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们这次来到深圳，和打工作家第一次的交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公认的是：打工文学是底层文学的一支，但是作家们却没有相聚过。我们愿意与你们对话，谈谈我们各自对文学的认识。
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一样，是我们新世纪文学惊心动魄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30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真实和勇敢。过去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所看到的勇敢都是有限度的，比如说伤痕文学，比如说先锋小说、新写实。伤痕文学是诉苦加感恩，感谢党使他们重新回到现在的生活，是带着强烈感恩的心理。但是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没有，就是真实的反映底层和打工者的心声，非常的勇敢。在30年的文学甚至60年的文学当中从来没有过，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和勇气。
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它虽然不是主流文学，所有有影响的作品和作家，都渐渐的被主流文学所接纳和承认。它是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文学，但是他们被承认，不过这是有限度的承认。我认为哪怕打工文学是在政府的倡导之下，但是这种承认，只承认了某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不会被承认的。底层文学的发表、评奖、出版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是我觉得打工文学作家和底层文学作家一样，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意志和精神，抱着不是我去适应主流文学，而是让主流文学慢慢适应我，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当然，也有极个别作家有一种向主流文学套近乎的苗头，这应当警惕。
第三个特点，打工文学和我们的底层文学不同，不存在叙述身份的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底层文学作家，仿佛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写底层的，他们的写作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偷偷摸摸的。打工文学现在比底层文学的话语权可能更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底层文学面临着来自评论界莫名其妙的责难和诘问：你们这些精英不能言说底层，只能是底层能言说底层，打工文学正好符合，因为打工文学就是打工者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书写，我觉得你们的境遇比底层文学真的好很多。底层文学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好像我们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你们是精英，精英有什么资格去言说底层？说句实话我们不是精英，我们也是底层，但是别人不认为你是底层。比如我与王十月是邻县人，我们都是乡下人，曾经的穷苦人，我现在在体制内了，他现在不也在体制内吗？怎么我们变成了精英，打工者就变成真正的底层了？难道我们就不是底层？至少我们是从底层过来的。评论界出现了非常荒唐离奇的责难。但是打工文学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写，因为你是打工者，你有资格写，而我们却没有资格写底层，除非你失业，到深圳来打工，你才能写。这是很令人哭笑不得的。
打工文学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很容易被否定者抓住把柄，就是说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这一点上来说，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同样面临着被别人一棍子打死的状况，因为他要否定你，这是最好的口实。他可能根本没看你的作品，或没全看，只看了个头尾，或者干脆人云亦云。如今有些评论家是不看作品的，信口开河，他更没有了解一个人的过去、现在，他要否定你很简单，你们这些人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你就是以一种所谓道德的高度或者一种正确性，来掩盖你的不足，比如说你的写作的储备，你的技巧，你的艺术水准的不足。
