从来不会让女人走开，何况旷日持久的楚汉战争呢？与战争双方重要当事人紧密相关的两位女性：虞姬与吕后自然而然被卷入其中。本文着重探及司马迁描写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迥异的笔法以及表现的深层心理因素。
一
首先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楚汉战争中对虞姬与吕后描写抽取出来，进行比照。
关于吕后的记载：楚汉双方战端初起，彭城一战，刘邦大败，吕后被楚军俘虏，“项王常置军中”，扣留她作为人质，一直到楚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乃“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吕后才回到了刘邦的身边。从时间来推算，吕后在项王军营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失却自由的生活。
关于虞姬的记叙：楚汉争霸，项羽困于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披衣而起，独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史记》具有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性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史记》肯定是“对历史文本摹仿的产物”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这种摹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历史事实、历史本质、活跃其间的历史人物等等。柏拉图认为，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摹仿称为叙事（纯叙事）；对人物的摹仿称为摹仿。虽然这种区分过于拘泥，但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从叙事功能解读《史记》的一种角度。
关于吕后，作者基本上采用了“纯叙事”的写法。吕后被拘为人质一事，不仅《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都有直接记载，并且现所见的其他的文本中、历史资料中，可以证明这是历史事实。司马迁作为叙述者运用纯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淡淡一笔带过，他注重原原本本地将历史事件的本相叙述出来。面对读者，他的注意力在于传达信息：希望告诉读者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其中没有评论，没有对话、没有细节，有的只是对历史原事实的简略地讲述。
关于虞姬之事的描写可不同，虞姬不仅在《项羽本纪》、甚至在整个《史记》文本中都显得突兀，神秘的虞姬只是偶然地一闪现，仿佛一阵风，来无来处，去无踪迹，甚至让人怀疑她真实存在。作者采用了“摹仿”的写法，它是“以人物的名义讲话，而不是叙述者在讲话”。真正使虞姬形象鲜活的是项羽个性化的语言和虞姬的动作表现。的确，项羽的悲歌作为语言符号是属于项羽的，而它同时是属于虞姬的。悲情四射的歌声中，传递出项羽的心声，而又隐含了虞姬的无助、无奈。《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载虞姬和歌云：“汉军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此诗虽殆出于后人依托，但也颇能状出当时之情态。虞姬多情多义，项羽的铁血柔情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丰富的想象、有细节的描写、有感情的宣泄。运用“摹仿”，作者描写更细致入微，传达的叙事更完整，故事性更强。
通过比照，可以看出：同一场战争中，两位女性，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写法。或许有人以为这样处理与传主有关，虞姬是项羽关系最密切的女性，故而在《项羽本纪》对虞姬与吕后写法有异。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可为什么在《高祖本纪》中关于吕后仍然运用同样的叙事方式？对于“长于叙事”、“巧于叙事”的太史公而言，这其中到底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二
首先，从创作目的分析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加以记载的史家。他因历史事实来写女性，不因对女性的看法来写历史，体现了先进的妇女观。《吕太后本纪》就把一个女人和历代帝王并为一列。《史记》中既有缇萦的正直，又有聂荣的侠义，还有卓文君的浪漫。但是不可回避的是，作为男性叙事者的司马迁，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在于构建伟大的父系历史，主要构建的是男性经验与男性英雄人物。”无数女性很少被提到，大多女性也就只能是以政治陪衬、男性陪衬的形象出现。因此，可以说，《史记》中部分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力地证明女性存在对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一些女性人物出现，仅仅作为男性陪衬，承担并完成男性传主性格刻画的使命。《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楚汉战争中虞姬与吕后也概莫能外。
要真正探索女性的性别意义在司马迁笔下的生成过程，我们就要对文本的形象进行抵制性阅读，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人物形象的生成是作者进行干预的结果。就接受理论而言，司马迁在选择收集《史记》中的人物资料时，他对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期待视界”，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地带有主观的色彩，并反映出作者的价值取向。需要明确的是：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对于修史者本人来说，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写什么，怎样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换言之，可以说楚汉战争中对虞姬与吕后不同的描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直接指向两位男性：对刘邦与项羽迥异的情感和态度影响了对虞姬与吕后描写。
细读《史记》，可以发现，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是独特的，作者没有把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中的人都放到道德体系中“整齐”、判断、衡量，而是表现为以一种价值取向为主的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在具体人物的描写上，往往是以一、两种价值取向为主的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例如，在《史记》中对于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物的描写，当他以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观照人物，亦即以历史评价的尺度衡量时，既生动地描写了刘邦在军事政治上的非凡才能，同样热情地歌颂了项羽在推翻暴秦统治的巨大功绩。作者以“直笔”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刘、项在楚汉相争中的最后结局，刘邦无疑是一个胜利者，项羽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的确是无情的。而当运用道德评价的尺度来评判时，他的天平自然而然倾向于项羽一边。对诸如刘邦不学无术的无赖品质，张口骂人的粗野性格，妒贤嫉能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挞伐，对项羽垓下之围的重情重义，乌江自刎的悲壮与豪气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对于刘邦的复杂的态度和情感，直接影响着对吕后的描写。如前所述，《高祖本纪》记载“吕后被拘”一事，未有一字写及刘邦的反应和作为，却在《项羽本纪》叙述了刘邦在项羽烹太公时无赖丑态，《樊郦滕灌列传》对刘邦为了自己活命推堕自己亲生儿女孝惠、鲁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有理由这样解释，楚汉战争中作者对吕后的纯客观的叙述，真正的用意在于反衬和批评吕后的丈夫，汉朝开国之君刘邦道德恶行。反之，神秘的虞姬在垓下这一特定场景神秘出现，与英雄唱和，给项羽刚烈的性格里面打上一层温柔的底色，司马迁无限的惋惜之际，完成了对英雄重情重义人格的褒扬。
其次，从作者生平遭际考察
李陵事件是对司马迁著述《史记》影响最为深刻的人生事件。罹遭宫刑，身处残秽给司马迁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伤痛，更是巨大的心灵上的重负，使他常常处于宫刑梦魇的狂惑中“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修史，成为“作者彰显个体价值内在需要，成为社会道德和责任的自觉行动。”更是李陵之祸后司马迁“隐忍苟活”的唯一支柱，是其人生的全部寄托。
作者既然要“述往事，思来者”“抒愤懑”，必定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熔铸其中，借历史人物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史迁写人，不止看人物事迹功业等外在表现，更重人物的情感灵魂等内心世界。对人物内在精神价值的拷问与追寻，成为其不懈艺术追求。缘于李陵事件痛苦记忆，在《史记》历史人物的书写中，对精神完美型英雄（大多为失败的悲剧人物）的热爱、景仰和对精神残缺型人物的批评、鄙视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特征。
