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水的那年，刁有福找不到自己的家。他的家给淹了。刁有福在淤泥村的一个墩子上。刁有福在晚上走呀走呀，脚踢到一个东西，俯身用手一摸，是人，是个死尸，淹死的。再走了几步，再一绊，又是个死人。这像在梦中。
没有手电。他又不抽烟，没有火机。那时节火机没现在这么普遍，不过也都用火机。问题是他从不带火机，因为他不抽烟。他酿酒，自己还不喝酒呢。
四野一片漆黑，心里发毛。堤下边有一处灯火。走近一看，是条船，一个老者他不认识，从舱里爬出来，问他：是到淤泥村去的？他说是的。老者就让他上了船。
划了一会，老者说到了。刁有福踏上一个小岛——村子都成了孤岛。刁有福隐隐约约认出好像是淤泥村的某个地方。乌黢麻黑的，见有一家门开着，有个油灯亮着，却不记得是哪家的屋。进去一看，地上摊着个人，一个女的。好像死过去了。刁有福用手一摸，那女人分明还有气，气若游丝。他便大喊：“有人吗？这里有人吗？”没有回答，其他屋子都是黑洞洞的。这时他听见屋里一声嗥嗥的呻吟，是那个女子发出的。她快死了！他拔腿便跑，往水边。那个老者正准备将船开走，他大喊：“老爹停一下，老爹停一下！”那船又划回来，他爬上船就说：“这里有个人快死了！”
老者根本没有说话，船就这么开到了堤上。刁有福跳上坡就开跑，想去抗洪抢险指挥部请医生。后来在早晨请到了一个女医生，叫上了一条船，往记忆中的淤泥村孤岛开。但是在水中开了一圈，根本没看到什么高台孤岛，一片汪洋。刁有福很吃惊，莫非昨日在梦里？
这件事非常奇怪。多年后他躺在劳改农场的监狱里一动不能动时，想到这事儿，始终闹不清其中的蹊跷，或者想，这莫非与自己的不幸有什么关联？
水退后，他的酒坊、猪场什么也没有了。最要命的是，他的基酒丢失了。他损失三四十万。他坐在那个池塘边，鱼也跑了，只有几只野鸭寂寞地望着他，偶尔呷呷叫上几声。
过去他家的格局是这样的：屋前有一个鱼塘，鱼塘边是一排猪圈，喂的是母猪，有十几头。一窝窝小猪崽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或者吃奶，或者钻进用石棉瓦拦成的小暖房里，上头吊着三百瓦的灯泡。住房是酒坊，锅炉日夜燃烧，里面是煮酒糟和摊晾酒糟的地方，出酒的地方；两口大缸，每天出酒两三百斤，毛收入两千多元。他的酒是小颗高粱酒，这种高粱只在水牛河洲子上种，所以酒独特，就叫小颗高粱酒，就是这名儿。可一场大水，把什么都淹没啦。
更有甚者，当初水来拆房的时候，腰被檩子戳了一下，有点疼，也没在意，贴了膏药。这两天参股的人来找他，要退股时，他的腰突然剧痛难忍，哎哟哎哟地大叫。两个参股的人以为他耍赖，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两个人，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
刁有福腰本来就剧痛，又遭一顿暴打，就抓起一根扁担来还击，估计打到了舅舅，他的母亲见状怒而曰：你竟敢打我弟弟！于是又喊来娘家人，一起将自己儿子猛揍。刁有福大小是个男汉，垂死挣扎还是有一点力的，混战中打着了他妈没有，他不知，但后来他妈说打了她。当时刁有福寡不敌众，被打昏死在水退后的泥浆里。
刁有福在泥浆里躺了两天，是他老婆发现后叫人将其抬到医院的。刁有福身上的皮一块块剥落，浑身爬满蚂蟥，脖子冒血，腹胀如鼓，还有一口气。后来输血，染上了乙肝丙肝。一说是在劳改农场染上的。
刁有福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是小伤，又是经济纠纷引起的，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如今的公务员不想揽事儿，一句话就可把任何人打发走：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伟大的法制时代。为国家的人——咱公务员省了多少事儿。
明明打伤了人，是刑事案件不是民事纠纷。派出所说，你妈也报案告你打了她呢。我打她？我在泥浆里昏死两天我打她？刁有福在那儿又一次快气昏过去。刁有福终于气昏过去了。醒来又剧痛，一检查，腹腔里全是血，肾坏了一颗。不知是在拆檩子时戳坏的还是被打坏的。反正，刁有福把一颗肾拿了，已经坏死了，割出来时腥臭。医生用电扇在他的腹腔里吹了半天才把臭气吹走。
他只好被派出所瞎指引的到法院起诉。法院说，你报了案的，到派出所把材料拿过来。
派出所不给。说，我怎么会把你的报案材料给你？存档了的。
不给不能立案。
刁有福听他老婆说的。刁有福在病床上号啕痛哭。刁有福说，这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冷漠的利益集团。走到哪儿都是一张冷脸，你要老百姓心气能顺的？
告又告不了，不让人白打了吗？有一天，老婆拿来一张当地专门登杀人放火消息的晚报说，刁有福，你可出名了。刁有福刚从手术台上活过来，一看，大标题为：养儿不孝，母遭子打。点名水牛哞哞酒厂下岗职工刁有福为夺母房产，竟出手暴打母亲。刁有福一气，刀口缝合的线叭叭叭给绷断了，血流不止。世上竟有这样的母亲？！呜呼，母亲，你要我怎么来爱你？