第四点，我们打工文学的命运掌握在打工文学作者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不是掌握在主流文学和政府官员的手中，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打工文学就是要不断的丰富打工文学的内涵，而不是扩大它的内涵。打工文学的内涵要丰富，而不能扩大它的外延，你的边界是划定了的，打工文学就是打工者写的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的文学。它的外延不能无限制的扩大，现在一些当官的也说是在打工，他们都是打工者。说政府的官员为纳税人打工。在西方政府官员和所有公务员的确是为纳税人打工，在中国他们会把底层的人当人看？他又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不会太看重老百姓的好恶，他只对上司负责，对上司言听计从，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现在一个村长、一个乡镇长也是很牛逼的。一个镇长为县长打工，一个县长为市长打工，这是对的，但是你说是为纳税人打工是很荒唐的。我们的底层文学也是一样的，有评论家说60年来所有写底层的都叫底层文学，30年来所有的作品，很多写底层的都纳入底层文学，这也是外延的扩大。其实打工文学也好，底层文学也好，都有狭窄的边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一定是狭窄的。不能随意纳入其间，否则便是无知。
内涵的丰富性要从哪几方面着手呢？那就是要：从城市返回乡村。乡村是打工文学或者是打工者真正的梦乡，我们有一个长长的脐带和它相连；第二个要从个人返回民族。从一个民族的悲欢和命运来看，而不是从你个人的悲欢和命运来看；第三就是从车间返回世界。你反映你的车间，反映你的工厂的生活，但是要与整个世界相关照；再一个就是从哀伤返回觉醒。我看到一些打工文学是充满着伤感、伤心、哀伤，但缺少觉醒的震撼；从激愤返回冷静。你的心中充满着愤恨，但是你的写作必须要冷静。你的笔下要有热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要冷静的思考一些问题，愤怒没有很大的作用。
这几个返回最重要的就是从城市返回乡村。我在荆州挂职时，每次到哪个村里面去，村长都是向我介绍他们村主要是打工经济。我们湖北一个村的劳力一般是800-1000人，至少有600人在外打工，我们湖北农村整个都是打工经济，我相信在深圳湖北的打工人群不计其数。我也去采访了打工者的家里，都是老人，都是他们的父母亲也就是爷爷奶奶带着他们的孙子。有的是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家里的孩子没人管，杀人放火，小孩十来岁就去放火、打、偷、杀，还有的是把精神病的孩子放在家里，让他到处窜，借打工的名义把孩子丢在村里，让他祸害一方。你看看他们的家乡可能会知道，他们肯定是会怀念的。我到一个村里去采访时，一个家里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因为没有钱读书，然后到南方来打工，他们的母亲没人管，母亲重病在床，由外婆照护。我常常到这些像空城一样的破败的村里去，我总觉得这些打工者是非常的怀念家里的，或者在工作之余，在晚上会想着他们的父母，重病在床的父母。我还是讲在这个村采访时，雪下完了，天晴了，十月小阳春，那些狗在草垛里晒着太阳、鸡在自己刨出的土窝里晒太阳，门口晒着棉花，有老人摘着最后扯了梗子的辣椒。我想像这种安逸的、安详的生活场景对打工者来说，是无比怀念的，连我都陶醉了。虽然穷点，但故乡让人松弛愉悦，有安全感。为什么要返回乡村呢？乡村是一个巨大的参照系，我们的打工文学忽略了乡村这一块，我认为要紧紧的抓住，不然的话它的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和它打动人的永恒的感染力就会打折扣，当然城市打工是很艰难的，可能会感动一部分人，但是更多的感动可能会来自我们的故乡深处和对故乡的感情。
另外，就是我们的打工作家一定要警惕，避免与主流文学靠得太近。我强烈感觉到打工文学有被官方收编的危险，打工文学有向主流文学献媚的危险。我觉得底层文学的作家在这方面可能好一点。从来没有政府给我们开过一次底层文学的研讨或论坛，而现在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已经开了五次了。我们底层文学前两个月在清华大学开了一次会，这是我们底层文学作家的第一次聚会。你们打工文学有这样好的条件，经常聚会，政府经常请你们吃饭，给你们出书，在全国宣传你们的创作，推出你们的作品。相比之下，底层文学就有些生不逢时，举步维艰。你们一定要保持住你们的独立性，保持你们自由的精神，这点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打工文学就此就不称之为打工文学了，就会成为另外的文学，成为主流文学或者是城市文学，它不是打工文学，它就是反映城市生活的一种，如此而已。
为什么说底层文学与你们不同呢？我们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大家把它铁板钉钉了，说它是它就是。我可以理解你们的生存处境。它确有一个生存境遇和所处位置的不同，我们现在是体制内作家，什么都有了，而你们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你需要获得起码的生存条件。我们这些底层作家虽然是在体制内，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对体制的警惕和蔑视，这个是打工文学作家所没有的。他们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地位、一种力量，他们的写作就有一种畏缩感，表现得畏畏缩缩：我这样写他们会接受吗？他们会发表吗？他们会承认我们吗？有这样非常犹豫的、畏缩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容易滑向别人的期待，而丧失掉自我和真实疼痛的表达，并且与主流文学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是要谨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