孙膑四肢不全，司马迁却将其写成一个智力超凡的人。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作者视而不见，专意写他的英雄壮举和不能成为英雄的缺憾。“霸王别姬”作为《项羽本纪》中乃至《史记》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之一，虽然后世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清人周亮工认为项羽在垓下大战之际无暇作诗，况且即使作了也无人记录，推测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是史迁想象揣摩的“代言体”。对于以挖掘和凸显历史人物精神价值、人格魅力为己任的司马迁而言，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出于对英雄的热爱、景仰，使作者不免在“算计”之外有所生发，于是有的事“钜而隐括”一笔带过，有的事“细而张皇”予以夸张，如《项羽本纪》中“霸王别姬”、“项王突围”“乌江自刎”这些富有诗意情节设置。藉此，使项羽的毁灭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竭力揄扬了他身上具有的超越物质形态的精神魅力，展示了原生态的人性美，项羽成为勇气、义气、重情义的英雄的典范，《项羽本纪》成为太史公最得意之文。一如清人吴见思所见“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身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杨燕起等﹒史记研究集成·史记集评〔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在《项羽本纪》写作中，惨遭宫刑的司马迁将自己浓烈的情感灌注其中，有意识把项羽当作自己去描写，在彰显项羽英雄气质、讴歌其英雄行为的同时也表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由身体和心智健全者堕为不可逆转的丧失为人资格的蒙受压抑的自我残缺者，对完美向往，对残缺的同情和“对于不应该完美的完美事物的嫉恨，对滥用权力的‘王者’的仇视”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表现。故而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项羽政治上残缺（失败），赞美了其精神上的完美，而刘邦则走向另一极。史家强烈的责任感，使司马迁对于刘邦政治作为给予客观的描写，公正的评判。作为秦汉之际政治角逐的最终胜利者的刘邦，政治上似乎是完美的。司马迁有意避开刘邦身上耀眼的政治光环，精心选择一些生活化的典型事件，力求揭秘其情感灵魂和内在精神世界。“吕后被拘”事件即为一例。作者未有一字写及刘邦的反应和行为，运用纯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冷峻的笔调淡淡道出。引导读者领悟其中的弦外之音：身为丈夫的刘邦此时的“不作为”与政治上“大作为”，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热忱”与对家庭亲情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刘邦情感灵魂世界绝对的“不完美”和精神家园的荒芜。
通过不同的处理，司马迁昭示这样的结论：身体的残缺者，未必意志残缺，可以通过对理想追求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达到美好精神境界；政治的残缺者（失败者），并不可怕，只要精神人格的完美，仍然会获得人们无限的尊敬和敬仰；单纯政治的完美、成功并不可羡，精神价值的残缺，人性的缺失才是无可救赎的，必遭鄙夷的。
第三，从读者接受角度考虑
西方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认为：读者的阅读是作品得以存在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的确，再好的作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就不能把作品的潜在价值变为显在价值。作家创作出的作品如果不能最后进入读者的视野，得到他们的接受，那么一切努力皆为枉然。《史记》也是这样，因此，选择读者接受的角度，更易触及司马迁在虞姬与吕后描写上表现的深层心理的问题本质。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教出版社，1999.而这些人物身上“具有的带普遍性的本质特性”是最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引导读者唤醒、激活人类“集体无意识”———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满足读者的期待心理。
对英雄的崇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西方学者汤玛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说过：“英雄崇拜是人性中的一个基本天性。但所谓英雄崇拜，并不是崇拜什么名利权势或其他，而一直是意味著一种道德力量的崇拜。”司马迁怀着崇敬、惋惜在项羽身上发现、挖掘到具有的英雄般、令人崇拜的道德特质，而将之纪录青史。如果说，江东起事，怒杀宋义，巨鹿鏖兵，分封诸王，彭城大捷，张扬其过於常人的“勇”与“武”，彰显了一种刚烈强悍的生命之美，尽情鼓荡其作为英雄的风云之气；而霸王别姬则凸显其铁血柔情的一面。诚如钱穆所说：“临终慷慨，此情此义亦可长留天地间，获后世之同情矣。”史迁以其超凡的叙事策略，为后人建构了一个永不剥蚀的经典叙事，完成了项羽道德、精神完美型、具有强烈“生命意志”英雄的构建。若说项羽形象有带给后世读者任何实质上的裨益，倒不如说他激活了人们“对英雄的集体记忆”，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拜的心理期待。而这些，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霸王别姬”一节“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独特的叙事方式，“霸王别姬”之前的项羽性格的核心元素为“勇武”，而之后项羽性格中添加了“柔情”的因子，完成了性格核心的转化和融合，而这种转化和融合恰恰迎合了读者的期待与愿望，从某一角度满足了读者。读者总是“欲壑难填”，要不断满足读者的期待心理，就必须在“山重水复”中开掘“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否则，就不再被读者所接受。当读者震撼于项羽勇力的展示，同时不免对这位悍将勇夫不近人情一面怀有深深的遗憾，“霸王别姬”故事的插入，项羽集合了勇武、刚毅、狂飙、柔情的元素，风云气与儿女情浑然一体，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完美的英雄形象，博得后世读者无限的同情和景仰。李清照有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而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长之说“这真是一个天马横空的人物，……他所代表的是狂飙式的青年精神，他处处要冲开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亲情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对亲情注重与期待是人类又一集体无意识。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对亲情尤为重视，亲情关系和亲情观念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当司马迁选择“纯叙事”的笔法叙说吕后被拘为人质一事，在冷峻的叙事中，引导读者品味弦外之音。刘邦对亲情的漠视与读者“阅读视野”中期待的亲情的关切与温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联想刘邦在其父面临烹杀险境的冷淡，兵败溃逃时多次将亲生子女抛于车下的自私的种种行径，出于政治利益的角逐，公然亵渎人类最本质的美好情感，读者在愤怒之际，对之进行道德审判。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曾公开指责刘邦“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相较而言，项羽“霸王别姬”的儿女情长，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项羽政治上失败了，却换来了做人的成功。表现失败英雄的“霸王别姬”久演不衰。刘邦赢得了天下，而胜利了的英雄刘邦往往成为剧中的小丑角色。历史上失去了的，由艺术得到了补偿；历史上的正剧则在艺术中颠倒为反剧。
要之，司马迁在楚汉战争中关于虞姬与吕后迥异的描写方式，在读者那里获得了认同，激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也顺利地实现了刘项性格的比照，满足了读者潜意识中对英雄的崇拜和亲情的期待的心理。
结语：姚斯说，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史记》正是这样。自其问世以来，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个性化叙事模式，深深地撞击着无数国内外读者的解读视野，对它的每一次解读都是满载而归，而每一次解读之后都诱发着你的下一次探索。
“说明”本文为渭南师范学院2007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漂母形象与漂母意象
*本文作者顾建国，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后(公元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南下漫游，来到淮阴，实地走访了解“兴汉三杰”这一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情形。太史公云：“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629页～2630页。在其日后写成的《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淮阴各色人等的性情面貌：有横行乡里、结伴欺生的市井无赖，有行善不终、势利委琐的亭长夫妇，有谋生无方、垂钓寄食的落魄公子，更有扶弱济贫、不图回报的漂洗妇女——漂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漂母饭信故事云：“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就是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短章，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感慨和寄怀。这可能既在太史公的期待之中，又出乎其预料之外。说在其期待之中，是因为太史公撰写人物列传有其既定的理念：“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9页。就是说他要为那些具有德行和风采，能善于把握时机和机遇，能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树碑立传。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韩信的事功、漂母的德行，显然都符合他立传的标准。而且为了更好地展现这类人物的风采，太史公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如亭长夫妻之流，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说在其预料之外，是因为后世对漂母这一人物的感怀内容极为丰富，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知名度最高的“三母”之一，这就是“孟母”、“漂母”和“岳母”。“孟母三迁”，培育出了儒家“亚圣”孟子；“漂母进食”，激励了“兴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岳母刺字”，成就了抗金英雄岳飞。但若从推己及人的仁爱胸怀和识英豪于困厄之中这一视角来看，漂母又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
