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土地的关系，确实值得探讨。因为人与土地有一个我们至今未知的深切关系，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可能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题目太大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也没有哪个作家在写作时想这么大的问题，且抱着必须把它搞得一清二楚后再动笔创作的，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行的。有人说我要写一部关于土地的关于大地的作品，这纯粹是扯蛋。赛珍珠的写中国安徽农村的长篇干脆就叫《大地》，英国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也是写大地的，法国有一批作家也喜欢写大地，比方吉奥诺和卡里埃尔，挪威的哈谟生写过《土地的成果》，美国的斯坦贝克也喜欢写土地。拉美作家更是钟情于此，比如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写人、大地和庄稼的《玉米人》，我认为都没写清楚。我的写作感受是，作家最初的写作冲动，只能想得更小一些，而不是更大一些，只能想窄一些，不能想宽一些。这个土地如果不是与我们的心灵发生纠结，强烈骚扰过我的神经，这个土地再大，再重要，就是生长黄金，也与我没有关系。这个土地不是我的，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也不是我的。关于土地和农村，不管它是叫什么，叫土地也好，叫大地也好，叫农村也好，乡村也好，叫故乡也好，故土也好，或者叫一棵树，一株野草也好，一个夜晚一条田埂也好，这是无所谓的。它的叫法对作家无所谓，作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叫法才去投向它，是因为我早就站在那里，我的灵魂早就在那里徘徊和游荡。我说作家要想得小一点、窄一点，这是与他的内心隐秘和归宿感有关的。比如这些年我喜欢在乡下跑，挂职。过去我是在别人的故乡神农架，现在则是在自己的故乡荆州。我想了什么呢？我肯定想了许多。但我肯定不会想得那么华丽和高深，那么胸怀人类放眼世界，并且真以为作家就能指点江山，替天行道？作家正是因为他的渺小，才显出他的伟大。屈原在死后的一千年里，受到的指责和诟病远远多于对他的肯定，一千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说的就是他这人狭窄，是个典型的政治狂徒。他的诗翻来覆去就是说楚怀王对自己如何不好，自己多么委曲，唠唠叨叨，疯疯癫癫。甚至许多大学问家都对他的作品和为人发难，认为他的东西不可取，全是呓语，狂妄，他投江自尽更是没有必要的荒唐之举。说穿了，就是说这个人气量狭小，狭隘，狭窄。其实正因为他的狭小，狭隘，狭窄，成全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如果他气度非常宽阔，一切不当回事，奉行好死不如赖活，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太阳照常升起，对我的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绝望过，文艺作品应该给人温暖、希望，我个人的遭遇不足挂齿，无足轻重，一切以大局为重，和谐社会万岁，请问还会有这个屈原和他的《离骚》、《天问》和《九章》吗？
我这些年在乡下跑，在山区跑，仅仅是喜欢，能让自己轻松和愉悦，还有一种逃避。因为作家是一种逃避的职业。我在乡下边走边想，边走边看，边走边记，我的想法越来越简单甚至微小。我发现我这么写作和行走其实不过是在寻找自己的归途，找到我这个人的、我陈某人的回去的路，如此而已。有时候我面对田野和庄稼，的确非常感动，非常满足，我就想写不写有什么要紧呢？我当然可以写一点，用作品去看望一下故乡和田野，至于外面世界获得的一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这样的一个渺小的人的肩头，真的承载着改造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重任吗？我不相信，更不希望如此。人出去，最终会回到以往。走得越远，越想回到过去。你以为你走得很远了，不想回来，你拥有了显赫的未来和宽阔的空间，你的写作是坐的高铁、动车组、新干线，但是，你拥不拥有一条小路可以让你回去呢？回去就是你写作最远的地方。这一条归途，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写作和行走的漫长过程。创作是另一种回家。而且是在孤独的黑夜摸索着回家，其他人无法帮你达到，也无法与你相随。每一个人回家的方向都不同，这也是写作之所以倍感孤独的原因。
这就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乡村与土地。因为它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与我的亲切的记忆和成长有关。对我而言，写乡村是充满快意的，乡村是有热度的。我知道它的水温。更冷的，更滚烫的地方我不会去染指。这种热度恰好能温暖自己，等温暖够了，再有可能去温暖别人；它还能快意自己，在许久以后，还有可能去快意别人。这么一种对题材的选择和写作及行走的方式，与其说是对土地和农民的关注，不如说是对自己曾经熟悉气味的方向定位，通过此，去辨认和拥抱回家的路径。
因为我自己的写作是我自己内心的倾泻，我不大会在意外界的看法，也不会去研究我与书写的对象究竟存在着一个多么深刻多么厚重多么复杂的关系。其实说穿了它是一个天然关系。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在寻找自己精神和肉体双重归宿的途中，将要甩掉九十九个世界，只留下一个世界。就像他要甩掉所有的年龄，甚至是最美好的年龄，留下一个别人谁也不要的年龄，一个衰老的背影。在这一个世界里的主人也许是残破不堪的，伤痕累累的，这不要紧。身体对他毫不重要了，因为他用作品为自己标出了一条路来，他心满意足，他的灵魂有了归宿。他只能企求如此。如果说一个写作者只要一个书房就够了，那么书房就是他的故乡。对我可能不行，要书房可能还要一点儿泥土，一点儿泥土的气味，一些野草和庄稼。但是这个世界依然是狭小的也有可能是足够大的。
