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先生在他伟大的一生中，做了一件非常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就是要城市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劳动。多少人经受了多少精神和物质的创痛，实在是罄竹难书。
我家乡小镇黄金口的衰败应从1968年大批的居民下乡开始。一忽儿，好端端的、热闹的小镇像出大殡一样悲痛异常，人们各寻门路，各奔前程，满当当一街人，霎时间枪打散了一样，俨如坚壁清野和溃逃。街市狼藉，人心狼藉。
那一天，由公社梅书记人称梅老虎的家伙在茶馆组织开全镇居民会。又瘦又狠的梅老虎说：你们这些人，喝贫下中农的血，吸贫下中农的汗，在城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真是街痞子，你们也有两只手，凭什么在城里吃闲饭？
梅老虎骂镇上的人是街痞子，但他说的并不实，镇上的人都是凭手艺和力气吃饭，并没有闲着。比如我的父母，做不完的缝纫活，以此为生，好好的，却也认为是“闲人”，要全家下放，真是岂有此理！就这样，我们全家下放到了新岗五队。我妈去该队联系时，我一同去了，正是麦子灌浆的季节，我十二、三岁，没有任何悲伤，倒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那神秘诱人的麦垅，使我感到正可以在那里面同农村女孩谈情说爱呢。但是后来，我们落脚在卫东大队。卫东大队想让我父亲组建一个缝纫组。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原发于《湖北电力报》上的文章，是一个江姓朋友写的。这位朋友写道：著名作家陈应松全家下放到我们大队时，住在一个牛棚屋的旁边，云云。我已不记得我们住的旁边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牛栏，这位朋友我也没什么，印象了，可他的文章勾起了我的回忆——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啦。
我记得我们是坐着生产队的牛车下去的。牛车到镇上办事，顺便帮我们捎带些生活用品。我背着一口钢精锅。我们住在生产队旁的两间屋子里，升火做饭时，队长要我们用禾场边社员挖出的竹根烧火。那竹根半干半湿，又不好塞进灶口，一顿饭烧好，手上划开不少口子，只有哭。
在卫东大队没呆多久，我们全家又转到了金星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离镇上四、五里地，水旱田各半。这时我在读高中，政策又变为：下放户一家可留一个城市户口，于是我这个家里的儿子又成了小镇人。
高中毕业后我回了父母的生产队劳动，户口索性转下去了，怕的是以后招工招生出麻烦。我没有行正式的下乡手续，于是我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人，既不是下乡知青，也不是回乡知青，我是谁，我为什么劳动，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困扰了我四年之久。因为我不在任何花名册中，招工，招生，参军，都没我的份，连在大队小学教书这样的针眼好事也轮不上我。为了给我自己讨个说法，我和我小姐四处奔波，找大队书记，找公社知青组长，找县里，仍无结果。到了四年后，1977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城，我作为一个“烂尾楼”工程给招工到了全县最次的单位县装卸公司，就是扛包赶驴车的搬运工。我这种瘦筋巴骨的人如何能“搭巾一抖春风来”，“挑山担海跟党走”？招工时我已在县电厂搞临时工（亦工亦农），我妈来给我说，招工的是个瞟花眼，自称是交通局的，我妈就炒了猪肝，打了烧酒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在交通局给安排一个好的工作。我妈想，既是交通局，就是坐办公室了，那瞟花眼吃了猪肝，不好意思骗我妈了，就干脆说了实话，说他是装卸公司的，招工去的人都是赶叫驴子拖板车，要我妈赶紧去活动。我妈听后就哭了起来，跟我讲。我就去找一个副县长，这副县长我在电厂时抽出去搞县委驻农村工作队，给他写了一年的讲话稿，因不会关系学，竟没找过他办事。现在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他就给交通局长写了个条，我把条交给局长后，就在局里“推销”我自己，我说我希望留在局里，我能写各种报告，文件，总结，我能办墙报，能画画。局里的人都嘲笑我，说不可能。其实我说的是真话，我下乡后，第一次上水利，没通过任何关系，就摆脱了抬石头锤石头的苦刑，进了工地办公室写稿办墙报，那时刚十八岁。后来去县电厂搞临时工，只爬了半年电线杆子，就进了政工组，写写画画，风不吹雨不淋。交通局长买了副县长的账，将我调了一个单位，但没留在交通局。单位是县水运公司，驾船，比在大街上众目睽睽赶叫驴车强多了。不过在船上实习了几天，回公司办学习班时，我办了一期墙报，竟给留在了“坡上”，一个船员要干许多年才能上坡，我却因有点画画写字写诗的歪手艺，走上了幸运之途。看来人真的要有点本事。这一年，我21岁。如今，水运公司早倒闭了，与我一同招工的人都早早下岗，分文没有。这自是后话。
高中毕业时因我的成绩忒好，听说周总理同意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可有百分之二直接上大学，怎么算，我都应在这百分之二内，于是，我每天在生产队干活时，就幻想着有一个同学（最好是女同学），手举着我的入学通知书，从田塍上跑来，告诉我：你被某某大学入取了，马上准备去上学。
这个幻想折磨了我一年，终是幻想。我不仅没能直接上大学，以后推荐上大学、中专也没我的份，因为我不在公社知青册中。
父母在生产队还是做缝纫，与别人换工，比如别人给我们家自留地犁地、种红薯、收红薯，还有将分到的粮食用鸡公车推回小镇，分到的柴草用板车送回小镇，就得给别人做衣裳。乡亲们待我们不错，特别是有几家人，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我们干活，背不动，推不动的，都给干。活儿累，挖渠甩泥上坡，几米高，根本甩不上去；从很远的水田里挑谷捆回队，让人无法承受。特别是分了粮食，分了柴草后，四、五里路，对我们来说，靠挑担是没法解决的，必须求乡亲们帮忙。
刚开始生产队给了我们一间房屋，后来就没住了，原因是吃饭解决不了。若说苦，我们这种不伦不类的“下放人”比知青们苦了许多。我们生产队有武汉和沙市的知青，他们有专门给做的房屋住，有专门的人给他们做饭，有专门的菜地供菜他们吃，还有补助，还能常去公社开知青会。我们全靠自己，也没谁叫我们去开会。到了招工招生时，他们一个一个轮着走了，我们则不闻不问。
我记得每天早晨天没亮，我两位姐姐和我，总是点灯炒点枯饭就着辣酱吃了，走四、五里路去生产队出工，这日子持续了许久。漫长的土路，披星戴月的早出晚归，学习各种农活，这就是下放留给我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说到乡亲们的好，比如我小姐，有段时间实在跑得太辛苦，就住在了一个老乡家，这家的女主人非常好，一日三餐与她家人一起吃，关照有加。一直到现在，我小姐对她家都非常感激，也没忘去看看她们。
我对农村并不很熟悉，可这些年我热衷于写农村小说，就是我当年下放打的一些底子，也正在那时，我体会到了农村、农民的艰辛。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