早在淮阴漂母施恩于韩信之前，春秋时代就有过溧阳漂女施恩于伍子胥的故事（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一：“子胥遂行，至溧阳界中，见一女子击絮于瀬水之中。子胥曰：‘岂可得托食乎？’女子曰：‘诺。’即发箪饭，清其壶浆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谓女子曰：‘掩尔壶浆，毋令之露。’女子曰：‘诺。’子胥行五步，还顾女子，自纵于瀬水之中而死。”《四部丛刊》初编本。，汉高祖刘邦当年与项羽鏖战遇险时，也曾留下“翟母相救”、封丘报恩的故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巻五十一“妇人封”：“《陈留风俗传》曰：‘封邱者，髙祖与项氏战，厄于延乡。有翟母者免其难，故以延乡为封邱县，以封翟母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930页。，但它们在后世的流传和影响都无法与淮阴漂母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这一故事本身蕴含着扶弱济贫、施恩不图报、知恩必报等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与漂母冢处于泗口南岸这一水上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有关，特别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书轨新邦，英雄旧里”（苏轼《淮阴侯庙记》）的淮阴，成为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帝王朝士、文人墨客们游览拜谒的便捷，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在历代文人的歌咏和感怀中，漂母的形象逐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创作意象了。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爱”和“施舍者”的象征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乞食》诗中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觧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话终日夕，觞至輙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是古代文人创作中，较早将“漂母”作为意象化指称的一例。渊明诗谓：感激你能象当年漂母那样仁惠，施恩进食于贫士，但我却没有韩信那样的雄才大略，日后亦无以千金酬谢，为此深感惭愧，我唯有在冥冥之中结草相报了。苏东坡评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哀哉！哀哉！此大类丐者口颊也。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人在困厄之中，一饭之恩自然感激不尽，作为谙熟文史掌故的陶渊明，在此情此境的触发下，首先联想到了《太史公书》中韩信遇漂母的故事。这里的“漂母惠”，已不仅仅是纸上认识了，而是诗人的切身感受。孟子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勿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2752页。我想，即便己成行乞者的陶渊明，也同样是不会丢弃文儒们的这一立身底线的。由此分析，便可推知，在陶渊明的心目中，漂母的贤惠，就在于她的施舍绝非“嗟来之食”，亦非图报之举，而是一个母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的体现，眼前的这位进食者亦如漂母般的好心肠，因此诗人为之感动。陶渊明的这一感受和咏叹，曾引起后世诸多文人的共鸣。宋人王阮就有一首《和乞食》诗云：“淮阴漂母事，不谓身见之。长歌渊明诗，益信非虚词。余嗟客长安，十载无休期。一饱不自足，况敢谋酒巵。曳裾富门儿，丐食酬一诗。达于公卿间，喧喧谓余非。虽知责我至，终亦无所贻。”（宋）王阮《义丰集》，《四库全书》本。明代文人宗臣亦有诗感叹道：“世人重结交，纷纭骋路衢。贵者日以近，贱者日以疎。嗟哉漂母心，乃与世人殊。壮士困风尘，谁为识雄图。况乃饥寒色，一饭立相呼。一饭何足言，感此心区区。千金以相赠，华名照四隅。何世无英雄，按剑疑投珠。瞻彼垂纶者，泪下连衣裾。”《淮上杂诗三首》其三，（明）宗臣《宗子相集》巻四，《四库全书》本。
面对人欲横流的世风，人们越发感到漂母的古风高义的难能可贵。东晋文人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就曾以“漂母哀淮阴之惫，并以一餐拯其悬馁”的事例劝导人们应“立德闇昧之中”，积善成德，利人利己（南朝·梁）释僧佑辑《弘眀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从唐代开始，“漂母”及其相关条目，如“漂母餐”、“漂母食”等，已成“仁爱之人”和“得人施舍”的一种熟典被收入各种类书和启蒙课本中，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漂母的知名度和影响。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诗文中，多次运用“漂母”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其创作心理而言，他习惯从落魄英豪的视角，看社会，写人生，抒慨叹。他的宏愿和自许不在当年韩信之下，他的遭际也同样坎坷迭宕。所以，他在第一次来到韩信故里淮阴时，便放声高歌道：“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缅书羁孤意，远寄棹歌声。”《淮阴书怀寄王宋（一作宗）城》，（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9页～660页。此时的李白俨如韩信再生，风尘仆仆地走进了淮阴，当接待他的店舍女主人热情地捧出美酒佳肴时，他即刻将其幻化为当年的漂母，并从中体验到了落魄王孙得遇知己厚爱的情境。其《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诗又云：“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4页。与前一首诗相比，这首诗的写实情调更强。贫苦的村妇荀媪，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想尽办法，为前来投宿的诗人做了菰菜饭，并恭恭敬敬地呈上。对此，诗人感动不已，以至于眼前的荀媪再次与脑海中的进食于韩信的漂母形象融为一体了，诗人感到她们待人接物的纯真朴厚真如母亲般的仁爱和亲切！此类诗作还有：“饥从漂母食，闲缀羽陵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二），（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6页。、“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秋日炼药院镊白髪，赠元六兄林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5页。等等，其意象生成的动因，都是诗人在受人接济、得遇仁爱之人的特定情境下，被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所催生的一种联想和想象。随着这种想象和联想的熟稔化，“漂母”意象又逐渐泛化为游子漂泊所依的对象，如“寄食漂母，夜眠渔舟”（唐）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侃书》，（宋）计敏夫《唐诗纪事》巻四十五。等就属此类。
延及宋代，诗文中的漂母意象不再象唐人笔下那样丰润和饱满，而是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文化符号的意味。所谓“哀穷进食类漂母，解剑挂墓同延陵”（宋）李纲《投金瀬有感》，《梁溪集》巻十七，《四库全书》本。，就很能代表宋人对漂母意象的理解和运用模式。
如北宋文人秦观《对淮南诏狱二首》诗云：“一室如悬磬，人音尽不闻。老兵随卧起，漂母给朝曛。樊雉思秋野，鞲鹰望暮云。念归忘食事，日减臂环分。”（宋）秦观《淮海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诗中用“漂母”来借指牢狱中送饭的妇女，其意象侧重表明了人物的地位和身份。
再看陆游诗中的漂母意象：“莎径依山曲，柴扉并水开。不因行药出，即为觅诗来。戒婢挑蔬甲，催儿斸芋魁。随宜也能饱，漂母未须哀。”《舍南杂兴》，（宋）陆游《剑南诗稿》巻六十九，《四库全书》本。所谓“漂母未须哀”只是对“漂母哀王孙而进食”一典的反串，表明关心自己的人不用担心。又如：“布褐营身足，茅茨置榻寛。食非依漂母，菜不仰园官。小蹇鞍鞯黑，羸僮骨相酸。丹青能写此，千载尚传观。”《读穷居五字，慨然有感，复作一首自觧》，（宋）陆游《剑南诗稿》巻七十一，《四库全书》本。这是说自己尽管生活艰苦，但毕竟没有依靠他人的施舍，而是一个自食其力者。此处的“漂母”意象，也只是“施舍者”的代称而己。
明、清时期，漂母作为仁爱之人和舍施者的意象仍每每出现在人们的诗文中。有的诗作深化了对漂母仁爱之心的解读和赞颂，在艺术表现的方法上也有创造。如明人刘嵩的《漂母吟》：“蛟龙失云雨，或与鰕蟹俦。壮士偶穷困，寄食何足羞。淮河之水东北流，母心直为王孙忧。黄金无光剑失色，白日又落城西头。请君置鱼竿，进此盘中脯。丈夫性命未可轻，君独胡为在尘土。咸阳王气如云驰，垄上亦有呼兵儿。风尘满眼慎所之，但愿王孙无饥时。”（明）刘嵩《槎翁诗集》巻一，《四库全书》本。诗人已不再拘泥于原先史实的复述，而是以一种理解之同情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将漂母和韩信的故事进行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用长流不竭的淮河水，比喻漂母的绵绵仁爱之情；又以“黄金无光剑失色”来赞誉漂母的大恩大德，并创造性地出以漂母的口吻，寄托了她对所救助者的关爱和期待之情，从而生动地表现了这一人物的心灵世界。但从总体上看，明、清诗人对漂母形象的接受和意象的运用，有着较明显的因袭和模拟的痕迹。如明人薛瑄的《宿水村二首》其二：“投宿江村日己昏，村童还为启柴门。壶觞欲醉黄翁酒，盘馔深惭漂母餐。夜雪生香芦被暖，晩烟添緑土床温。清宵总是沧波趣，莫向人寰取次论。”（明）薛瑄《敬轩文集》巻七，《四库全书》本。“黄翁酒”、“漂母餐”云云，意指水村人家的酒水、饭菜让自己吃得很开心，为此而顿生投宿烦扰之歉意。其它明代诗作，如顾清的《陪芸轩观海宿村家纪事四首》其四：“中流失舟楫，一瓠千黄金。风雨江村暮，野人怀顾深。沾濡免僮仆，欢会洽朋簪。惜哉漂母意，当者非淮阴。”（明）顾清《东江家藏集》巻二，《四库全书》本。沿用的是陶渊明“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的句意。而皇甫涍的“贫思鲍叔贾，饥从漂母餐”《五湖子晓行》，（明）皇甫涍《皇甫少玄外集》巻二，《四库全书》本。、李攀龙的“饥且从漂母食，寒且从巢父栖”《猛虎行》，（明）李攀龙《沧溟集》巻二，《四库全书》本。等等，几乎就是从李白的诗中抄录而来。但明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今诗人命意多同，佳语未必不重道也。”（明）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二“诗人意多同”条，《四库全书》本。这也是明代诗文创作中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映。