而且，这个世界是被激发出来的。当它变成唯一的世界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己钟情的写作。这可能就是他真正的家，刚好装下他衰老疲惫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以及他的灵魂——假如有灵魂的话。不过，我不大相信人有灵魂，灵魂可能是一种谎言。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楚国的棺绘。这些楚国先人的棺绘，色彩之艳丽，肯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他为什么要把他生命的终点和归宿布置得如此华贵和绚烂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棺绘，有飞舞的云霓，有飞禽走兽，有车辇和马匹，太阳和月亮，有各种神祇。但这些很多是神话中的故事和场景，并非生前的图景，也不是他生前曾享用的奢华，如编钟、刀剑、器皿、服装等等。这种图景的布置，是来存放他永远存在的灵魂的。古人当然比今人更相信人有这个不死的东西。
在古埃及，同样相信生命终结后，灵魂依然存在。人死后，依然住在坟墓周围，这个灵魂叫做“库”（khu），古埃及有一种书叫《亡灵书》，这种书就是给“库”也就是给人的灵魂读的。你必须要放一些《亡灵书》在死者的坟头或者棺内。还有一种是“卡”（ka），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人死后就生存活动在坟墓周围，人们必须备饮水和食物供养“卡”，这个“卡”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鬼”。
这种“亡灵书”我以为就是活着的人，为生前不会写作的人所创作的一本著作。而我们这些写作者，一辈子，其实就是在创作一部“亡灵书”，给别人也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们的写作，既是向生者倾诉，也是向死者倾诉；既是向现实倾诉，也是向过去倾诉；一个作家倾诉的口气，他既应是生者的口气，也应是逝者的口气。他的声音应是这个大地上所有生灵包括逝去生灵的声音。
精神是不死的，这个我不怀疑。所以，我们在读屈原或者李白或者杜甫作品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灼热的滚烫的气息。他们依然在那儿慷慨高歌，恣肆倾吐，一抒块垒，打动我们。他们作品中的那样一种热流，永远不会消散和冷却。如果要说什么叫灵魂的话，这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文字是它的外壳，或者说，是作家在创造自己的灵魂，用一种奇妙的文字，创造灵魂。我们姑且称它为灵魂吧，因为它能够穿越时间到达永远。
楚国的屈原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高的范例。假如一个人要成为作家的话，屈原是最好的榜样。比方他的《九章》，这全是在流放期间写的，像其中的《哀郢》、《怀沙》、《涉江》、《抽思》等，都是内心直接悲愤的倾诉，干脆就是直抒胸臆。按现在的观点，是很现实主义的发泄，很个人化的申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但是我们今天读之仍然感觉他是能感天地泣鬼神的。他的《忆往日》、《涉江》，简直就是哭诉和嘶喊。就好像一个小孩挨打后不顾一切的喊叫，闻之令人心惊肉跳。这样强烈政治色彩和个人色彩的作品，能够穿透数千年的时间打动我们，非常让人吃惊。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是他炽热的政治情怀和充满正义感的政治立场打动了我们。可以分析这是他对真理的追求和爱国思想的力量与韧性打动了我们。这都可以。其实他打动我们的，是他自己内心的愤懑、哀愁、痛苦，特别是他的惶然无助和绝望——他的绝望如此之美丽，我们不能不为他的绝望心悸。可能现在没人说他的《九歌》可取而《九章》就不可取了。过去认为《九歌》是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才是有艺术价值的，才是可以永恒和不朽的，不受时间的淘汰的。像《离骚》也不能说它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前半部是很现实主义的，只是在后半部分才有浪漫可言，即从“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开始了他天上地下，与众神欢愉和寻找的忘情之途。他的愤懑、哀愁、痛苦和绝望，这一切，正好契合一代又一代写作者在寻找自己归途的路上，那么一种苍凉的心境，安慰我们，加入我们，并且激励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寻找的路是何等遥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丝》）恍恍惚惚中灵魂一夜竟在这条回归家乡的路上往返了九趟。其实他在流放的途中，因为他的作品，他真的回去了，甭说一夜回去九次，一千次也行了。他是不停地用他的作品回家，他的眼泪，他的啰嗦，他的神经质，他的怀才不遇，他的形单影只，他的被遗弃，他的决绝，为自己也为文学找到了一条最好的归途。“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在这样的寻觅、求索和遨游中他突然遭遇到了初升的阳光突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这就是他的归途，他终于把形容枯槁一钱不值的身体留在了水上，把那个叫灵魂的东西留给了历史和时间。其实，他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和故乡写完了一部《亡灵书》，自己给自己用文字画上了一幅棺绘，然后从容地、视死如归地走了。
我想也不过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