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国让渡家庭政策部分决策权的主动行为，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社会压力的产物。欧洲人口危机与社会排斥现象就是其中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因素。这两种社会现象都与家庭有着密切联系，其存在范围的广泛性与作用程度的严重性对区域整体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影响。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一个在经济上日益休戚相关的共同区域自然需要对区域内部的社会问题进行一种整体考察，从而推动经济的紧密合作与进一步发展。
3.2.1 人口危机的严重影响
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社会的人口结构一直朝着生育率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趋势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后，以超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负）自然增长率为主要特征的人口转变趋势更为明显。舆论普遍认为这种由发展推动的自发型危机将难以遏制。
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不仅在于人口危机关乎人口结构及人口数量，因此也关乎整个民族的兴亡外，还在于人口危机对国家的国际地位、福利制度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人口危机影响欧盟成员国的国际地位。长期低于可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数量的缩减与人口密度的下降，这将严重阻碍生物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社会延续。与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相比，欧盟成员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美国的生育率在1976年达到了历史低点，仅为1.74%，而同期欧共体15国的生育率比美国高15%左右。此后，美国的生育率得到恢复并呈上升趋势，欧盟成员国的生育率却呈下降趋势。到1998年，美国的总生育率为2.0，欧盟15国的平均总生育率仅为1.45%。
其次，人口危机加重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整个区域的老龄化速度与规模非常惊人。1998年，欧盟15国中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相当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24%。预计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27%。
最后，人口危机延缓扩大再生产的进程。由于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因此，国家必须将大量资金用于职工退休金、养老金、医疗保障费用的支付，从而减少了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人口危机还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取向，不断削减社会对物质资料的消费需求，增强对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消费需求。消费取向的变化一方面迫使市场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转变经营理念、改变经营方向、提升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提升消费水平。因为消费需求的弱化使私人储蓄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导致大批生产企业缺乏足够的消费市场。但是要保证企业拥有稳定的发展空间与生存空间，进行市场的调整与消费欲望的激励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巨额的经济成本。在福利国家负担加重的背景下，要有充足的经济转轨资本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缺乏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且得不到国家扶持的企业，就难以在老龄化社会中保持强大的竞争能力与生产规模。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负面影响得到广泛认同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寻求自身的应对之道。考虑到未来的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通常是由死亡率、生育率及移民等三个因素决定的，因此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应从这三方面入手。从社会进步与人类基本道德的视角而言，提高婴儿死亡率的做法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政策而理应受到唾弃与责难。而单纯依靠外来年轻劳动力的流入来改变人口结构的做法，则与欧洲民族国家所坚持的民族同一性与民族认同格格不入，因此，也不是最佳的解决途径。在这样的路径权衡下，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选择了促进生育率提高的途径。在这方面，家庭的生育意愿、风险意识以及家庭收入是决定生育率提高的关键因素。
首先，家庭的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生育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二是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这说明多数欧洲人还是有较强的生育意愿，只是在将打算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从而导致目标的偏离。
其次，家庭的风险意识决定了生育愿望的实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回避理论来解释生育愿望与生育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贝克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随着技术变革的日益加快，新的风险形式随之产生：工作不再是终身的、经济繁荣与失败始终周而复始、就业的推动要求拥有空间流动性、利率在短期之内有可能变化很大、住房价格一直在波动、传统和习俗对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的衰落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人们虽然知道风险的存在，但却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究竟处于生活周期的哪一个阶段。个人的未来比在传统社会中更不“确定”，所以现在个人的所有决策都要冒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生育行为实施前，会对生育孩子后将带来的成本与将取得的收益进行评估。