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大漠祭》，是部中篇小说。其意图，就是想写写农民的生活。那时，觉得父母很苦。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为一天三两角钱的工分去拼命。他们唯一的盼头是等儿子长大，享些福。后来我长大了，他们却依然苦，更添了愁。按爹妈的说法，“老牛不死，稀屎不断”，“没个卸磨的时候”了。那时，我老埋怨：那些作家们，为啥不写写农民如何活着呢？埋怨多了，就想，别人不写，那就我写吧。
对中篇《大漠祭》，我进行了无休止的修改和重写。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梦魇一样，屡废屡写，都失败了。
为了寻找原因，我开始大量读书，探索一些大作家成功的奥秘。最使我惊奇的是涅克拉索夫，他为何一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托尔斯泰的《童年》，就断言作者将来必成大作家呢？我想，这绝非偶然，其中，定有一种必然的东西。
苦思许久，我终于发现了其中奥秘。一个作家，在执笔之初，甚至执笔之前，就几乎决定了其将来。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芋，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芋。作家亦然，其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除非，他进行过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痛苦的是，我发现，自己已走错了路：我以往的所有创作，凭的是感觉，加上一些自以为是的投机取巧。而写人的功力，却弱得可怜。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玷污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
苦思良久，我毅然否定了自己。我抛弃了我习惯的笔法和文学观点。虽说当时，我已在上海出书，获了几次省级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有一套熟练的笔法，能轻松地写出东西，沿这条路走下去，无疑，我能成为“著名”作家。但我同时明白，那将是我的最高成就。
我决定重新练笔。
这一过程，我后来称为“大死”。大约有五年时间。这是噩梦般的岁月，苦不堪言。每天凌晨三时，我像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样，龇牙咧嘴，从床上爬起，先是禅修，然后走向书桌，进行单调、乏味的练笔，实践着自己的“悟”。那时的梦中，也在练笔。心灵是沉重不堪又痛苦不堪。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陪伴自己的，只有须臾也离不开的莫合烟。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更糟糕的是，我穷困潦倒，常常没买菜的钱，一家三口，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唯一的奢侈，便是书了。我说服妻子，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我明白，只有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常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成功了，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大不了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
练笔的同时，我利用在教委工作的机会，跑遍了整个凉州。几年过去，对这块土地的熟悉程度，几乎等同于自己的家了。那时，心中的《大漠祭》也渐渐长大。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我所经历的，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我甚至按苦行僧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为了怕饭后过饱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吃晚饭。后来，又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
我将这一阶段称为“大死”。经过了“大死”，才有可能“大活”。没有苦行，便没有彻悟。
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从此，我放下了文学，不再被文学所累，不再有对“成功”的执著。怪的是，反倒文如泉涌了。我明白，能重写《大漠祭》了。
三十岁那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是我的生日。那天，我剃光了头发和胡须，躲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开始了与世隔绝的四年。这时的创作，已进入“大活”阶段。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寂寞，只有宁静和超然。这时的我，不考虑发表，不考虑成功，只想完成。而这完成，也无丝毫执著了。我不再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执笔，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我之所为，就是叫“他们”从笔下流出来，而我自己，则“滚出作品”。
后来，人常问：写《大漠祭》，吃了不少苦吧？我说不苦。真的不苦。若说苦，是写它之前有苦。写时，只有乐。如同一个猴子，苦苦修炼时，无疑是苦的，一旦成“弼马瘟”，就只有乐了。
再后来，连乐也无了，只有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