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当崇祯请原户部官员日讲“大明的赋役变迁历史”，并在调来相关档案阅览后，其繁难复杂利益纠葛，令他感觉到极度地头疼。
崇祯越是了解深入，越感觉税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国已二百四十余年，田赋徭役制度已经数度变革，每次赋役制度的变革，目的都很正确“均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无不是与权贵富商们博弈的结果。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治腐败，权贵勾结”。
赋役制度执行起来，被那些腐败官吏不断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变革；赋役制度再变革后，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况下，权贵富商相互勾结，再度扭曲了税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度引发下轮税改的动力。
这也是前朝名相张居下变法时，“考成法”先行，“一条鞭法”随后，也正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触及了权贵富商们的利益。张居正死后，十年变法即被终止，本人也落得个家破名裂。
“一条鞭法”尽管在张居正的强力压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这样一个效果，仍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钱粮满仓”，万历帝可以完成“三大征”，再二十余年不临朝。
但是到了崇祯朝时，张居正变法的成果已消耗殆尽；历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个百年一遇的“张居正”，终于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终走到了尽头。
大明税制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在于权贵富户有各种手段可以避税，最终普通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
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
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
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崇祯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税赋的变革多从南方发起，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权贵豪门的势力较北方为弱，因而变革措施更加积极。
在徭役货币化的同时，田赋的货币化趋势也愈加明显。这就使徭役与赋税的变革，最终走向赋役的一体化、货币化，诞生了后来的“一条鞭”法。
税制的变革，促进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大市场；在税赋货币化的导向下，地主的地租也多改为征收货币。
如今，各省各府的税赋征收，或征白银或征粮食，各地不完全一样；江南地区为朝廷税赋的最主要来源，民间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明朝税赋的货币化变革，是比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税赋主要由普通百姓承担，导致朝廷税源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徭役虽然折银征收，但路桥工程河湖治理仍要大量役工，朝廷税赋征收本就不足，再有官吏在工程中的大肆贪污克扣，就更加左支右绌了。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曾上疏：大明官场吏治腐败，买官卖官成风。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个五六千两银子；补个道台知府的缺，也要两三千两；至于其它大小官吏、举人监生，无不明码标价，贿赂交易。而且，他自己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曾两次推却了五百两白银的贿赂。
后世，崇祯虽未进入官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那些官场的潜规则看去真是大同小异。崇祯对大明朝廷的这些腐败行为，早有心理准备。
崇祯早就有心整顿官场吏治，虽未见有何举措，但底下有些正直的官员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除了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的上疏外，其他弹劾腐败澄清吏治的上疏也不少。
内阁辅臣的财产公示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势推出的。制度化反腐，这是崇祯走的第一步。又借辅臣刘鸿训的失误，将前段放给内阁的行政权力，又部分地收了回来，以免在吏治澄清前，内阁权力成尾大不掉之势。
辅臣刘鸿训建议再度推广“一条鞭法”，崇祯借鉴历史经验，对吏治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暂缓该法的实施。在这半年来的执政经验教训，崇祯暂不打算变革现有税制，减少变法的阻力，以便有精力应对更紧要的问题。
崇祯现在有意在商业贸易方面增税，尤其是海关关税，或是提高中高档奢侈消费品方面的税率，比如烟税。烟草在万历末期才由福建方向传入大明，但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十年已传遍大江南北。历史上的崇祯，为了禁绝烟草，曾颁旨“凡种植、贩售者皆斩首”，仍难抑制其传播速度。
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则逐渐减少北方灾荒地区的税赋，以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至于需要同时应对的那三场战争的军费，就要靠天启实学院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了，这也是崇祯推出“天启专有权”法的最现实原因了。
前段时间，六部改组完成后，就在讨论的种种变法措施，现在能够逐项展开，也与市舶司开征的关税有关，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困境，户引黄册的大普查才能得以实施。只是明朝的税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按照人头收取的，这对大普查是个很大的障碍。
四大市舶司的海关税收，只三个月的时间，就已达到近两百万两，这是商部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也正说明明代的海外贸易已达到了何等程度。
大海盗郑芝龙受抚明廷，借朝廷名义剿灭各路海盗，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海路，凭借武力收取商贾的保护费，十取其一，每年即达千多万银两。崇祯在三个月时间，关税只收了不到两百万两，只是因为四大市舶司初创，一切还未能入正轨，一方面是偷漏税严重，另一方面是制度还不完善的缘故。
郑芝龙收保护费年逾千万两，占了明朝全部税收近一半，而广州的对外贸易还不在其列，它是当时唯一的对外口岸，可见明廷对当时的社会，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崇祯与商部对现行税制未做变动，也是因为商部内部的机构调整，三个多月仍未调整完毕。现行的税收体系，是由各地官府负责征收，再解送至朝廷；而地方官府在征税过程中，为了满足其私利与臃肿的吏役人员，不断地加征加派，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商部在此次调整中，人员编制快速膨胀，已成为六部中的第一大部。北南两京、13行省、162府、260州、1713县、403司卫所堡，商部各设直属的司局所，原来税吏役使基本划归商部听用。
商部将对这些人员集中培训，不合格者将予以裁汰；至于不足的人员，则由礼部组织吏试，以财会珠算为主，招考人员资格不限，各地学校生员以上者优先。不过，举人老爷们是不可能去的，即使各地学校生员也多看不起吏役；生员是有官府供养的，再穷也能让一家人勉强温饱，维持住文人的基本颜面。
税收体系改为垂直管理，确实是剥夺了地方官府的一大块权益，但对于具体干活的吏役来说似乎更合适，进入商部将获得朝廷的承认，职位看去也稳定了，不用再受那些官老爷们的气了。
商部在进行这次大调整时，崇祯授意兵院孙承宗，借口乱民生变，传令各地卫所，“民心不稳，务必保持局势稳定”，警告那些贪官们不要借机闹事。而且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也得到商贾与百姓的舆论支持，地方官府的随意加征，早就不得民心了。
地方官府的各项支出，提前做出年预算，上报至内阁直属财政司，审批后再分批下拨。此釜底抽薪之举，令地方官府没了财源，底气很是不足，各地之乌烟瘴气很是清新了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