人们是否将生育愿望转变为生育行为，这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定位。贝克认为，尽管大多数人存在生育的愿望，但风险社会的危险不受空间、时间和社会限制的特征提醒人们应在经济安全方面进行投资（终身教育、额外规划、长时间的工作、储蓄），而不要通过生育孩子来进行投资（这可能会降低收入、增加消费支出、造成重新就业的不确定性）。生育率下降就是人们对经济、社会与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理解的反映。为了促进生育率，就需要从风险社会的治理出发，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与忧虑，以实际的福利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最后，家庭收入制约着人们的生育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提出“理性选择方法”，阐明了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制约作用。贝克尔认为生育率的降低是人们的一种理性的主动行为：父母会将养育孩子的成本与他们的收入、职业期待、对孩子照料的质量标准进行权衡，然后做出是否生育或生育多少的决定。贝克尔认为，如果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分别大于不生育孩子的成本，那么，生产孩子就无利可图，人们就不会做出生育孩子的决定。如果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获取的预期总收益一样多，那么，就会出现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用质量代替数量的行为。同时，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一般都会扩大对不同商品的需求，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的生育意愿、风险意识与家庭收入是制约家庭实际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没有脱离广阔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孤立存在，它们都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社会过程。提高生育率就必须促进家庭的生育意愿，而缓解家庭的生育成本与生育负担将对此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调整家庭行为与提高生育率客观上呼唤政治手段的介入，以达到缓解与克服人口危机的目的。但就微观层面而言，无论人口危机的程度有多严重、覆盖面有多广泛，都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这两种视角在政策方向上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决策者在治理之际谨慎地权衡利弊。
这种治理向度的矛盾性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欧洲一体化给予欧盟成员国较大的行动空间：各国可以依据自身利益考虑，在一体化进程中交替使用强调民族特性与推动国家结盟的两手战略。如果需要处理的问题完全属于本国特有情况并且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各国一般会选择独立解决的方式；但如果需要应对的问题特别棘手或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各国通常就会选择联合的道路，即主动提升该问题的决策层面，将其中部分决策权交付给超国家机构。显然，与家庭有关的人口问题属于后者。也就是说，人口危机的解决需要成员国承受高度的行政压力与相当的财政压力，而这正是成员国极力避免的。因而，出于现实主义的利益考虑，欧盟成员国在与家庭有关的人口问题上选择决策层面上移的解决方式。与人口危机一样，社会排斥也是一种在欧盟成员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3.2.2 社会排斥的广泛存在
社会排斥是一种与民主体制不相容的现象。民主的实质要求社会均衡，要能使社会中每个成员不论其阶级、种族、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都能享有共同的社会权利。而社会排斥则意味着“促进公民一体化的民主与法律体系；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社会一体化的福利国家体制；促进人际关系一体化的家庭与共同体体制”之一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福利国家经过快速成长而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福利国家框架下，所有或大部分公民都能得到国家福利制度的保护。因此，绝对的物质贫困比较少见了。这就掩盖了福利国家仍然存在社会排斥的事实。但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福利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使社会排斥现象被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先，由结构性失业引发的社会排斥。1996年欧洲执委会的《聚合报告》指出，1994年与1995年欧盟的失业率超过了11%，有大约1 800万人失业。而同期美国与日本的失业率分别在6%与3%以下。欧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其成员国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增强了新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挤力量；其失业工人可获得较为优厚的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失业工人再就业的愿望，并增加了企业与就业工人的税收负担，抑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其较强的工会力量形成的“工资刚性”，提高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也削减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
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在欧盟成员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67%，因此，失业加剧导致失业者家庭增多的现象在欧盟成员国中日益普遍。失业者家庭往往因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而逐渐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遭受了种种社会排斥。
经济资源的缺乏，迫使失业者家庭往往不使用或限制使用煤气、电力、饮用水和电话等基本生活用品，同时也无钱利用体育健身设施、博物馆和艺术馆、交通服务、影剧院等地方服务。低收入导致它们被排斥于广泛的休闲活动之外而遭受消费排斥。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型社会，人们将休闲作为建立与发展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而失业者家庭所面临的消费排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与机会。同时，失业者可能出于自尊或由于失业造成的“焦虑、沮丧与敌意”，而较少与有工作的人来往。此外，失业者家庭还会因为丧失就业岗位而逐渐失去与同事之间的人际往来。这不仅使他们自身难以摆脱失业状态，而且还可能因此陷入社会关系排斥的恶性循环之中。失业者还可能遭受主动或被动的政治排斥。一方面，失业会影响失业者的政治态度，可能导致失业者的政治冷淡或“政治偏激”。另一方面，由于失业者脱离了工会，失去了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声音，因此遭受了被动的政治排斥。