伟大的母亲，你不保护儿女，却要来戕害儿女。你可是天下少见的母亲。小时候你把我和妹妹丢到猪栏屋养，谁都不信，我们是吃猪食长大的。父亲死后你就搬出了我们的屋，把宅基地卖给了你的弟弟，娘家人比儿女更亲。致我与妹妹无家可归，也断了我们继承祖屋及宅基地的后路。而我企业改制下岗回来，已无家可归，老婆伢儿寄人篱下。后来我背水一战，租地基办起了酒坊和养猪场。你本应该高兴你后来还忍不住入了点股，可你却给高粱供应商说我的酒坊是亏本的，不要跟我来往，致使我时常停产。这次我遭受灭顶之灾，你本该帮我一把，却将我打成重伤。常言说虎毒不食子，你比虎还毒呀。更有甚者，伤人还反告我，还给报纸提供假消息。让所有供应商都来找我要钱，要剥我的皮。行，我告不了你（法院不受理），我告那家报纸总可以吧。记者在完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听了一面之辞而诬蔑我，我要告你们侵犯我的名誉权，赔偿损失。告一个是一个！
刁有福拄着拐棍去法院递上状纸的时候，法官哈哈一笑，说，报纸是政府喉舌，你不能告，何况我们的报纸最讲求事实。这个我们已经问了，是你母亲给报社提供的材料，还到妇联上访了的。你村里的人也有证实。刁有福问是谁？法官说一个叫黄浑的人。刁有福说黄浑是母亲的弟弟，就是打我的人。法官抠了一下指甲说，这么说作证的人是你舅舅？你舅舅怎么会六亲不认呢？刁有福说，如果真是我打了，他当然恨我。因为那是他姐姐。法官闪着狡黠的鱼鹰眼说，你肯定是动了手。刁有福揭开衣裳指着腰部蜈蚣状的刀口大喊：我的肾又是谁割走的呢？！
事实是：给报纸报料的是村里的村医。村医年轻时爱好写作，迄无成就，但养成了与报纸打交道的恶习，时常报点料，提点建议，吹捧几句，这里称他们为特约通讯员。没事道听途说报告点儿村里打架滋事、杀人放火和公鸡下蛋之类的奇闻异事。可报纸咋不问青红皂白核实情况就刊登呢？我敢打赌，村医报给报社的十有八九是添油加醋的。好在现在人们不会跟报纸较真，反正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法官说，老刁，你就算了吧。
法院不收他的起诉书，刁有福只好去上访。他跑到市政府去，要反映情况，申冤。市政府的门警不让进，要他到信访局去。刁有福这就有了第一次踏进信访局的经历。
平常，说实话，刁有福这种人，是个很能忍的人，有人把痰吐到他身上，他自己揩揩就完了。一个酒厂翻酒糟的工人，又没有什么身板，有什么资格跟人讲道理、充好汉？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嗯。就是这么。
刁有福还不喜欢说话。这么个地方，一进去，就是说话。说话牵肝扯肺，很难受。平时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自己下岗了，凭自己的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搞得有点声色了，可一场大水又把一切改变了。拿着上访信和法院不受理的起诉书，刁有福有点害怕地走进去。跟这种地方打交道，他还真有点心里发虚。有一个信访干部接待了他。旁边的人说他是局长。这个人抽烟，脸上浮肿，眼只剩一条线，不停接电话。手机，座机，两头忙，像个接线员。
等着那人电话打完，刁有福坐在一次性成型塑料椅子上，看到左边墙上贴着用泡沫塑料雕出的字：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右边也是泡沫塑料字：心中拥有百姓，群众才认可你。
他在接电话，没出声，却示意刁有福讲话。
刁有福讲话。那个人点头。不知是在听刁有福讲还是在听电话里的人讲。他点头。
刁有福递上一叠准备好的材料。上访信。起诉书。内容基本差不多，找一个姓代的退休老师写的。关于下岗、猪场、酒坊、母亲与舅舅的毒打与他们反咬一口、丢一个肾、报纸的信口雌黄。
刁有福住了嘴，他明显感觉那个人没有听他的。
你讲你讲。那个人说。
刁有福又讲。
电话没了。那人说：“你来是找我解决问题的，你讲了半天我还没听清，你不要扯远了。”
又有电话来了。
刁有福因为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又只剩下一个肾，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腰疼，人又不舒服。几个电话下来已把他给搞烦了。说：“我讲不成了，你根本就听不进去咧。”
局长说：“不是的，你简单扼要地讲，行了，你讲了这半天，以为我没听？我听懂了你的意思。你要政府给你作主，洗刷不白之冤。一是要你母亲及舅舅赔偿你医药费三万元；二是要报社赔礼道歉为你恢复名誉，并赔偿因为诬陷不孝而致经营垮台、无法恢复生产的损失十万元，精神损失费五千元。可是，我们是信访部门不是执法部门，没有执法权，否则是犯法的；二是我们只能协调，给你们村、镇领导打电话，关注此事。不过你是城镇户口，你现在又没有单位了，你究竟该哪儿管？”
刁有福说：“我没人管。”
那人说：“再是，派出所为什么就不给你报案材料？是你让他们头疼吗？”
刁有福说：“我头疼。”
那个局长说：“建议你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