二、人杰的知已，贫士的依归
如果说“仁爱”和“施舍者”的象征，这是人们对漂母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和认识，那么，“人杰的知已、贫士的依归”这种意象的生成，便是历代作者在其直观感受和认识基础上，对漂母形象的进一步升华所至。这一意象内涵的具体表现是两个方面：
1在怀才不遇和贫困无依的感叹中，寄情于漂母。
李白《送薛九被谗去鲁》诗云：“借问笑何人，笑人不好士。尔去且勿喧，桃李竟何言。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3页。诗人本因好友薛九不见容于鲁地愤而感言，他从历史上“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的可悲可恨，一直说到以养士闻名的“战国四公子”，通过正反两面的对举，最后借用了“漂母”的意象，哀叹英才世无知己，抨击了世道人心的不古。这种怀才不遇的哀叹和抨击，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如宋人袁说友《绝粮》诗云：“旧索长安米，今无负郭田。平生一饱计，岁晚百忧煎。漂母今何有，王孙空自怜。日髙亭欲午，寒屋灶无烟。”（宋）袁说友《东塘集》卷三，《四库全书》本。元人吴景奎《春波渔者二首》其二诗云：“一蓑一笠似张同，投犗何烦到海东。渔火独明风露下，挐音多在浦云中。水黏罾眼离离白，花落船头点点红。抛却钓竿还自笑，更无漂母饭英雄。”（元）吴景奎《药房樵唱》巻二，《四库全书》本明人王翃《漂母祠》：“一饭当年报所知，王孙今日更何之。平生自叹无知已，千里来寻漂母祠。”（清）朱彝尊编《明诗综》卷七十九，《四库全书》本。又如：“海畔今无漂母家，江南谁与王孙遇。徘徊月下空长吟，吾徒自古难知音。欲上髙垒问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明）契嵩《早秋吟》，《镡津文集》卷二十，《四库全书》本。等等。由此可见，世无漂母和贫士无依的感叹，是历代文人失意抒愤的最习见的一种意象表达方式。
2在识人眼光高下强弱的对比中，辨别贤愚，赞叹漂母。
唐人汪遵有诗云：“秦季贤愚混不分，只应漂母识王孙。归荣便累千金赠，为报当时一饭恩。”（唐）汪遵《览古三十九首·淮阴》，（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巻七十四，《四库全书》本。诗人通过设置秦朝“贤愚不分”的大背景，来凸显漂母慧眼识人杰的难能可贵。与此诗意类似的，如明人范景文的《漂母祠》：“世间谁谓男子智，胯下侯王眼不识。尘埃物色有英雄，众人所难妇人易。一饭博换千金来，千金不受名乃至。衿鞶者流如是奇，言下寻绎有深致。进食吾以哀王孙，岂以壶餐因为利。功臣事业纯臣心，望报不可皆此类。圮上黄石教子房，子房用之赤松避。吾悔不用蒯生言，惜哉未达漂母意。”（明）范景文《文忠集》卷九，《四库全书》本。诗人从“众人所难妇人易”的比较中，表明漂母的眼光和心地确非一般人所可及。那么，帝王贵胄们的眼力如何呢？我们再看诗人的评价：“国士无双未肯臣，汉皇眼力欠精神。筑坛直待追亡后，不及溪边一妇人。”（元）黄庚《题漂母饭信图》，《元诗选》（初集）巻九，《四库全书》本。汉高祖刘邦原来也是用势利眼看人的，直到萧何月下追人、剀切陈词后，他才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他的眼光和心地亦远远不及漂母的仁慧和善良。同样，欲图霸业的项羽对待韩信更是“鉴貌未鉴心”、“知声未知音”（宋）田锡《千金答漂母行》，《咸平集》巻十八，《四库全书》本。。对此，宋人罗大经曾有评论云：“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鋭，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俛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人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躯。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四库全书》本。但即便是有识人美誉的滕公和萧何，最后也还是成了害人的帮凶和祸首。所以这就难怪有人作出了“滕公萧相空知己，物色还输第一人”的评断（清）《彭孙遹《漂母祠》，松桂堂全集》卷七，《四库全书》本。。认为只有漂母才真正无愧于是以仁爱之心识人的“第一人”。
当然，也有人认为漂母并非异人，后世人们之所以异口同声地赞佩漂母，那不过是司马迁写人时惯用的衬托传奇手法的成功。明人黄淳耀在《史记评论·淮阴侯列传》中曾详析道：“韩信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详母怒信之意，盖谓其落魄至是，虽自食且不能，岂有富贵之日，我但怜汝，故食之。若云相报，知汝不能也。后人误看，至谓漂母有眼，当与黄石老人同类而称，则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于英雄贫困失路无门之日，皆极力摹写，发其孤愤。如苏秦、张仪皆见笑于其妻，陈渉见笑于耕者，陈平见笑于其嫂，黥布见笑于时人，此类甚多。至漂母饭信而不望报，是以信为沟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读矣。后信就封至楚，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不闻此母却之，则其非异人明矣。”（明）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四，《四库全书》本。受此观点影响，清人陆辛斋在《漂母祠》一诗中也云：“惭愧恩叨一饭深，当时果否识淮阴。后来不却千金赐，难说初无望报心。”（清）陆辛斋《敬业堂诗集》卷九，《四库全书》本。对漂母形象的这种接受，应该说已带有一种深文周纳的色彩了。事实上，人们对漂母的敬重和颂扬，大多是触景生情，借古讽今，一抒自己胸中的块垒，这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本意又何尝不息息相通呢？如李白在《猛虎行》一诗中就曾发此感慨：“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2页。明人唐肃在《过漂母墓》一诗中也剖白自己的心迹道：“我来不吊韩将军，悲歌独吊漂母坟。英雄贫贱少知己，不在男儿在女子。”（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詩选》巻三百三十七，《四库全书》本。明人徐熥《漂母庙》诗道出的同样是“平生知己意，难与世人言”的感受（明）徐熥《幔亭集》巻五，《四库全书》本。。
三、报恩的指向
感恩回报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之一，早在《左传》中就有了“结草相报”的故事。而太史公书中所传的韩信遇漂母的故事，更具有扶弱济贫、施恩不图报、知恩必报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漂母”很自然地成为后世报恩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指向。
1在对“漂母冢”、“漂母岸”和“漂母祠”的咏叹中，积淀了浓厚的报恩文化。
漂母墓现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淮阴区码头镇东南的泰山村境内，虽历经二千多年，至今墓高仍达二十二米，占地面积八亩。关于“漂母冢”具体情形的文献记载，较早见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书卷三十“淮水”条目载：“又东迳淮阴县故城北。北临淮水，汉髙帝六年，封韩信为侯国。王莽之嘉信也。昔韩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处也。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髙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阴，信王下邳，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东一陵即信母冢也。《水经注疏》（下册），（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1989年版，第2553页～2554页。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中也引录了西晋著名文人张华的相关著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626页。从《水经注》的记述来看，郦道元应是实地考察过漂母冢的，因之前太史公书和其它典籍中并未留下这方面的资料。而像这样一座高大墓冢的修建，又确非一般百姓所能为。所以，郦道元认为这是韩信的报恩之作。此说一出，遂为后世各类舆志所援引，亦为后世文人的感怀创作标定了指向。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经漂母墓》云：“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渚苹行客荐，山木杜鹃愁。春草茫茫绿，王孙旧此游。”（唐）刘长卿《刘随州诗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罗隐的《漂母冢》也吟咏道：“寂寂荒坟一水滨，芦洲绝岛自相亲。青娥已落淮边月，白骨甘为泉下尘。原上荻花飘素发，道傍菰叶碎罗巾。虽然寂寞千秋魄，犹是韩侯旧主人。”（唐）罗隐《甲乙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本。漂母的一饭之恩，韩信以千金相报，由此为中国古代绵延动人的报恩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漂母墓及其周边的遗迹景观，无不使人感慨流连。诗人崔国辅在其经停当年漂母击絮进食的古口岸时，同样心潮起伏，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漂母岸》一诗：“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秦时有漂母，于此饭王孙。王孙初未遇，寄食何足论。后为楚王来，黄金答母恩。事迹遗在此，空伤千载魂。茫茫水中渚，上有一孤墩。遥望不可到，苍苍烟树昏。几年崩冢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堙圮，时哉不敢言。向夕泪沾裳，遂宿芦洲村。”（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四部丛刊》初编本。从此，“漂母岸”成了古淮阴一处著名的地标。明人程敏政的《漂母祠》诗云：“一饭难忘老妪恩，崇祠应出旧王孙。平生推食蒙知己，肯不捐躯答至尊。”诗下自注云：“祠必楚王开国时所建者，非汉意也。”（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十八，《四库全书》本。诗人认为韩信是极重信义之人，他对漂母这样一位贫寒妇女，都能做到生前报以千金，死后建墓立祠，他又怎能背叛汉主呢？当然，对此也有相异的看法和评价。如清乾隆帝弘历在其《题漂母祠》诗中云：“寄食淮阴未遇时，无端一饭获崇施。至今漂母犹歆报，锺室凄凉欲恨谁。”（清）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三集》巻十九，《四库全书》本。诗中说韩信的锺室饮恨是咎由自取，怨不了谁，而唯独漂母祠中的香火至今未熄，说明人们对漂母的崇敬之情历千古而未变。为此他还为“漂母祠”亲题了“一饭千古”的榜额，一方面用来慰勉乐善好施者，同时也谕示人们应知恩图报。所以“漂母祠”在众多诗人的吟咏中又无异于是一座报恩祠。