其次，由文化差异引发的社会排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经济重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劳动力移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福利国家建成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后，西欧公平的民主制度、健全的福利保障、令人称叹的经济成就吸引了数量更多的难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继20世纪60年代英法等“老”移民国家转变为净移民输入国后，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的“新”移民输入国至迟到80年代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到90年代早期，欧共体成员国中外国人的总数达到1 370万人，占欧共体总人数的4.28%。其中来自第三国的侨民及其家庭占外国人口总数的58.4%，达到800万人。在当前欧盟成员国限制劳动力移民、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严格难民审查条件的情况下，家庭团聚成为移民入境的一种绝佳途径。因此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是与其家庭一道移居到欧盟成员国的。
文化素质低与劳动技能单一的劣势使这些来自第三国的外国人大多从事非技术工种的低工资工作，还有相当部分移民成为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其失业率普遍高于当地居民。而来自中东欧国家及亚非拉地区的移民，除了在就业上遭受歧视外，还受到文化排斥。这些地区与国家的移民家庭，特别是有浓厚宗教信仰的家庭，即使在移民目的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却仍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习俗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被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刻意强化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出由于不同文化互不相容、互相敌对，所以人生来就是种族中心主义者的观点。
一些右翼政党与保守政党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公然宣称为了捍卫国家文化的统一性，而应对移民保持限制或抵制的态度。他们认为，移民不但不适应主流文化，而且可能危及主流文化的合法地位。1978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曾公开宣称：“人民确实很害怕这个国家（即英国）被不同文化的人所淹没。你们知道，不列颠的特性对民主、对法律、对全世界起了多么好的作用。因此如果它有被淹没的可能，人民将会做出反应，敌视那些进来的人”。
“9·11”事件后，在国家利益的口号下，带有种族歧视或宗教偏见的反移民论调在媒体或公众场合的出现频率就更多了。在此背景下，许多人认为带有宗教背景的移民涌入，冲击了欧洲的价值体系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应该捍卫这些使欧洲团结与和平的文化传统，对移民实行零宽容政策。于是，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种正日益加剧的倾向，就是把一切由经济衰退和资本主义调整带来的社会经济弊病——失业、住房短缺、高犯罪率、社会服务不足——都归咎于移民，说他们缺乏“好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在这种基调下，移民在婚姻、子女入学、就业等领域都遭受了种种歧视或偏见：其正当的结婚申请被无故拖延；其子女入学被学校无故拒收；其就业申请被拒绝办理。这样，移民在经济上成为失业问题的主要受害者，在政治上则成为因失业问题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受害者，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等问题，使南北关系在欧洲国家内部得到了充分展现。
最后，由贫困引发的社会排斥。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中，单亲家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单亲家庭在有孩子的家庭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为10%。虽然单亲家庭并不是随着欧洲一体化才出现的新现象，然而现在其构成还是呈现出某些不同以往的特征：单亲家庭的户主大多是妇女；鳏夫或寡妇的单亲家庭比例下降，未婚的单亲家庭比例很小，离婚或分居的单亲家庭比例最大；单亲家庭的户主很少小于25岁；单亲家庭的孩子一般比夫妇式家庭的孩子少，通常仅有一个孩子；多数单亲家庭的户主仅靠自己生活。
单亲家庭的这些特征限制了其收入来源与收入数量，较之夫妇式家庭，其获得的收入要少得多。单亲家庭的收入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从前伴侣处得到的生活费；从就业中获得的收入以及从国家福利部门领取的社会津贴。从前伴侣处得到的生活费通常数额极低，并且很难得到或很难按时得到。相比之下，从就业中获得的收入对单亲家庭而言更为重要。但由于缺乏配偶的协助，单亲父母尤其是单亲母亲的就业率较低。根据一项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调查表明，多数欧盟成员国单亲母亲的就业率不足25%。此外，对于那些已经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单亲父母来说，由于其难以保证对知识更新、技术培训与职业生活的充分投入，因此，他们常成为结构性调整或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就业状态较不稳定。这样，缺乏稳定的工作保障就极大地限制了单亲家庭的收入来源。社会津贴是单亲家庭的第三个收入来源。许多国家向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大家庭支付最多金额的家庭补助金，而对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仅支付很少的基本补助金或根本不支付任何津贴。由于单亲父母很少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因此对单亲家庭来说，这种补助金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正是由于受到生活费、就业及社会津贴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单亲家庭的收入一般较低，并且其收入一般与其需要抚养的孩子数量呈负相关关系。总的说来，欧盟成员国单亲父母的收入只相当于其国内平均收入的70%。收入低致使单亲家庭处于生活贫困与受排斥状态。1996年，欧盟成员国中36%的有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在单亲家庭中比例很大的单亲母亲家庭，还容易遭受社会关系排斥与政治排斥。
