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个圈儿——也就是三个城的城门洞，名字有20多个，再加上老名称、新名称、雅名称、俗名称，包管你查北京旅游图也搞不清楚。譬如现在的“崇文门”，过去叫“哈德门”，过去的“哈德门”香烟还风行全国呢！沙滩后街过去名称也很多，沈二哥（从文）写信给我管它叫“马神庙”（也许最早是宫外供奉马神的地方），这是最早的名字。到我住家的时候，先叫景山东街，后叫沙滩后街。
沙滩后街55号，有三座大红门，气派十足，加上一对石狮，更增加了雄伟。进了大门是宽道。有个大大的园子，园子中心有个荷花池塘，池里有金鱼。夏天更风光，池里种了两种荷花。一种是地道的中国荷花，另一种是异国荷花叫“睡莲”。中国荷花白天开，异国荷花晚上开。她们有白的、红的、粉红的、还有浅黄的，又香又好看。池中央有一个大石晷，据说是过去北京大学李四光教授设计的。绕池一圈圆路，路边有供人休息的长椅子。还有丁香树和龙爪槐。
园子有过去的课堂楼（现在是办公楼）和大礼堂，还有许多小院落。西边第二个小门，就是我家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个“里弄”的人共同“深挖”的防空洞，这洞挖好以后，也没有下去躲过警报，日久年深，成了耗子、蜈蚣的高级住宅区。防空洞插上几根木头，拉上几根绳子就能晒衣裳，下面种上一些花儿果儿。洗好的衣服不必扭干，让水淌下来好浇花。防空洞南边有一棵高高的松树，四季常青。
许多许多小院落，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近百户人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1968）的9月里，天气还很热，气压低，每次我们里弄（我是个家庭妇女）开会，我总得经过防空洞绕荷花池到那边大礼堂开会。蜻蜓飞得很低，几乎飞到我的脸上，我对蜻蜓有好感，我没有抓蜻蜓。
我小的时候，如果碰到这样天气，会跑到我家（苏州胥门寿宁弄8号）花园里，抓上一个红肚子绿翅膀的小蜻蜓，轻轻捏住一对绿纱翅膀，我怕蜻蜓饿了，从我牙缝里剔点东西喂它，我笑蜻蜓“食人牙惠”（其实这句成语是“拾人牙慧”，因为是同音词，我把这句成语用错了）。可是小蜻蜓并不领我的情，不接受我的恩赐，它六根小细腿颤巍巍地乱动，看来它很不高兴。我想到唐诗中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句子，我为什么捉住它，不让它“款款飞”呢！我心一软，手一松，它就飞了——飞了。我心里十分快乐，这晚上会做上一个满园子里轻歌曼舞的蜜蜂、蝴蝶、蜻蜓在姹紫嫣红的百花丛里乱飞的美妙香甜的梦。
我由小蜻蜓又想到小庆庆，我们的孙女1959年降临到人间，她给一家四代人带来了欢乐，尤其是奶奶——我，除了为北京昆曲研习社做点什么外，几乎全部身心都投到小家伙的身上。这七年中（1959—1966），她在我身边，几乎是奶奶青春焕发的时代，比和爷爷谈恋爱时还要甜，还要有滋味。人总是这样，有了第二代并不怎样在乎，有了第三代更加快乐，因为她是我们生命的继续。普天下祖父母的心，比父母的心更慈爱、更柔和。
我曾经有个小女儿叫“小禾”，不幸在六岁时生盲肠炎夭折，这都怪我没有照应好。我就在庆庆身上补过、赎罪。我们把“庆庆”的大名叫“禾庆”，纪念她的姑姑。可是庆庆如果犯了我的王法，我要管她、罚她。
夏天，满院子的孩子都在一起疯，女孩子“过家家”，男孩子打弹弓，用长竹竿粘树上的蜻蜓。小男孩会粘到很多很多的蜻蜓。为了表示对小女孩儿的亲善、友好，送了几只给小庆庆。庆庆把蜻蜓放在手绢里松松包起拎着，得意洋洋告诉奶奶：“蜻蜓，蜻蜓。”我冒火了，我叫：“快放，快放！”我夺过来手绢，抖开了手绢，让蜻蜓们飞了。庆庆很不高兴，她叫着：“奶奶，奶奶，我的蜻蜓，大哥哥送我的！”她小心里已经有了资产阶级意识。有“所有权”了！我说：“你不是怕蚊子、小咬咬你吗？蜻蜓会捉住它们这班害虫。我们做人要仁爱，爱自己也要爱人，好的动物也要爱，千万不要伤害有益的动物。也不要拿哥哥们的东西！”庆庆不做声，从此也不接受男孩子的礼物了。
后来，我从小蜻蜓开始，告诉了庆庆许多这大门子里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她还听不懂。