2借韩信报恩漂母事，叹古伤今，抒发情志。
施恩不图报和知恩必报，这本是构建博爱人伦与和谐社会的道德两维，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教义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每每有背于此。如清人吴绮所云：“可知逢世事，难得受人恩。”《漂母祠》，（清）吴绮《林蕙堂全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再者，即便是受人救济，也鲜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者。明人徐勃曾感慨云：“汉高帝厄于楚，馁甚，翟母常馈食，及帝业成，母已死矣。髙帝封其墓，至今名封邱县。漂母哀韩信而进食，后报以千金，至今庙祀，所谓一饭之徳不忘也。今人报徳如汉君臣者鲜矣。”《翟母、漂母》，（明）徐勃《徐氏笔精》卷七，《四库全书》本。因此，韩信和漂母的故事理所当然地使人们怀想不已。李白在《赠新平少年》一诗中写到：“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4页。诗人在人生最低谷之际，悲凉满怀，感慨万千。面对饥寒交迫的煎熬，面对故友、新交冷若冰霜的世态，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韩信当年忍辱胯下终成功名厚报漂母之事，内心充满了英雄传奇能重现于世的期待与渴望。中唐诗人耿湋的《春日即事》诗云：“芳菲那变易，年鬓自蹉跎。室与千峰对，门唯二仲过。宦情知己少，生事托人多。草色微风长，莺声细雨和。几时犹滞拙，终日望恩波。纵欲论相报，无如漂母何。”《全唐诗》卷269，中华书局增订本，1999年版。赋闲隐居的诗人渴望为时所用，但又苦于无人提携相助。所以感叹道：纵然自己有心报恩，但却从未遇到漂母那样的好心人啊。元代文人抒发的情感更为凄凉沉郁：“桑柘萧条半草莱，百年人事哽悲摧。沙丘漂母宁复有，故国王孙谁见哀。歌吹凄凉铜雀妓，世途荏苒覇城灾。遥知敕勒穹庐野，日夕牛羊欲下来。”（元）倪云林《桑柘》，《倪云林诗集》卷之四，《四部丛刊》本。全诗借古讽今，抒发了沦落无依的无限感慨。
结语：漂母这一人物是司马迁的独到发现，漂母形象亦是司马迁的生动再现。漂母推食的意义在于激励了一代英杰的自立和自强，唤起了他努力事功的人生追求。漂母意象中折射出了历代文人的复杂心态，也层累地造成了新的漂母形象。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文人，充满了风云际会、功名人生的理想，因此他们心目中的漂母，是慧眼识英雄的伯乐式的人物；漂母的大仁大爱，亦是他们深情歌颂的人间最爱。随着现实理性的增强和创作中议论风生特点的形成，宋代文人笔下的漂母意象，脸谱化和符号化的色彩逐渐趋浓。在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元代，文人的政治失落感最为强烈，因而当他们借韩信与漂母的故事来抒发其内心的忧郁和苦闷时，其意象的表达大多带有一种风尘骚屑的苍茫感。在元杂剧中，漂母的形象还得到了新的演绎和表现。明、清两代，随着两淮（淮阴、淮安）漕运、河务和盐务地位的日益提升，漂母墓祠韩侯庙成为驻跸朝臣和过往游客们访古瞻谒的一大景观，漂母意象在诗词文赋中出现的频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们对其关注的视角和表达的感受亦多种多样。
从性格上看韩信的悲剧原因
*本文作者陈苗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硕士生。
韩信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被誉为汉初“三杰”之一。他下魏破代灭赵平齐，在楚汉战争中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史记·淮阴侯列传》。下列本篇不再注。。后世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宋人陈亮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也。”《资治通鉴·汉纪》。宋司马光说：“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信之功。”《陈亮集·酌古论二》。然而刘邦称帝仅半年多，这位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却沦为阶下囚，几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究其原因，历来争论颇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二：一种认为他死于谋反，罪有应得。另一种认为他没有谋反，是刘邦集团巩固政权的需要，即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持后种观点的人多对韩信寄予无限同情。我们承认有其合理性，残酷的封建制度的确是埋葬了无数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杰”中惟有韩信罹难，其他二人不仅善终，而且恩及子孙。可见，韩信功高盖主并非其被杀的必然原因。
因此，我认为我们更应考量韩信被诛的自身原因。有人认为是他政治观念落后，要求裂土封王，与历史大一统的走向背道而驰，与刘邦建立集权国家的思想产生了矛盾。事实上，韩信的确是分封思想的鼓吹者，但是在这一点上刘邦却与他是不谋而合的，并且汉初的分封诸侯王证明刘邦将之付诸实践，韩信与刘邦并不存在谁比谁政治理想先进或落后的问题。本文将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韩信的性格特点，主要是他的性格缺陷来分析他悲剧身后的更深层原因。
性格(Character)是指个体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人格特征。由于性格结构的复杂性，心理学依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将性格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划分不同的性格类型，有助于了解一个人性格的主要特点和揭示性格的实质。性格的类型是指一类人身上所共有的性格特征的独特结合。德国的心理学家斯普兰格(ESpranger)在《生活方式》一文中，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根据人认为哪种生活方式最有价值，把人的性格分为六种类型，即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宗教型、权力型、社会型。韩信属于权力型的性格类型。权力型的人以获取权力为生活目的，并具有强烈的权力意识与权力支配欲，以掌握权力为最高价值。领导人物多属于此类型。他们善于冒险、富有竞争性、勇敢自信、坦率敏捷。缺点是专横、逆反、急躁、自负、鲁莽、不圆滑老练、喜操纵、统治欲等。
结合以上心理学原理，通过《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的描写，我们来分析韩信的性格特点主要分析他的性格缺陷。
第一，他胸怀大志却急功近利。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这样非凡的志向不是普通人能具有的，本来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可是他却显得过分热衷功名，锋芒太露，不懂得韬光养晦。
韩信攻下齐国后，便上书要求封为假王，当时刘邦受伤刚好，自然十分恼火，“欲攻之”。谋士陈平和张良立即示意：“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立下战功就立刻邀赏，显出市井之徒的狭隘和乘人之危。
更有甚者，楚汉以鸿沟为界讲和以后，刘邦撕毁和约，东下追击项羽，并调动韩信和彭越前来会战。由于二人都没有来，使汉军受挫固陵。正当刘邦一筹莫展的时候，张良看出了其中的奥秘。“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自陈以以东附海，尽于韩信；雎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史记·项羽本记》刘邦照办，二人果然领兵来了，终于使得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得以结束。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全大局，首先想到的是满足个人利益，甚至是以要挟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可见，在他的价值观里，他是将个人权利视为第一位的。在依附别人势力的情况下，他过于强烈的权力欲势必成为君主的喉中之刺。他的这种做法即使放到我们今天的某个团体当中，依然是不可容忍的，不光是他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的残酷所致。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刘邦并非始终是忠心不二的。他所展现出的对权利的贪欲足以让刘邦怀恨在心，必然性已寓于偶然性之中，刘邦连忠心耿耿毫无异志的萧何都怀疑，更何况韩信了。
第二，他积极进取却过度张扬。
韩信属于主导型行为者，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进策以期引起重视，获得重用。当他在项羽手下“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时，他投靠汉军，在汉亦不受重视，他又亡。试想当时除了项羽与刘邦并无第三大势力集团，他又能逃到哪里去？他总要站在时代的前端，成为众人的焦点。被萧何月下追回后，一旦拜将，汉中定策，他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要求。汉朝建立后，韩信被立为楚王，刚到楚国，他不但没有解散军队，还随身带兵巡视各州县。明显带有炫耀的性质，显得过于张扬。
他的这种迫不及待是受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这样评价韩信：“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一语中的，韩信既不可能象萧何那样工于心计，设法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也不可能象张良那样急流勇退，平平淡淡地归隐山林，他的性格注定了他要和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共进退，注定了他要始终站在时代的浪尖上，他的统治欲让他不甘心落入幕后的寂寞。然而，和平年代更多需要的是修养生息，而不是无限崇拜一位战争英雄。二战后的邱吉尔回国后在大选中落选，同样是历史的必然。韩信不识时务注定了要承担希望落空带来的失落。他“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居常殃殃”注定引起统治集团的不满。
第三，他权欲膨胀却流于傲慢自负，失于深算。
韩信是个胸无城府的人，从他跟刘邦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宁愿背着他的剑四处游荡也不事生产，南昌亭长嫌弃他，拍絮漂母可怜他，市井无赖羞辱他，都没能动摇他胸中大志。