以上这些由失业、文化差异和贫困引发的社会排斥现象具有很强的负面作用。首先，社会排斥的继承性，即它不仅直接影响被排斥对象自身现在的情况，而且波及被排斥对象的未来及其后代。长期的社会排斥容易使人养成一种内化于心灵深处的特定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于被排斥者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上，贯穿于他们所从事的种种社会活动中。于是，这些被排斥对象虽然处于一种受排斥状态，但他们自己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反而可能认为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自在的排斥会通过家庭文化的传递，使受排斥家庭的子女也处于对自身处境不自觉的状态而难以形成摆脱排斥的意识与动机。此外，一个受社会排斥的家庭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都处于匮乏状态，这种弱势地位会传给下一代，可能预先决定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严重缺乏向上流动的资本，教育水平不高、职业训练的状态不佳。其结果是陷入恶性循环，使后代在社会阶梯中难以获得充足的向上升迁的机会。
其次，社会排斥的空间性，即会造成某些空间排斥的出现。由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家庭选择住房的地区与条件，因此，收入程度大体相当的家庭，它们也会选择大致邻近的居住地区。这就导致社会排斥的极化过程会通过住房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在城市中贫困居民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现象。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走向衰败，形成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会加剧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其个人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空间排斥的出现阻碍了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人口、物质、信息、能量和价值的交流与交换。它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大削弱了城市的生机与活力。
最后，社会排斥的分化性，即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排斥一方面剥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和机会，甚至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最基本“需要”，即“人的生存、幸福、充实所必需的物质的、心理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等方面的要求”都遭到剥夺；属于权力集团的人，他们的优势地位常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巩固：他们运用政治权利攫取经济利益，同时随着他们经济势力的越强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越高。这就造成社会极化现象的产生，即收入分配的极化和职业结构的极化。
总之，社会排斥不仅对个人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团结。遭受社会排斥的对象不仅被排除在合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之外，而且他们的尊严和自我认同都受到了损害，他们参与决策过程、进入各种有关机构的途径遭到了堵塞。这导致他们之易受伤害的程度呈现螺旋形上升的趋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与大多数未被排斥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这就使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鲜明距离感，从而违背了现代社会公正与共享的本质要求。公正意味着机会均等、共享意味着包容，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之一。如果政府主导的资源再分配未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要求，使大多数人都处于贫困或失业的状态中，那么就不会激发人们对一个健康社会作出贡献的热情。此外，独立、自由、自我意识的发展也降低了各国民众对于排斥的忍受力，使得他们较以往更容易采取具体行动来表达不满。虽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弱势群体组织的社会运动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能为其提供一种全新而有效的思维角度和实践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运动具有破坏与威慑的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危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由此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分崩离析，而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排斥在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都对欧盟成员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消除社会排斥的负面影响以维护社会的团结与和谐是欧盟成员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在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福利国家的行动能力日益受到束缚。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成员国得以扬长避短，不仅拓宽了自身的活动空间，而且增强了自身的行为能力。在欧洲一体化的网络治理机制中，政治手段介入的层面更丰富、行动主体更多元、实施方式更多样。这种强调多元互动的组织结构，有利于促使区域共同问题朝引发舆论关注、强化共同意识、产生政治共鸣的道路演变。此外，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将共同问题提上欧盟政治议程采取联合行动，这一做法具有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加强监督的功效。与此同时，以超国家层面治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敏感问题，使欧盟成员国既可保持其对社会的控制，又可扩大其活动余地。正是基于这些优势，将与家庭有关的人口问题、社会排斥问题纳入欧盟议程范围存在较明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就为构建与发展欧盟层面的家庭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3.2.3 政策行为体的强大力量
