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来武大之前，曾借调到文化馆，但工作关系还在水运公司，集体所有制职工。因无法转干，调入文化馆也就异常艰难。我还曾两次高考，第一次，因把高考作文当作小说写，作文分数奇低，也可能碰见了一个“不识货”的阅卷老师；第二次，时隔两年后想再考时，却被派到水上“跟船”，住在后舱，机声隆隆，休息不好，又没有时间复习，考了两门就放弃了。心想这辈子与大学就绝缘了，死了心结婚生子，过一种县城生活，也没啥奢望了。
哪知85年参加省作协会议，竟发现许多人在啃复习书，一问，才知是武大刘道玉校长要搞一项改革，招收插班生，把因各种原因阻隔在大学校门外的社会青年人才招揽到他的旄下，让这些人能够有机会深造并改变命运。
确实，当年的大学生非今日之大学生，在社会上还是颇受尊重的，武大的学生更是吃香。当年读书不交学费，还可拿些菜金补贴。更要命的是，一旦考入大学，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并且自然而然成为了“国家干部”，一切在社会上遭受的不公便迎刃而解了。这种好事，我又一次差点错过，如果我不是到武汉来开会的话。于是，在报名截止的那天，诗友王家新陪我去找他的同学於可训，报上了名。后来录取了。录取后於老师通知我又找不到我，我那时到鄂西放木排去了。好事多磨，终于在入学前收到了通知。就这样，我在29岁那年做梦一样地、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地走进了世界上最美的大学——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开全国先河的改革，改变了我们这些“社会闲杂人员”的命运。
因为没有心理准备，不良习惯多，进校后还是吊儿郎当，跟当年驾船一样，除了冬天外，一年三个季节趿一双拖鞋，头发蓄得老长且不愿洗理，看起来就像个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街头混混，甚至是流窜犯。没有一点那种名牌大学学生的派头，而且还穿着廉价的、化纤的奇装异服，肯定是一副十分恶心的样子。就这么一个让人不齿的滥人，就因为写了几首别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就被称作“人才”混入武大，实在是有些牵强。当然，自尊心还是有的，武大毕竟是百年名校，有一股改造人的潜在力量，言行举止虽不合格，思想也不健康，但大小作家班的小说家受到本科生的狂热追捧，写过小说有些名气的人，在学校人五人六，趾高气扬，这就刺激了我，影响了我，我也就在那时开始了弃诗而写小说。本来我内心对小说是不屑的，认为小说家除了会编故事外，都是些人模狗样、无德无才的家伙，没什么真本事，不如诗人纯粹。但人家写小说不仅名气大，粉丝多，还因为稿费丰厚而经常下馆子吃小炒喝“小茅香”。于是歪打正着，也写了一些小说，也就开始了小说家的漫长生涯，一直到如今，一直到成为作协的专业作家，一直到拿了鲁迅文学奖等国内数种重要大奖。这样说来，武大和刘道玉校长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写作命运。事实很清楚：如果我不来武大读书，继续写那些诘屈聱牙的诗歌的话，自命不凡的状态在县城那种卑下庸常的环境中，绝对保持不了几年，就会土崩瓦解，与诗，与文学拜拜了，成为一个文化馆默默无闻的小馆员或者干脆还是在船上驾船，一直到成为真正的老船工。
命运的确是不可捉摸的，当人们一再地讲宿命时，当我们心如死灰，即将人到中年时，命运却被一个远在武汉的大学校长戏剧般地改变了。难怪许多插班生都说：我们只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刘道玉。这是有道理的。
这些年，我一再当众强调自己是水货武大生，但武大并不这么看我们，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家人。比如编的武大的作品集中，收入我的小说；比如“樱花诗会”让我去当评委，校报副刊颁奖让我去当佳宾；还两次让我登上武大讲台，在几百人的会场上去给学生们开讲座。更令人感动的是，文学院的博士、硕士都有将研究我作为他们的毕业论文。研究这么一个冒牌货学长，谈不上什么成就的老校友，让我汗颜，当然，有些窃喜也是难免的，人性的弱点嘛。
在这篇小文即将结束之前，我愿借此文，向老校长刘道玉先生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真的，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让我们的下半生变得开阔和美好起来，人生的境界也因为两年武大的熏陶高远了许多。虽然，我早就不再怀念那样的“学生”生活，但写到这里时，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潮湿了。
刘校长，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