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说到底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还有一个立场问题，三者缺一不可。但对我来说，写什么的问题可能是最急迫的。我感觉到生活的枯竭。至于怎么写，我写小说二十年了，至少还知道小说怎么写吧。但是没东西写，生活的库存没了，于是我要求到神农架去。我和神农架很投缘。我想写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民，他们在深山里可能更能反映现实生活中两极分化的现状。你可以写白领，写大款，我呢？走向另一个极端，写贫穷的人群，这也许对我来说更适合一些。
我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不是空穴来风。作家当然都有想象力，但像我这个人想象力并不怎么出众，不像莫言他们，他们属于天才，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而我的想象力非常有限，尽管虚构一个故事也可以敷衍成篇，但我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在生活里找灵感。北京的朋友说，像梁××最好不要写农村题材小说了，说他在小说里居然出现了乡长向镇长汇报这样的笑话。其实，我感觉这样的笑话在我的小说里也快要出现了。比方说，你写农村题材小说，你知道什么是“三提五统”吗？你知道农民每年每亩田要交多少钱？平原交多少？山区交多少？其实我们有时有点胆大包天，不知道，也敢瞎写。关于《松鸦为什么鸣叫》，是这样产生的：一次吃饭，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神农架一个路段老是出一种很奇怪的事故，总是翻车、死人，又有人好像活菩萨从天而降，于是我决定去采访一下那些活菩萨。我采访了不少。到那年年底，12月20日的时候，大雪封山，离我挂职只有10天就要结束了。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透。我要把这个东西写好，还缺一些素材。诚然，我凭写小说二十余年的惯性，写出来是没问题的，可我认为还是应认真一点。去那个地方要翻过燕天垭，冰雪太厚，一般的车不敢走。我找林区办公室要他们给我派个车，结果他们不派，说：我们要对省作协负责，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交差？可我铁了心一定要去，否则回去后什么时间再来呀？我就到街上去找车，找个体户的小“轻卡”，谈价40元。我说：你敢不敢开？他说：你敢坐，我就敢开！我说：你敢开，我就敢坐！就赌了一把。开到燕天垭时，刚滑下去一辆大货车，滑去100多米，真是惊恐万分，非常恐怖，这些都成为我《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细节。所以，没有生活，就没有一切。你吃了多少苦，就会得到多少回报。关于《狂犬事件》，我已在武大的《写作》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此小说的写作缘起。这也是从生活中来的，是神农架多年前发生过的一件真事，在靠近房县的地方，在8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狂犬咬死咬伤人畜的大事件。而在神农架时，我最怕的是狗。神农架的野狗是没有经过调教的，像狼一样。有一次，我跟胡崇峻两人到赤马灌去，赤马灌是老胡的势力范围，他常去的，可狗还是咬他，咬得非常凶。有一家有三条狗，像三条大狼。我们离开那家很远了，它们突然从另外一条路出来把我们堵住了。三条狗同时扑来。那真是恐怖；那狗特别聪明，绕了一大圈，还是把我们追上了。还有一次，我和但部长等三人去桂竹园，去打豹英雄陈传香村里去，要走两天。走到第一天快天黑了，我们到路边一家门口休息，也没看见狗，一会忽然从厨房跑出一条狗，也不声张，就朝但部长一口，咬得鲜血直流。我说：你赶快回去打针，我们今天不去了。他说：不要紧，我们经常被狗咬，神农架的狗绝没有病毒，不像你们城市的狗，乡里的狗非常干净，比人都干净。这篇小说在上海获奖时，我看到一个评委的发言说：作者的知识面非常丰富。其实哪里丰富呢？都是现炒现卖。我找过闹疯狗的村子的村长，找过被狗咬过的人，找防疫站，还找了很多资料。我在《写作》上的那篇文章里说：虽然《狂犬事件》小说已经写完了，如果再要我写关于狂犬的散文，我的资料还可以写二、三万字。
再讲今年发表的《马嘶岭血案》，它反映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是以前小说所写的哪种虚伪的关系。特别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危急的关头，已有了巨大的鸿沟，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富有。华工一位教授不是被农民杀掉了吗？作家戴厚英不是被农民杀掉了吗？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不是有仇，而是社会有一种可怕的潜流。这事也是在神农架发生过的，在很久以前。我采访了不少时间。主要是我不太熟悉地质工作者，只有到地质大学去采访，去借资料。还几次参观他们的地质馆，仔细辨认鄂西北的矿藏，以及怎样发现金矿，需要哪些仪器。最早听人讲农民为什么要杀掉那七个踏勘的技术员呢？因为当时的海拔仪是个圆东西，农民很好奇，想看一下，一个技术员吓唬一个农民，说：你不能动它，它值两万多块啊。六十年代两万多块是个天文数字，这个农民就想把这个东西搞到手，卖掉后一辈子吃喝用不完，就是这个原因把技术员们的命送掉了。这故事很真实，绝没有胡编乱造。现在的农村小说也有很多胡编乱造的。不懂农村写农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上海的作家，他说我跟农民很接近，我有很多民工朋友，因为身边有很多民工。我认为他是在说谎，民工不等于农民，他们现在没从事耕作，而且他真的会把民工当朋友吗？绝不可能，你只会防范他。除非你到农村去，你可能和山里的农民成为朋友。所以，对我这个写农村小说的人来说，只有老老实实向生活学习，真正进入到乡村的腹地，甚至需要去访贫问苦。那些真实的生活，贫困的生活，是你在城里绝对感受不到的。
最后，我想说，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也非常重要。还有作家的立场也是相当重要的，作家的立场影响他对生活的取舍，影响他的语言、风格，还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但生活更重要。我认为，生活会给予你灵感，给予你温情、感情、深情，绝不会寡情、薄情和虚情假意，真实的生活绝不会让你满纸胡言乱语，生活给我们生活的真谛，给我们雪亮的眼睛，看清这纷扰的世界，然后保持清醒的头脑，下笔才充满了力量。最后，我用巴尔扎克的话作为结束，他在一百多年前说：生活是最过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