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文，一个普通的县文化馆馆员，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诗品家，他留下的一册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古代军旅诗纵横谈》，是他一生唯一的著作。在他逝世之后，每当遇到一些不顺眼的人与事，就想到他，想到这样一个始终微笑的长者，一个心胸宽阔的罕见的文人。
认识他，缘于一次奇遇。有一次，我坐汽车从县城回小镇去休假，那时我在公安县电厂做临时工，同座的是一个街坊，当时好像谈到我在一个电排工地做宣传工作时，写过一些文艺节目与快板诗。这时，后座的一位中年人突然拍我的肩膀，说：“你是不是叫陈应松？”我说正是。他说总算找到你了。原来他是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此行是下乡去辅导走访的，他说他们的《革命文艺》发表了我两首诗，但一直找不到我的人，刊物无处寄。这使我十分惊讶和高兴。我记起我在那个电排工地是给县文化馆投过一次稿，但以后就忘了。回到县城我就去了文化馆，陈老师给我两本登有我诗歌的刊物，还给了我两本文化馆的稿纸，这就是当时发表的“稿酬”。我高兴得不得了，把这两本稿纸保存多年都舍不得用。这一年是1975年，我19岁。这就是我自此再也没有中断文学创作的直接原因，一直到如今，我成了省里的专业作家。
当然，刚开始创作是没有什么雄心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善文师的一本业余作者档案。全县的业余作者都喜欢他，每个人去了，无论何时他都会热情接待，谈笑风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热情的人。每一个作者他都有秘密的评语，记在一个本子上。有一次，我竟偷看了他这本评语档案，对我的评价在全县作者中算最高了，有“此人文字功底深，很有前途”。这个评语，对我无疑于核动力一样的激励。
陈善文一直是我们公安县作者的恩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他的三个得意门生是：胡应明，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剧作家，黄学农（雪垅），公安县作协主席、作家，以及我。记不清我们三个人多少次在他家里和办公室里长谈，在他家里吃饭喝酒就像自己家一样。他那时住在一间蓄洪屋里，他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40年代就发表过不少散文，但尔后一直倒霉，下放农村。打倒四人帮后才回到县城。似乎完全看不出来生活给了他多少重压，他的眉宇中没有一丝哀苦，笑着，谈着，一切都是由衷的。胡应明当时不在县城，来县城后干脆就住在陈老师家中。我与黄学农去他家，往往花几毛钱称一荷包花生，然后他的夫人向妈给我们一人泡一杯香茶，便可以谈几个小时了。他对我寄予厚望，要我用五年时间读完唐诗宋词，楚辞诗经，并要我一定晚婚，事业为大。就这样，我除了拼命创作外，果然读了大约所有能找到的唐诗宋词，并写出一定数量的鉴赏诗话给他指教。后来我们终于作为借调，成为了善文师的同事。
那时候，文化馆反对我们这些人创作诗与小说，强调要写表演性的节目，要写民歌。我与黄学农受到很大压力，最后愤而离开了文化馆。但善文师却是我们的安慰，他鼓励我们，并极力为我们争取权利，说诗与小说一样可以给文化馆带来荣誉，不能强迫。
在离开文化馆失业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成了善文师家中的常客，在他与另外一些好心人的劝说和调解下，我们回到了文化馆，便后来又忍无可忍，又离开了；又接着是第三次，三进三出，终于对文化馆失去了信心。接着我就到武汉来求学了，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有回假期回家，见到过善文师，他一如从前，笑着，面色红润，但还是大量抽烟。我在芳草编辑部时，大约是90年夏天，我们编辑部从外地旅游回来，接到他小儿子小明的电报，说善文师去世了。这太突然，我一时愣了半天。后来才知道他是死于肺癌。但离这份电报的时间已过去半月有余，回去凭悼已没有意义，遂写去长长一封信，历数善文师一生朗朗的品德。据说他儿子经常揣着这封信，给一些公安业余作者看。不知这封在哀伤中的信还在否？
善文师是公安县文化复兴的大功臣，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公安县历史上出过“三袁”，那是亲缘造就的一个成团成簇的力量。而今，是公安县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学闪光期，而这一次，却是陈善文老师的全力培养造就的。我们大家聚集在他身边，除了他的渊博学识外，重要的是他的人品。他没有架子，没有知识分子的丁点怪癖，和蔼如友，慈祥如父，每个业余作者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对我们的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发现某个作者的某一个闪光点，会由衷地、经常地挂在口中夸奖。这些作者除了我们几个外，还有邹平（已出过小说集和随笔集）、易发平（他的剧作也在省里获过奖并拍摄成电视）、龚德金、尤兴山、肖其玉、龙中炎、魏宁、刘业超、刘慎新、彭道泉、崔大洪、吴丕华、王书文等等等等，这些人都在中央、省级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而他们都是陈老师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的学生和朋友。
一个人死了不被别人咒骂就不错了，我敢说，善文师死后不会让一个人咒骂，因为他没有敌人，倒是会让许多人怀念他，从心底里怀念他，时常因眼前的现实而联想到他，想到他的为人，想到他山长海阔朗朗的为人，没有一丝阴暗的为人。在公安文化界，他曾是一颗照亮了无数人的最亮的太阳，那温暖会带至永远，带向我们的每一部作品中。这样的贤者，在公安的历史上怕再也不会出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