在庆庆不到两岁时候，我们就教她念唐诗，从“床前明月光”教起。她告诉小朋友说：“奶奶教我念‘糖’诗，‘糖’诗是甜的。”唐诗中除了“点水蜻蜓款款飞”，还有刘禹锡的“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的诗句。我告诉庆庆“玉搔头”就是能搔头皮痒痒的玉簪子。这大门里有公主的梳妆楼，在教室楼的东面。公主发髻上就有“玉搔头”。
第一个故事，是说200多年前乾隆皇帝，有一位乾嘉公主，长得很漂亮，跟白雪公主一样雪白粉嫩，可惜有一只手有六个手指，所以人称“佛手公主”。公主出嫁了，就嫁在我们现在的大门里，那时叫“公主第”又叫“驸马府”。婚礼十分热闹。佛手公主满月回到皇宫向皇帝爸爸请安。皇帝爸爸问公主女儿：“我为你找的驸马很不错吧！”公主撅起了小嘴：“我可不认得驸马。虽然我们交拜成亲，到洞房他掀开我的盖头，我只在璎珞下偷偷瞧他一眼，也没有看清楚他是长脸还是圆脸，眼睛、鼻子长相就更不清楚了！”乾隆皇帝一听，很觉奇怪。
原来并不奇怪。据说历史上公主下嫁，多半不会有亲生儿女，其中有个原故，是太监、宫娥等人巧立名目，向公主驸马多方索取金银财宝，他们的欲望达不到，你们夫妻公主驸马休想见面，更说不上驸马会到公主屋子里“同床共枕”。他们只是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倒不如小户人家小夫妻相亲相爱、和和气气过日子。佛手公主的话，经乾隆一查，原来是这些王八羔子干的事，把为首的太监、宫娥斩了几个。这一来，乾嘉公主才有了真正自己生的孩子。
这个故事是沙滩后街55号我们大门边住的一位老太监告诉我的，乾嘉公主的名字是俞平伯先生给我的一首诗的注解里的：“原为乾嘉公主第。”可你不必考证，故事也不必是真的。但是有个画栋雕梁的公主梳妆楼为证。
第二个故事是京师大学堂，庆庆将来长大了，也要进大学，虽然现在还在幼儿园。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光绪时代戊戌变法没有变成功，可是产生了中国这第一个京师大学堂。成立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公主楼前的教学楼，四面都是九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上楼下三面有走廊。都是水磨砖砌的。有人告诉我，是砖对砖交叉砌的，没有抹水泥，我可不相信，这楼房快有百年历史了。1976年7月28日北京大地震，这楼房门前大面积的水门汀地上，我们坐在小板凳上。水门汀一鼓一动的，像大海的波浪，这可是我一生见到的奇观。的确，这大楼纹丝儿不动。（大楼有个照片，在日本人写的《东洋文化史大系》第六卷186页《东亚之现势》）我离开沙滩后街时（1985），大楼还巍然不动站立在那儿。
第三个故事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名扬四海。1912年成立，当时第一任校长是严复，1917年校长是蔡元培，1946年校长是胡适。这三位校长都是我钦佩的长辈。严复当校长的时候我才三岁。蔡元培当校长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我们在私塾里的小姐们也有影响，读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那时我十岁。我的父亲张吉友（冀牖）生平最佩服蔡元培，蔡到苏州续弦时，跟我父亲有来往。我父亲办过幼儿园、小学、男女中学，最后在1921年办乐益女中，请的教员各党各派、各种奇特人物都有。父亲和我，还有父亲的三舅母，都去参加蔡元培跟苏州省立医院周院长的妹妹在苏州留园结婚的大典。我记得我的三舅奶奶很神气坐在大厅的第一排，洋鼓洋号吹吹打打的正在她的旁边。年岁已高的三舅奶奶突然发心脏病，抬到省立医院，人就过去了。为了把遗体抬到城里朱家园，还费了许多周折，这是苏州那时的大新闻。
至于胡适之校长，他早在1928年就是我和三妹兆和念书的中国公学的校长，我听过他的报告和《中国哲学史》，可我从来没有跟校长讲过话。三妹兆和跟沈从文结婚，四妹充和跟洋人傅汉思结婚，适之校长都曾参加。
沙滩后街55号大门里，大礼堂还在，并不大，也不辉煌。可是“五四运动”就在这地方发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里也是我们里弄学习和交代历史问题的地方。
