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甘肃武威发现了一个西夏的洞窟，史称“金刚亥母洞”。洞中出土的，是西夏王国的无数珍宝和文书，它们叙写了那个王朝的辉煌。珍宝后来被请入博物馆，文书却被农民烧了。后来，一位专家捡到残片，捶胸顿足。因为，那些文书，是西夏国师的往来书信，里面有当时最寻常的日常生活记录。而这些，正是今天的西夏研究最缺乏的资料。
元朝时，成吉思汗的铁骑灭了许多国家，西夏是其中之一。蒙古兵毁城池，杀百姓，烧文书，想把西夏王国整个地从文明史上抹去。它几乎达到了目的。至今，我们仍无法详细地知道西夏的老百姓如何活着。留在世上的所谓考证资料，大多干巴巴的，而且十分稀缺。
根据经验，我们不能信任一些所谓历史，它常常被强权涂抹得十分可疑。所以，最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应该是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可惜，西夏的文人，似乎没有自觉描绘日常生活的习惯和意识，自然不会为历史贡献出优秀的小说家。
那时我想，若有一个西夏文人，不需任何卖弄，只要质朴地忠实地记录西夏人的日常生活，他注定会不朽。要是他在艺术境界上达到一定水准，便成我们期待的大作家了。
同样，在我们当代，要是有一位作家这样做了，也应该有其历史价值。
我问过好多人：你知道你的四代以上的祖宗如何生活吗？回答是：不知道。许多子孙，甚至不知祖宗姓名。仅仅过了几代，祖宗就已被生活遗忘了。岁月无情地掩埋他们肉体的同时，也掩埋了一段真正的历史。百十年后，我们也将被岁月掩埋，消融于一个巨大的虚无之中，像苍蝇飞过虚空，留不下一点痕迹——要是我们的作家同西夏文人一样失职的话。
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汉唐人如何活着，不知道宋辽人如何活着，但我却知道清朝的贵族如何活着，因为我读了《红楼梦》；也知道明朝人如何活着，因为有《金瓶梅》和《三言二拍》；我们还知道一些其他朝代的人的点滴讯息，因为除官修的正史外，幸好，还留下了一些质朴的民间文字。
我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
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忠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俄罗斯人如何活着。
伟大的作品，应该写出当代人如何活着。它像生活一样丰富，也像生活一样质朴，没有任何虚假的编造，有的只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和提炼，以及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文学诗意。它可以坦然地对历史和世界说：瞧，他们就这样活着。
我认为，文学不能单纯地靠故事取悦读者。从春秋战国到今天，会编故事者多如繁星。几千年后的人也会编故事，也许会编得更为精彩。但他们绝不会展现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人生的历练，任何编造，都显得十分虚假。对作家来说，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诗意的能力。这诗意，或是人物，或是故事，或是生活画面，或是一个世界。
一个作家，要像蜜蜂采蜜一样，从最寻常的生活里，发现不寻常的东西。他的心灵和文学观念，决定了他日后的成就。正如一个青苹果，虽小，却具有了成为大苹果的基因；而山药，无论如何施肥浇水，成熟的，终究是山药。除非，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灵魂历练。
那年，我二十五岁。
我决定调整自己的文学走向。因为，我痛苦地发现，为文之初，我就走错了路。虽说那时，我已小有名气，出过书，获过奖，有一套熟练的笔法，能轻松地写出东西，沿这条路走下去，我可能会“著名”。但我同时明白，我的作品，肯定比肉体消失得更快。
我发现，我没经过一个优秀作家必须经过的灵魂历练和文学修炼，没有洗去灵魂上的污垢，自然也无法体悟生活的本质，更无法感受并描绘强有力的生活。更糟糕的是，我被伪现代派玷污了，染上了浮夸的文风，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质朴。
我决定重新练笔，实践自己的“悟”。那段岁月苦不堪言。为了能在凌晨三时前起床，我在夜里大量喝水，尿一憋，就起床，因为那闹铃声，再也吵不醒疲惫的我了。我不求发表，不求成篇，纯粹地练笔，单调而乏味。如影随形的，是寂寞和孤独。身旁没有可探讨的朋友，眼前没有可请教的导师。心头更是漫长的黑暗，没有丁点儿希望的亮光。
为了不受干扰，我拒绝了一次次的发财机会，变得穷困潦倒，常常身无分文。有时，到处搜寻一些旧报，才能换来一顿菜钱。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十平米的一间单位宿舍。夜里，两顺一逆地排列，才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工作环境，更是十分闭塞，整日浸泡在庸碌里。我最怕自己变成“狼孩”。因为许多自命不凡的文友，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变成庸碌的细胞，满足于蝇营狗苟。为避免被环境同化，我留下胡须，以示警诫。同时，从口里挤出钱来，用以购书。我明白，只有大量读书，才能使我超越闭塞的环境，不被同化。
苦极了，就给自己打气：就这样殉文学吧。要当，就当个好作家；失败了，活不下去，就跟妻子回老家种地。本是农民的儿子，再当农民，也不赔本。为了破釜沉舟，至今，我仍把妻子的户口留在农村，还保留了几亩地。在写文学快餐和回家种地之间，我会选择后者。
可是，上帝并不因我的虔诚而赐给我丝毫灵感。因为抛弃了熟悉的笔法，我再也写不出一篇文章；因为有了新的文学观，我不再有满意的素材。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他们无法忍受我祥林嫂谈阿毛一样谈文学；家乡也是一片嘘声，因为我再也没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更因为没时间巴结上司，我被惩罚性地随意调动工作，丧家犬似的东奔西颠；四下里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出路和希望，我时时游荡在深夜的街头，疯子般嚎叫，老想拿把刀插入心脏。那年，一位叫陈兰云的文友跳入了黄河，她和我一样，陷入了灵魂的困境没能自救。
一日，看《劈山救母》，那沉香，与天神为敌，四处奔波，茫然无门。我觉得自己很像他。一个蜷缩在穷乡僻壤的农家孩子，举目无亲，想杀上文坛，其难度，不弱于小沉香战二郎神。记得，有人告诉沉香，要想战胜天神，必须拥有爱和智慧。而我，要想从一个偏僻的西部角落走向全国，靠的，也许只有这两点。
为了压息纷飞的欲望，为了摆脱扰心的烦恼，也为了证得我希望拥有的智慧，我每日禅修，并按苦行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饭后影响大脑的正常思维，我过午不食，并坚决地戒了与我相依为命的莫合烟，怕的是作家没当成，先叫烟熏死了。坐禅之余，我形疲神凝，恍惚终日，昼里梦里，都在练笔。
幸好，我遇到了我命运中的第一位“贵人”——原武威市教委主任蒲龙，他把我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调入市教委，并提供了大量时间。我一边禅修，一边练笔，一边跑遍了整个凉州，从此拥有了取之不尽的生活。
漫长的梦魇般的五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豁然大悟。眼前和心头一片光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向我微笑。心如虚空，每一动念，无数的人物、生活、构思就向我涌来。而我自己，却放下了文学，我不再是作家，不再为文学所累，不再有执著，不再有寂寞，只有淡泊和超然，只有宁静中享受的写作之乐。心中的人物早已活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命运和故事。我之所为，就是悠然空灵了心，叫他们从灵魂里流淌出来。
《大漠祭》和《猎原》就是这样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