人口压力与社会排斥现象为国家构建家庭政策制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在欧盟成员国的表现强度存在差距，因而导致各国家庭政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它们或紧密合作或彼此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其国内家庭政策的构建与发展。这种强弱程度不同的家庭政策组织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其宪法提供的不同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政策发展的不同进程与规模。总的看来，根据欧盟成员国家庭政策行为体的组织程度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以下类别：以法国为代表的强极、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中极和以南欧国家为代表的弱极。
法国模式的特征是，在承认国家具有干预家庭事务的合法性基础上，政治、经济与公民社会行为体之间保持密切的合作，并具有较强的行动意识与实践能力。比如，为了保护儿童福利与家庭的选择自由，监督与评估政策措施对家庭的影响，1942年法国成立全国家庭协会联盟。其角色与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它与其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一起，在每个层面都参与了家庭政策的决策进程。在全国家庭协会联盟的领导下，法国的家庭游说集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严密的组织机构和高度的团结性。
北欧模式的特征是，政府拥有基于平等立场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合法性，由公共部门负责筹资并实施高水平的社会保护的思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家庭政策网络的整合程度较高，各行为体追求的优先重点不同。与法国模式相同，北欧国家的经济行为体、非政府组织与政治行为体之间也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与法国模式不同的是，这些行为体对家庭政策优先重点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瑞典的经济行为体致力于消除阻碍妇女就业的障碍并尽力创造使夫妇能充分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必须法律条件；非政府组织的关注重点是提高儿童福利；政府的关注焦点则是整个家庭单位。这种在优先重点看法上的差异，不仅制约了家庭政策行为体之间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隐藏着爆发冲突的可能。此外，由于北欧国家政府为家庭提供了普遍的社会保护，致使非政府组织在家庭政策的实施进程中只发挥了较为有限的作用。
南欧模式的特征是，政府未完全取得干预家庭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各行为体是相互竞争的独立实体。南欧国家的民众既希望国家能提供能动的立法框架以便为家庭构建获取资源的渠道，又希望国家行为不会剥夺家庭成员自身的能动作用。出于对国家介入家庭生活的不信任感，公众希望家庭政策主要依赖互助的家庭网络施行。由于辅助性原则的作用，政治、经济与公民社会行为体都必须在需要的时候阐明各自介入家庭事务的正当理由。这样，国家作为家庭政策活动者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宪法的约束。只有当私人领域自身不能解决或不能更好解决其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才会介入。同时，公共领域在行动前必须证明其行为不会妨碍与侵犯私人领域的权益。由于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因此，即使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已超越了私人领域并且不再局限于妇女问题，公众仍对国家介入家庭生活持保守的警惕态度。
与前两种模式不同的是，南欧模式的经济与公民社会的行为体没有获得同样的政治权利与官方承认，这使其在家庭政策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此外，南欧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内部的矛盾与差异使得这种局限性更加深刻与固化。比如，雇主组织希望让更多妇女不受工作条件规则的限制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就业水平；而工会则倡导制定更多促进妇女享有更大程度机会平等的规则。这种利益分歧与冲突严重阻碍了团结的家庭游说集团的形成。各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极少并且为了资金与合法性而相互竞争。各世俗行为体之间的弱互动密度与低合作质量，为基督教会在福利供应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调节功能留出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在家庭政策缺乏全国连续实践的情况下，南欧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借机发展壮大，其数量增多、职能增强，在处理如单亲父母或儿童贫困等单一问题方面发挥了游说、传播信息、提供实际帮助与建议政府等重要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与规则的变化以及出于对工作强度与工作时间过长的关注，南欧模式中的经济行为体产生了强化家庭政策努力的倾向：原本除家庭公司或旧式父权式公司外并不关心雇员利益的雇主组织，现在日益承认家庭政策是其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方面。
从这些不同家庭政策组织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欧盟成员国的家庭政策行为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合作中就包含了竞争。围绕家庭政策的构建与执行，各行为体之间展开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利益角逐。一般而言，行为体间的关系越紧密、互动越频繁，就越能在通过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危机与消除社会排斥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从欧盟层面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为这些政策行为体提供了更广阔的行动舞台，使它们得以在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沟通与磋商。其超越成员国层面的互动合作，可提升家庭政策的政治可见度与舆论关注度，从而为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构建提供某种合法性。
总之，在由人口危机、社会排斥以及社会行动者所发起的挑战与应战的较量中，前者的覆盖面、影响度与威慑性都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所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为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