这些大人物和小蜻蜓好像还蛮有关系。小蜻蜓曾飞上公主的玉搔头，成为公主发髻上的妆饰品。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们不会有人注意小蜻蜓。倒是北京大学李四光教授为蜻蜓创造一个有日晷的池塘，让小蜻蜓有一个自由的天池，让蜻蜓有个“点水”运动的场所。小蜻蜓对我对我孙女都是有交情的小虫儿。
我们的家就住在防空洞的后面。东南面有碧纱窗，两边隔断了的是西斋，是过去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一排一排整齐的屋子，不属于我们人教社、文改会的范围，那时住了好多人家。我们住的屋子是原来北京大学的“注册处”。屋子有地板，南方人住着不错，虽然那地板常常摇动，有的地方还凹下去。我不让庆庆在地板上跳。
1959年9月12日我从骑河楼妇产医院抱回了庆庆三个月后，她爸爸周晓平去了苏联。
庆庆最早是陆春兰阿姨带，八个月后是谢玉田阿姨带，四岁时找来的阿金阿姨庆庆不要，没办法只好把小床搬到我们二老的大床头。半夜爷爷起来把尿。后来觉得太麻烦，索性赶走了爷爷，让庆庆跟奶奶睡大床，靠南窗替爷爷搭个单人床，这一睡睡到“文化大革命”庆庆七岁的时候。
晚上祖母、孙女一睡上床，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候，起码讲两个故事、做三个节目（game）才睡。有两个中西合璧的故事，庆庆最爱听，奶奶会添油加糖，讲得十分动人，就是《红帽儿》和《狼孩》的故事。
庆庆后来有个戴小红帽的娃娃，是勤勤姑姑送的。庆庆把这个真实的小红帽和故事中的“红帽儿”联系上了。奶奶在故事的最后一段加了些惊险镜头。我说：“红帽儿一进门，见到了‘外婆’蒙着头睡在床上。小红帽放下手里的篮子，里面有小红帽一路采集的花和果子，还有妈妈让她带的点心。高兴地叫着：‘外婆！外婆！您的宝贝小红帽来了。’‘外婆’露出了眼睛不做声。‘唉唷，外婆外婆，您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外婆’哑着小嗓子说：‘我睁大了眼睛好看你，我的外孙女。’红帽儿看见了那对大耳朵问：‘外婆、外婆，您的耳朵怎么长得又长又尖？’‘拉长了尖耳朵好听宝贝甜蜜的声音。’红帽走近了床前，‘外婆’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来。红帽儿看见那双毛茸茸的大手，向后退了一步：‘外婆、外婆，您的手又长又大，还长了许多毛呀？’‘大毛手抱我的乖乖更温暖舒服呀！’外婆用手拉下脸上的被子，露出了鼻子，红帽儿叫起来：‘大鼻子！’‘哈哈，大鼻子好闻闻宝贝身上的香香。’接着大鼻子下的尖嘴也露出来了，红帽儿才恍然大悟，这不是她嫡嫡亲亲的好外婆，回身就跑。‘大尖嘴’狼外婆哈哈大笑，掀了被子跳下了床，扑向红帽儿：‘大尖嘴就是要吃你！”’故事到了顶峰，小庆庆突然由床上坐了起来说：“我怕！小红帽快跑，狼外婆要吃你了！”然后祖孙二人大笑一阵。
另一个故事，并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报上说的一个印度狼孩的事，报上报导很简单。奶奶又加了许多形容词，说这个小男孩怎样活泼可爱、大眼睛、卷头发、有非常强壮的身体。很小很小的时候被狼叼了去，当做自己的孩子养活。像意大利的开国皇帝双胞胎狼孩一样。狼妈妈丧失了自己的孩子，奶水涨痛得厉害，所以抱一个儿子来喂养，照它的方法来教养。狼孩只会用两手两脚走路，不会直立，不会用手。等到人们找到这个小男孩时，他已经七八岁了。给他吃红烧肉他不吃，要吃生的肉。让他睡在床上，他却蜷伏在床下。给他穿好的衣服他撕咬得粉碎。给他穿好鞋他踢得多高多远，奶奶坐在床上学狼孩把拖鞋也踢得多高多远，于是祖孙二人又捧腹大笑。庆庆笑够了就睡着了。