然而当他日后飞黄腾达，从一个衣食无着的市井之徒变成一个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之后，他的自负也随之膨胀。周勃和灌婴都是名将，韩信被夺王贬爵后，却“羞于绛、灌等列”。樊哙与刘邦是连襟，且屡立战功，对信极为恭敬，韩信偶然造访，他“跪拜送迎，言称臣”，韩信却说：“生乃与樊哙为伍！”傲慢到极点。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能跟同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当人密告他谋反时，众臣激愤，要求“击而坑之”。不仅如此，他甚至连当时已做皇帝的刘邦也不放在眼里。当他被拘于洛阳时，刘邦问他：“如我能将几何？”他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他“于君几何？”他答：“多多益善”。他甚至说“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已经身处险境却仍然狂妄自大。他的这种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背后没有相应的权力机构和军事力量的支撑，注定要落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韩信有领导者的才能，他善于冒险、富有决断力，从而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声东击西背水为阵等等，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但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除了应具有雄才外还需有大略，韩信却不具有一个政治家领导者所应有的政治思想。他在“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成为刘邦和项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而是继续栖息在刘邦的羽翼之下，那么他就该深谙皇权之下高层政治的游戏规则，收敛锐气修身养性。但是他依然以掌握权力为最高价值。因为他主张的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一番作为，来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他一生行为的主导动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性格决定命运。在韩信的青年时代，当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得到发挥，他的权力欲得到满足时，他便如鱼得水，创造了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从而扬名一时，成为社会的中坚。但当他遭遇逆境，从一个傲然于世的雄杰落到备受压迫和屈辱的处境时，他的鲁莽和逆反便占了上风，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动了反叛，其结果必然失败。他的悲剧人生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
《史记·游侠列传》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
*本文作者贺君，内蒙古师大历史系硕士生。
一、司马迁眼中的侠
“侠”的概念最早是由韩非子提出的，他在《五蠹》中说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陈奇猷著《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1057页。在他看来，儒生和侠客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实行法治的障碍，应该进行压制和打击。然而，在之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儒”和“侠”的命运和结局却是大相径庭。进入西汉以后，“儒”逐渐成为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从而取得了一家独尊的地位，而“侠”则因为不循常理，不遵常规，乃至违背礼教和法律为统治者和处于上层的儒生们所不容，成为统治者弹压的对象。在当时这种尊儒轻侠的情况下，身为汉朝上层官员的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游侠立传呢？《太史公自序》曰：“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游侠同时具备了“仁”和“义”，这是为其立传的根本出发点。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游侠之仁义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也认识到游侠的行为有违于礼制法度，但是区别于韩非子之流的是，他更多的看到了游侠与众不同的精神品质。故李景星曰：“游侠一道，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天地间既有此一种奇人，而太史公即不能不创此一种奇传。故传游侠者，是史公之特识，非奖乱也。”转引自韩兆琦著《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6123页。同时，司马迁还看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可见，不管是才智卓绝的圣人还是平庸的百姓都会面临厄困，而后者更甚。当那些寻常百姓身遭大难的时候，高颂仁义的王侯儒生们不会把他们的“仁义”施加到这些人身上，而侠客却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急人所急，救人于厄，实行真正的仁义，相比之下，侠难道不值得称颂吗？故陈仁子曰：“夫游者行也，侠者持也，轻生高气，排难解纷，较诸古者道德之士，不动声色消天下之大变者相去固万万，而君子谅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为，虽未必尽合于义，然使当时而无斯人，则袖手于焚溺之中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谓杀身成仁者也。”［明］凌稚隆著《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1日版，第6册，763页。
司马迁对游侠有着明确的标准，在司马迁眼中，可称之为游侠的并不多，如“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这些卿相重臣依靠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使得士人归心，纷纷来附，可称为“贤者”，他们也会救人于厄，可是这些事对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而且他们往往是有求于人或希望将对方收归己用才去做，功利性太强，不可称之为真正的侠。“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这类人连“贤者”都称不上，只是一帮为恶一方、欺凌弱小的豪强恶霸，更没资格与游侠相提并论。司马迁眼中，只有那些平民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他们弘扬“侠客之义”，“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功见言信”，“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如“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方可称为真正的侠，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何谓侠义，故陈山在《中国武侠史》中这样说到：“侠义精神是中国平民独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陈山著《中国武侠史》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第一版，69页。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立传的侠不是很多，然而《游侠列传》写的是一群侠，其中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他们也是侠的一部分，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一种侠义精神，但是这种侠者之义又不同于儒家之“义”，儒家所提倡的“义”是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之上的，《礼记·聘义》曰：“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刘方元、刘松来、唐满先著《十三经经解》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806页。而侠所提倡的义则并非如此，侠客之义突破了伦理道德规范乃至法律的界限，具有了许多个性化的色彩。同时从侠义精神本身来看，它既包含了侠的精神也包含了义的取向。侠客之义的内涵也是比较丰富的，它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人格独立，不附权势。《游侠列传》中的侠各有特色，可是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个性鲜明，不受环境和其它主流思想的干扰，这既体现在思维中，又体现在行动中。他们行侠的目的很单纯，不为权，也不为利，只是默默的履行为侠者的职责。《游侠列传》记载的第一个侠是朱家，鲁人，与汉高祖刘邦同时。鲁地是孔子的故乡，儒教的发源地，故“鲁人皆以儒教”，但也有个特例，“而朱家用侠闻”，可见为侠者人格、思想之独立。朱家一生仗义行侠，帮助过很多人，他帮助别人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先从贫贱始”，权势荣华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而有意义的事情。朱家的行为得到世人的尊重，成为当时侠者的楷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侠客田仲就曾“父事朱家”，还常常把自己的行为同朱家做比较，“自以为行弗及”。田仲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侠，那就是剧孟，他出生于东周的都城洛阳，是个洒脱不羁的传奇人物，史书载“剧孟行大类朱家”，时洛阳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侠之个性体现无遗。他对权势、富贵并不看重，“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这样一个名动天下的人物，却不依附于可以给他荣华富贵的任何政治力量，洁身自好，任气行侠，实为不易。其二、重诺守信，千里诵义。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言必信、行必果，遵守承诺，即要忠人之事。为此他们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名为籍少公，郭解杀人后逃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面对素不相识的郭解，籍少公完全可以像其它人一样把郭解的行踪告诉官吏，可是在为侠者看来，既然救了人，就对所救之人有了承诺，有了责任和使命，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坚守这个秘密。