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自我意识中，存在着对自我评价的提高和对自身弱点、缺点缩小化的倾向。人们在许多事物面前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的态度，但是，当人们面对恭维和奉承或是一点小小的赞美时，就很难不陶醉。
伊索寓言里乌鸦经不住狐狸恭维自己“羽毛美”、“嗓子动听”，竟张开嘴唱歌，结果失去了嘴里的肉。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自高自大、容易上马屁精的当的弱点，普通人物听到赞誉之词飘飘然，大人物亦在所难免。地位越高，权柄越重，越容易受阿谀奉承的包围，也就越有可能对事情认识不清。许多小人正是利用人性的这一弱点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的乾隆皇帝，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有知识和修养的皇帝了，但他同样白恃清高、自命不凡。他几下江南，遍游名山古刹，所到之处不是题字就是赋诗，然而他那些诗，没有一首是值得传之后世的。御用文人纪晓岚看透了他的这一弱点，便在主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在惹眼的地方留下一两处错漏之处，上呈御览，有心让乾隆过过“高人一等”的瘾，乾汇当然发现了这些错误，发下谕旨加以申斥，心里十分得意。他甚至还召见纪晓岚，当众指正他的谬误，纪晓岚乘机对乾隆的这种所谓学识倍加赞颂，当然他也一直在乾隆手下官运亨通。
像纪晓岚这样圆滑的人物深深懂得，没有人喜欢别人比自己更高明。当一个人自以为处在居高临下的境地时，他的宽容心会来得更多，他的权力给人带来的私利也会更多，这或许是马屁精不绝于世的根本原因。
前不久，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局长刚刚走马上任，头一桩事就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这个机关的一位处长出差归来，主动找局长，恳请局长对自己提意见。局长便根据反映，向他指出：“不少同志提到你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秉公直言，有点阿谀奉承的味道，希望你能注意改进。”
那位处长急忙解释道：“局长，你真不知道，前任局长有多主观，多自信啊。他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我只能顾全大局，违心顺从，如果领导都像您这样谦虚随和，善于纳谏，那该多好。”
“这倒也是的。”这位局长听完莞尔一笑，对这位处长也大是青睐有加。
这件事情耐人寻味，奉承手段居然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人性的弱点又是如此愚昧可笑，不知觉已陷在人生陷阱中了。
人们普遍喜欢溢美之词，对批评和指责有一种本能的、甚至是顽固的反抗心理。
虽然中国历代朝廷常设有谏官，但真正虚心纳谏的皇帝却屈指可数。史书上有许多君王听不得大臣的谏言，甚至杀戮大臣。殷代的贤臣比干，因为对纣王的荒淫无道进谏而被杀，其尸体被剁成肉酱。春秋时期，吴国的贤臣伍子胥因为屡谏吴王夫差，夫差恼羞成怒，逼伍子胥自杀，抛尸长江。我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但史官一旦记下诸侯贵族的丑恶，便难有容身之所。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照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只凭此一条，下令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史官，仍然这么记，崔杼先后又把他们杀了。
唐太宗是个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美名的皇帝。他曾问魏徵：“人怎样才能不受欺？”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太宗深以为然，但太宗在纳谏的过程中，喜爱奉承的心理也是很严重。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仪排场要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徵直言谏阻，太宗到后宫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徵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话，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臣直’。魏徵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特向陛下祝贺”。太宗这才消了怒气。其实皇后还是用巧妙的恭维话解决了问题。
唐太宗到了晚年，批评性的话语也不大听得进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先后去世，他跟大臣们议事，常常是夸夸其谈，务必压倒对方为止。他也刚愎自用，日胜一日，以致生活上好色自戕，竟服食方士丹药，政事上又有多处失误。如大修宫殿，对高丽穷兵黩武；特别是在接班人问题上严重失策，让平庸无能的儿子李治（唐高宗）接位，导致后来武后专权。唐太宗在虚心纳谏方面，虽有善始，却没能有慎终。唐太宗尚且如此，其他皇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无法彻底摆脱自我的局限性的。每个人虽不能彻底摆脱自我局限的影响，但是经过自觉努力，还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进步的，达到比较客观地认识世界和比较自由的进行创造的境界。
这一切都是促使人们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外部条件。在外部条件的促进下，更主要的是要和自恋自大心理做斗争，突破个人意识的过分膨胀。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和自己的心做斗争是难堪的。”这需要自己坚实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从而进入不断发展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