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严格遵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标准，被认为是德行、修养兼备之人。薛宝钗在贾府中口碑极好，上至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中至贾探春、史湘云，下至赵姨娘、袭人以及丫环婆子，无人不夸薛宝钗为人和气、大方。贾府人员众多，“帮派”林立，关系复杂，稍不留意不是得罪这个，就是得罪那个，是一个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地方。然而，薛宝钗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各帮派、各层次人员和谐相处，赢得众人称赞。
坚持“一视同仁”原则，不做“抬高一个贬低一个”的傻事。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抬高一个贬低一个”的案例，这是最不明智的举止，因为它不是一个正负能够抵消的零结果的中和反应，而是一个会产生负果远远大于正果的负担物。你“抬高”一个人，他/她高兴最多是一时的，如果言语、技巧拙劣，不仅得不到被抬高人的欢心，还会让被抬高人产生反感。你若“贬低”一个人，一旦让他/她知晓，你将得罪于他/她。所以“抬高一个贬低一个”的处事方式是愚蠢的。
聪慧的薛宝钗，对荣府中两个代表性人物贾宝玉和贾环，采取“一视同仁”的处事原则，收到了难以想象的效果。特别是把贾环与贾宝玉等同看视，赢得了包括底层丫头、婆子的真心赞誉。贾宝玉自小受老太太宠爱，与老太太同吃同住，在各方面都享受特殊待遇，贾赦、贾珍、贾琏、邢夫人、王熙凤诸人都对贾宝玉高看三分；贾环由于自身不长进等原因，不仅老太太不待见他，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等人也不待见他。薛宝钗涵养深厚，深知自己是贾府的客人，不会长期居住于此，所以对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友好、仁爱、平等的处事原则。她有时也会巴结老太太，但不会在众人面前抬高宝玉，贬低贾环，以免承担得罪赵姨娘的后果，更不会落得“势利眼”的骂名。在对待贾宝玉与贾环的问题上，她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等同看视他们兄弟二人。她追求的效果是“不求他人夸好，但求无人说过”。事实上，“无人说过”便是对薛宝钗莫大的赞誉。
袭人是丫环中的代表，处理好与袭人的关系，赢得袭人的好评显得尤为重要。在贾府中，丫环身份、地位的高低由其主子身份、地位所决定，宝玉是贾母的心肝宝贝，是贾母所有儿孙中最受宠的一个，因此，贾宝玉的丫环袭人的地位，除了贾母的丫环鸳鸯外，无人与其比肩。薛宝钗在搭建与袭人的感情桥梁时，紧紧抓住袭人全身心关爱贾宝玉的心理特点，从细微处入手，采用文火慢炖的方式，把文雅、博学、贤惠、达理等美好元素填满袭人的心房。她关心贾宝玉的人生未来，规劝贾宝玉读书上进，立身扬名，即使不以读书为要博取功名，也要经常与达官贵人交往，谈讲、倾听仕途经济的学问，学习应酬事务的经验，广结宾朋，公事、私事皆有照应。贾宝玉厌恶读书，视追求功名的仕宦之人为国贼、禄蠹，薛宝钗的言语激起贾宝玉的反感，他舍弃亲戚情面，拔腿而走，置薛宝钗于十分尴尬之境地——满脸通红，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这一情境袭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她恨贾宝玉不识好歹，不顾情面；袭人担心宝玉的行为惹恼宝钗，影响姐弟关系。但薛宝钗并未记恨贾宝玉，姐弟关系一如往常。薛宝钗的素养让袭人钦佩万分，人前背后总是称颂薛宝钗：提起宝姑娘真真叫人敬重，有涵养，心地宽广。在生活琐事上，薛宝钗以情感人。贾宝玉的衣服鞋袜须由袭人亲手来做，活计多、要求高。袭人本想借史湘云来荣府玩耍之机，请她帮忙为贾宝玉做鞋。薛宝钗提醒袭人，史湘云家境困难，在家做不得主，不自由，日夜做活已经很累了，来到这里就让她好好地清闲清闲、休息休息。薛宝钗的话语感动了袭人，薛宝钗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光辉形象稳固地矗立在了袭人的心中。