其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作为侠客，他们身上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在别人面临厄困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施以援手，但有一个原则就是施恩不图报，这也是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之前提到的朱家便是如此，秦朝末年，烽烟四起，战乱频繁，百姓流离；汉朝初建，刘邦又开始扫荡政敌，处理功臣，即便是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皆但求自保，惶惶不可终日，而一介布衣的朱家却“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将军季布因在楚汉之争中助项羽“数窘汉王”，所以在项羽兵败后，高祖刘邦“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在这种情况下，朱家冒着灭族的危险将季布藏在自己的家中，后来他又劝说汝阴侯夏侯婴向高祖进言，最终赦免了季布。这对季布来说是恩同再造，然朱家“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郭解为人亦是如此，“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其四、轻财好义，快意恩仇。司马迁笔下的游侠都不太富裕，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剧孟死后人们才发现他“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虽以富豪的名义被迁往茂陵，可实际情况是“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以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不能富甲一方，也应该是家资丰饶，却为何如此拮据呢？他们不富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侠，他们看重的并非钱财和自身的利益，钱财只是用来救助别人的，是用来行侠仗义的，这些东西远不如他们终生信仰的侠义精神重要。侠，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行为有时会超越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他们往往率性而为，恩仇必报，因而被统治者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遗余力的进行打击。以郭解为代表的一批侠就是这样，这些人无所畏惧，快意恩仇，把行侠作为一种终生的理想。史载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年长以后尽管有所收敛，仍“自喜为侠益甚。”郭解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皆愿为其效死命，“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郭解被捕后，“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虽然此人手段过于残忍，但也可以看出，侠客们对侠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有时有些偏激，但他们却坚信不移。所以只有侠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快意恩仇。
总之，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盖世游侠义薄云天的英雄情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真实的存在过，但是在专制和集权不断增强的古代社会，侠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两汉期间，侠遭到统治者的残酷打击。郭解，游侠中的代表人物，“以武犯禁”的杰出典型，侠名远播，但是在武帝朝大一统的形势下，专制的汉武帝绝不允许有任何的离心力量的存在，于是他和公孙弘捏造罪名，终将郭解灭族。武帝后的帝王也丝毫没有放松对侠的镇压。在班固之后，再没有史家为游侠做传，游侠似乎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了。然而尽管统治者不喜欢侠，侠的力量也在逐渐削弱中变的微不足道，但侠与其所弘扬的侠义精神却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认同，武侠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侠的精神也以这样的形式得以传承。
二、古代武侠小说对《游侠列传》侠义思想的继承
为了顺应了时代与平民阶层对侠的呼声，古代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并且不断的发展、成熟，成为古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古代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继承了游侠的本质和精神，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能代表古代武侠小说成就的是唐和明清。唐朝时期，杜光庭写了一部《虬髯客》传，这也是唐传奇中一部杰出的代表作，其中塑造了李靖、红拂女、虬髯客三个侠客形象，被后世誉为“风尘三侠”。其中虬髯客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嫉恶如仇，性格粗豪，轻财重义，志向高远。为追杀一“天下负心者”，他不惜“衔之十年”董乃斌、黃霖著《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5月第一版，651页。，最后将其心肝割而食之。他视钱财如粪土，为了帮助李靖完成其匡扶天下之志，将自己全部家财赠予李靖夫妇，侠客之义在他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到了明清时期，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是古代武侠小说的一个经典，一百零八好汉个个英雄虎胆，义气为重，他们杀贪官，救孤贫，最后反上梁山，高竖“替天行道”大旗，成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宋王朝时期的一支重要的正义力量。《水浒传》中侠的形象颇具古侠士之风。宋江号称“及时雨”，为官之时乐善好施，常常为人排忧解难，他极重义气，在晁盖等危难之时冒险相救，当晁盖以重金酬谢时，他又严词拒绝。“小旋风”柴进仗义疏财，曾救助了宋江、林冲等朝廷命犯，使得天下皆识“柴大官人”，柴家庄也成为梁山好汉的避难所。当然，《水浒传》中也不乏侠肝义胆，救人于厄的英雄好汉，鲁智深看不惯仗势欺人的镇关西，三拳将其打死，武松在快活林打跑蒋门神，为民除害，他们丝毫不考虑这些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与生俱来的侠义情怀使他们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这也是古代侠客以武犯禁、快意恩仇风格的体现。有清一代，尤其是清末，武侠小说进一步发展并流行起来，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塑造了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陷空岛五义等侠士形象，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展昭未当官之前，是名副其实的游侠，他不理家事，四处游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必要拔刀相助，曾多次救助当时还未出仕的包拯。可以看出，展昭行侠仗义，图的并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受古代侠客侠义精神的影响，做为侠者当做的事情。受皇帝御口亲封之后，展昭又追随包拯平冤狱、除强暴，救孤弱，尽显侠客本色。但是展昭身上有着过多的“忠君”思想，受封建礼教影响也较大，“锦毛鼠”白玉堂则不同，他处处与展昭作对，五鼠大闹东京，就是因为白玉堂根本不把皇帝的御封放在眼里，一心要与展昭比个高低，争回自己的声誉。白玉堂的行为体现出了侠客对人格与荣誉的尊重，虽然他最终也投靠了官府，可是一直豪放不羁，桀骜难驯，足见其人格之独立，可谓三侠五义中之另类。北侠欧阳春是与展昭齐名的一代大侠，众侠之中，他最具古代侠士之神髓，为人谦逊敦厚，常常仗义行侠却“不矜其能”，面对白玉堂的挑衅，欧阳春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即使比武也点到即止，顾全了白玉堂的脸面。朝廷要犯花冲被擒，欧阳春功劳最大，但是到了县府之后却借口离去，其淡泊名利如此，故而得到江湖中人的拥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亦是当时流行的一部武侠小说，十三妹女侠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十三妹原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因为家庭的不幸变故使他开始了侠客生涯，她胆识过人，侠义刚烈，孤身前往能仁寺杀退恶僧，救出安公子和张金凤一家，并热心的为安公子和张金凤做媒，公然藐视封建礼教，可谓巾帼不让须眉。总的来看，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加生动、丰满，他们救人于危难之际，除暴安良，贴近平民百姓，响应了社会底层人民对正义的呼声。但是也应该看到，与《游侠列传》中的游侠相比，这些侠客身上虽也体现出侠客之义，但较少有独立的人格，对现实也有了更多的妥协。梁山好汉的招安，展昭等由民间之侠变为官侠，表明侠客之思想独立与自由精神有所淡化，侠之精神产生了缺失。