有时在床上还要玩套game。经常玩的一是拔萝卜，两个人各自捏着拳头伸出大拇哥，你拔我的我拔你的大拇哥，交叉着拔萝卜，拔得要快，拔错了或脱空了都算输。二是“金锁银锁，喀啦啦一锁”。一人手掌伸平朝下，另一人把二拇哥顶在另一人手掌心里。当唱到“喀啦啦一锁”时，一人很快把手一抓，另一人得把二拇哥很快地缩回，没抓到就输了，抓到就赢了。第三个是“抓耗子尾巴”，我们的床单都是有条纹或格纹的，那就是各自的界限。庆庆用小二拇哥侵犯我的界，我捉到她的小二拇哥，我就赢了。如果很快进了她的界内，我就是捉到她我还是输，何况我还捉不到她的小二拇哥。我还常常被她抓到我的老二拇哥，奶奶总是输的时候多。奶奶嚷：“放手，老耗子要进洞睡觉了。”庆庆大笑。我说：“背对背，卖青菜。”庆庆乖乖地背个身，我替她塞好小被窝，自己也背过身，睡不着也装睡着了。半夜醒来，我总翻过身摸摸庆庆的头，老是怕她发烧。从她四岁到七岁，祖母和孙女就是这样平平安安过夜的，我没有生过大病，她也没有发过高烧。
号炮一声，轰出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革命火烧天，也烧人，我怕来“破四旧”（抄家的美名），惊了小孩儿家，把庆庆送到中关村。那晚上，我脱下鞋子放好位置，摸清了床头电灯开关在哪儿。这样，红卫兵来我可以不慌不忙，拉开灯穿鞋子。爷爷还习惯睡在单人床上。睡到半夜，西窗外忽然马嘶人叫，把刚睡着的我惊醒了。我一翻身，习惯地摸一下庆庆的额头，一摸一个空，我心慌得很。我叫：“有光，来，睡到我身边来，庆庆走了，我怕。”我们老两口屏住气听着西斋的乱哄哄的动静。红卫兵走了。空气一下沉淀、凝固下去。西斋里没有人声。不，有声音，我们似乎听见低哑的哭泣声，凄惨的叹气声。又似乎见到那些老老少少抱在一起没有表情的脸。
有光进牛棚，孙女儿、小白兔都走了，孤孤单单家里只剩我一个人，过着惊魂不定的日日夜夜。可是这大门里倒是热热闹闹火红燎原的日子。1968年9月里，运动到了第二个高潮，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一天下午，在那个“五四运动”和胡适之讲学的大礼堂，里弄里又开会了。小板凳围了个大圆圈。里弄的副主任，是一位老红军的夫人，她背毛主席语录滚瓜烂熟。当主席都是站在圆中心，怪神气的。这天是我重点交代历史的日子。当然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可不是地主阶级成分，这里大有区别），我的“爱人”当过新华银行经理，说起来是封建主义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勾结”婚姻。况且咱夫妻俩又曾经绕地球转了一周，也有特务的嫌疑，岂能逃过劫数。
他们倒也很客气，叫我站在圆中心，主席站过的地方。圈子里坐的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家属和退休的职工。我交代了，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旁听的一些小孩也瞧着我。我说：“1952年，‘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运动中我有两万多字的书面交代，当时交代了四个小时。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在我们同一个大门里。请你们向他们人事部门调出我的交代，请组织上审查。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听我啰哩啰唆地讲话。”我的话最多四分钟，讲完了我回到圆圈的小板凳上。
群众一时摸不着边，也许很失望，没有听到精彩的表演，他们知道我能唱昆曲的。主席又站到圆中心，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十二三的小男孩子，突然跑到圆中心站住。也用手里拿着的武器，一根粘蜻蜓的长竹竿向我脸上画圆圈，我用手一拔，长竹竿梢上的小竹片掉下来了。他冲着我说：“你，敢吗！”我一看，他就是送过庆庆几个蜻蜓的小男孩。
我好笑又好气，我变成大蜻蜓了，变了个粘不住的“大蜻蜓”了！
现在沙滩后街55号的三座大红门没有了，改了大铁栅门。一对大石狮被“老吊”，搬上了大卡车，送到陶然亭公园。据说，石狮子在那儿集中学习。荷花塘早已夷为平地，建造了办公大楼，小蜻蜓也遭殃，没有自由点水的地方。可是我这个爱绿色的“大蜻蜓”快到80岁了，还活在人世间。
1988年9月6日二次稿
1988年6月24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