关心史湘云赢得客人的赞誉。史湘云对成立诗社非常高兴，于是主动提出做一东道，邀请众位姐妹。史湘云这一决定，把自己推到了两难的境地：一是，史湘云无经济实力做东道。她无父无母，寄居在叔叔婶婶家，在家不仅做不得主，而且经济窘困，每月只有几串钱。即使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也是不够的。再说，史湘云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做东道花尽了，这件事若传到她婶婶的耳朵里，婶婶必然责怪于她，史湘云在家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二是，史湘云已经把话说出来了，如果不办无法向众人交代，想办又没有钱。正在史湘云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之时，薛宝钗为史湘云想出了一个妙计，帮她摆脱了困境：薛宝钗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在母亲哥哥跟前说话算数的优势，向哥哥要几篓极肥的螃蟹，请老太太、太太等人到园子里赏桂花吃螃蟹，待老太太、太太等人离开后，姊妹们再开始作诗。这样一举数得：吃螃蟹是物质层面的生活，作诗是精神层面的生活，前者是序曲，后者是高潮，既兑现了史湘云主动做东的承诺，又免除了她经济无着落的苦恼，最终结果是赢得史湘云的敬重与感激。
薛宝钗抓住赵姨娘渴望尊重、追求平等的心理，在一些细微事件上给予其“尊重”与“平等”，赢得以赵姨娘为代表的被压抑、受歧视的底层人的赞誉。在贾府中，赵姨娘虽说是半主半奴的姨娘身份，但其地位低下，既不如自己的女儿贾探春、儿子贾环，也不如有脸面的丫环如鸳鸯、袭人。她处在被压抑、被歧视的境地。事实证明，越是被压抑、受歧视的人，越是渴望得到尊重；只要稍微给予她/他一点尊重，她/他就很容易满足，感恩之心超出那些被尊崇、受追捧之人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薛宝钗深知赵姨娘的这种心理，把哥哥薛蟠从江南带回来的一些小玩意儿，特意派丫环莺儿送给了贾环。赵姨娘渴望尊重、平等的心理得到极大满足，她欢喜异常，夸赞说：“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漏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们儿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不叫人敬服呢。”赵姨娘那张宣传员似的嘴，对薛宝钗为人处世的赞誉，起到了免费广告宣传的效应。
宝钗不是一个自我的人，她说话做事总是考虑环境、气氛和众人的感受，不以自己的情绪影响大家的兴致。清虚观打醮有一段文字，显见宝钗的气度与涵养：
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金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
宝钗笑道：“史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
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
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
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面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
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第二十九回）
对宝钗回答贾母问话的言语，探春、宝玉、贾母都能客观准确的理解其意，唯有黛玉曲解宝钗的本意。黛玉对宝钗存有介意和敌意，特别是事关宝玉的事情，黛玉更是加倍留心，留心观察宝钗的一言一行，不时以不咸不酸的话语讽刺宝钗、警示宝玉，这是黛玉对宝玉爱意的外露，也是对爱情不自信的体现。自己想得到，却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想“预定”，又怕别人捷足先登，因而采取“清君侧”的战略，凡是与宝玉来往的女性，特别是有着“金玉良缘”之说的宝钗，黛玉都采取严密监视，设置重重屏障，用嘲讽、暗示、提醒等方式，将其示爱的言行斩杀、屏蔽在外围，决不能让其进入宝玉的思想内心中去。史湘云戴的金麒麟虽然与宝玉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说明宝钗特别关注佩戴在身上的物件。在《红楼梦》中，身上佩戴物件的有三个人：史湘云、薛宝钗和贾宝玉。林黛玉嘲讽薛宝钗别的事不留心，只留心别人戴的东西，明说留心史湘云的金麒麟，暗说留心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如果宝钗相信“金玉”之说，那就对黛玉构成了威胁，所以黛玉使用了嘲讽的武器进行“驱杀”。林黛玉的一个“冷笑”道出了她对宝钗的蔑视和不齿。冷嘲热讽是黛玉对宝钗的一贯态度。林黛玉由薛宝钗注意史湘云的金麒麟，联想到她必然注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由宝玉的“通灵玉”联想到宝钗的“金锁”，由“通灵宝玉”和“金锁”想到了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之说，心中醋意骤起，敌意顿生。