三、《游侠列传》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香港出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席卷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新派武侠小说一转明清以来武侠小说的颓势，为侠义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侠客形象也有了较大的突破，更加多元化。但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仍然秉承了古代侠客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侠义观在新派武侠小说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是金庸的武侠系列，其影响最大，甚至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拥有读者群最多的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对侠客的武功、招数有着精彩的描写，如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乾坤大挪移等等，但是相比起侠客的武功来，金庸更为看重的是侠客身上的侠义精神。金庸在题为《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的演讲中说道：“谈到武侠，我认为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虽然有武功有打斗，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金庸著《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235-236页。金庸对侠有自己的标准，他在演讲中说：“我写的武侠小说中，有的自认武功第一，但一心要找人比武、把人打死，这种人无所谓侠不侠的，也不过是想先得到名誉与地位。与人比武争天下第一不见得是坏事，但也不见得是好事。有人为了朋友，找人报仇，满足自己一种报仇的心理不坏，但却也不算好事。在我看来，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为国为民，这也就是“侠之大者”的风范。”金庸著《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235-236页。金庸很显然继承了司马迁的侠义观，但同时也把侠义精神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金庸的笔下的那些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武侠形象。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说：“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是金庸小说最富人文精神的方面。”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33页。金庸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推崇，他喜欢中国历史，读过不少史书，崇拜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以相比起其它的武侠小说家，他的作品历史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对于司马迁所提倡的侠义行为和侠义精神有着更多的继承。
金庸所倡导之侠义有多重内涵。其一，为侠者一诺千金，不负于人。《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江南七怪定下一个赌约，就是寻找两位为金人所害的忠义之士的遗孤，将其抚养长大之后再行比武，以定输赢。虽是一场豪赌，却是建立在侠义之道的基础上。为此江南七怪离开四季如春的江南，远赴大漠寻找郭靖并为之传授武功，在蒙古的一十八年中，他们历经风霜，终于将郭靖培养成一位一身正气的少年侠客，可谓是“千里诵义”，也正是他们的一身侠义深深的影响了郭靖，后来郭靖不但成为武学上的一代宗师，也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在狱中受恩于丁典，在丁典垂死之际，他向丁典做了一个重要承诺，他这样说道：“大哥你放心，要是你真的好不了，我定要将你和凌小姐合葬。我可不希罕你的甚么秘诀，你就是说了，我也决计不听。”金庸著《连城诀》，三联书店，1994年5月第一版，104页。可以看出，侠之承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且一旦允诺必然要完成，所以狄云出狱后虽然勤习武功，一心复仇，仍然没有忘记他对丁典的承诺，他对自己说：“丁大哥的事可比我自己报仇要紧。”金庸著《连城诀》，三联书店1994年5月第一版，380页。最终他将丁典的骨灰撒入凌小姐墓中，完成了丁典的心愿，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不畏强暴。金庸笔下的人物不乏一些武艺高强之辈，但他们人品极坏，武功成为了他们争权夺利、欺压良善的工具，如《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任我行，《倚天屠龙记》中的成昆之流，是金庸所不耻的，当然也就称不上是侠了。金庸所认同的是无论武功高低，却常怀除暴安良之志，所作所为不失侠义之道的真侠客。《飞狐外传》中，金庸借赵半山之口说了这样的话“一个人所以学武，若不能卫国御侮，也当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若是以武济恶，那是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金庸著《飞狐外传》，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125页。赵半山的言行对《飞狐外传》的主人公胡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年之后他行侠仗义，义薄云天，终成一代大侠。当他看到钟阿四一家被恶霸凤天南逼的家破人亡时，当即挺身而出，闹酒楼、砸赌场，把凤氏父子打了个灰头土脸，但一时不慎，被凤天南父子逃脱，杀害了钟阿四一家，为此他悔恨不已，一路追杀凤天南，尽管凤天南在沿途做了布置，不惜花费重金以求一命，还请诸多武林好手、朝廷显贵为之求情，但胡斐矢志不渝，誓要凤天南抵命。每当读到这一段，都不禁为胡斐的侠义所感动。《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为救恒山派小师妹仪琳，与武功远胜于己的“万里独行”田伯光斗智斗勇，以命相拼，终使仪琳免遭毒手，而自己却弄的伤痕累累，差点丢了性命。“神雕大侠”杨过惩奸臣，救忠烈，凡遇不平之事必要出手相助，而且从来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这样“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作为又何尝担不起一个“侠”字。其三，为国为民，义贯长虹。金庸的小说中，为侠赋予了更高的使命，使侠客成长为民族和国家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履行一般的江湖道义，更多的是为了天下众生着想，哪怕以性命为代价。《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生于契丹，长于宋朝，对两个民族都有深厚的感情，为了避免双方点燃战火，为了使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他自尽于他的义兄——契丹皇帝耶律洪基面前。《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一侠客之力坚守襄阳十年之久，襄阳城破，以身殉国。他们的大仁大义无疑使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是侠，什么是侠义。
金庸的笔下的侠客还表现出了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他们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一定要娶他的师傅小龙女，虽然遭到了诸多阻力，可是他仍然我行我素，他对小龙女说过这样一句话：“甚么师徒名分，甚么名节清白，咱们通统当是放屁！通统滚他妈的蛋！死也罢，活也罢，咱俩谁也没命苦，谁也不会孤苦伶仃。从今而后，你不是我师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金庸著《神雕侠侣》，三联书店1994年5月第一版，1055页。在《游侠列传》中，游侠也是游离于礼教、法律之外的，但在金庸的小说中侠客与礼教之对立更为突出，显示出现代的人权和自由意识。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之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对侠的塑造紧紧抓住了华人的心理，有血有肉，侠义的内涵极为丰富，对侠义传统的继承也比较灵活，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因而其作品风靡华人世界，金庸也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金庸之外，影响比较大的是梁羽生和古龙。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尤精于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影响很大。梁羽生在侠义的问题上与金庸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义。”刘维群著《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310页。梁羽生的武侠作品与历史紧密结合，塑造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梁氏侠客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侠不与官合作，视权势如草芥，这其实是继承了古代游侠独立、自由的风格。但在梁羽生小说中，侠客身上之侠义精神过于概括，没有金庸的深度，人物形象也显得脸谱化，单一化，不够生动。
如果说金庸和梁羽生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古龙则显得特立独行，他的武侠小说现代气息更浓，侠客的个性更为鲜明，他们往往放荡不羁，游戏江湖。但不可否认的是古龙的小说中也有“义”，他曾说过：“‘侠’和‘义’本来是不可分的，只可惜有些人将‘武’写的太多，‘侠义’却写的太少。男人间那种肝胆相照、至死与共的义气，有时候甚至比爱情更伟大，更感人。”古龙著《谁来和我干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131-132页。显然，古龙眼中的“义”不同于金庸、梁羽生所颂扬的“民族大义”、“国家大义”，而是看重“士为知己者死”的朋友之“义”。他所塑造的李寻欢、楚留香、阿飞等侠客形象，皆重朋友之义，为了朋友他们可以付出一切乃至生命，这也是古代游侠为人立世的一个根本原则。但总的来看古龙作品中的侠客稍欠古侠之风，体现出较多的时代特征，他所认同的侠客之义也远没有金庸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准确而深刻的阐释了侠与侠义精神，他歌颂了游侠的高尚品质，为后世出现的古代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指明了方向。无论是金庸、梁羽生还是古龙，他们都颂扬侠客之义，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司马迁游侠观、侠义观的影响。武侠小说的流行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那些救人于厄，锄强扶弱的大侠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侠义精神有着内心的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寄托着人们的为侠理想。从古代到现代，侠义精神的本质没有变，它也将继续的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