宝钗对黛玉嘲讽的话语虽然不舒服，但她采取了容忍和不计较的态度：“回头装没有听见”彰显了宝钗的宽容与大度。如果宝钗和黛玉一样，也以嘲讽的言语回敬黛玉，那现场的气氛就会冷滞，宝钗、黛玉、宝玉就会不欢而散，贾母就会不高兴。以亲戚的身份惹主人不高兴，就会引起主人的讨厌。再者，当下的场合是清虚观，是奉娘娘的旨意打醮做好事，如果把主事放在一边不顾，把生活中的小事、心中不如意之事翻腾出来计较、争辩，颠倒了主次轻重关系，背离了清虚观打醮的主旨。宝钗不与黛玉计较，就表层看来，好像黛玉“阻击”取得了胜利，宝钗哑言退却；就深层来说，黛玉惨败，宝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黛玉和宝钗交锋的起因、过程、以及各自采取的态度、计策，贾母是看在眼，评在心：黛玉的小气、刻薄、不顾大局的性格尽显无疑；相反，宝钗的礼让、大度、大局观念令人敬佩。这是贾母最终舍黛玉取宝钗的重要原因所在。
金钏跳井自杀之事，王夫人内心十分愧疚与自责，但她又羞于将事实告诉众人，只对宝钗说：“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大气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对金钏跳井身亡感到十分诧异，对其跳井的原因不甚清楚，但面对内疚、自责、悔恨的姨妈，她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劝解姨妈从内疚、自责中解脱出来。劝慰别人是宝钗的强项，她以清晰的逻辑、中听的言语，层层解析，其劝慰极具艺术性。
第一，不在金钏死亡原因上纠缠。宝钗对金钏的死因深感疑惑，既然姨妈已说出金钏是因为“原是前儿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就投井死了。”就应该相信姨妈的话，否则就是对姨妈的不敬。如果继续追问金钏的死因，不仅不能劝慰姨妈，反而会使姨妈更加尴尬，更加生气。宝钗巧妙地避开了王夫人敏感而又难以启齿的话题，采信王夫人的说法，跳出一般人的思维模式和劝慰方法，站在更高的平台进行劝慰，视野开阔，回旋余地增大。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和劝解方式，劝慰者都会说，既然金钏弄坏了东西，她就应该受到惩罚。这种劝慰方式，表层看来是在安慰王夫人，说王夫人打金钏、撵金钏都没有错，错儿全在金钏身上。深层分析，却是在王夫人自责的伤口上撒盐。因为金钏并没有弄坏东西，越说金钏有错，该受惩罚，王夫人就越内疚、越自责。这种拙劣的劝慰方式，不仅不能减轻王夫人的负罪感，反而增加了她的自责与悔恨。
第二，宝钗紧紧抓住王夫人说金钏“气性大”的话题，在金钏气性上做文章。宝钗首先“断定”金钏不是赌气投井，这就为王夫人解开了自责的环套——金钏投井死亡的责任与王夫人无关，或者说没有直接的责任，澄清了金钏的死因——自身原因。同时又找出顺理成章、令人信服的理由——多半是在井边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这就使王夫人消除了负罪感，心灵上得到了慰藉。
第三，退一步讲，即使金钏真是因为赌气投井而死，那也是她辜负了太太的教导，是个糊涂人。既然她辜负了太太的教导，又是个糊涂人，所以，这样的人死不足惜。
第四，帮助王夫人想出补救措施。如果太太十分过意不去，多赏她几两银子，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太太用不着过于自责。在宝钗看来，多给几两银子，是王夫人极不在乎、又极容易做到的事情，既能显示王夫人的仁慈、主仆之情，又能消减王夫人内心的自责。换言之，就是用金钱买内心的平衡。宝钗用了这样一种劝慰方式，使王夫人消除了自责，找回了心理的平衡。
第五，在王夫人心里，金钏如同女儿。王夫人曾对宝钗说：“金钏虽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因此，金钏投井身亡，王夫人内心极为不安，不仅要给赏银五十两（赵姨娘的弟弟死了才给二十两），而且还要再赏两套新衣裳。因迎春、探春姊妹新近没有做新衣裳，虽然林黛玉生日做了两身新衣裳，一则林黛玉身体不好，经常七灾八病，二则把生日的衣裳拿去做装裹不吉利，况且黛玉又有疑心的毛病。王夫人思来想去，只好叫裁缝赶着给金钏做两套。宝钗主动提出把自己刚做的新衣服拿出来给死去的金钏，一方面显示了自己的大度，不计较主仆身份，不计较吉利与否；另一方面帮助王夫人解决了困难，慰平了王夫人自责失衡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