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情况，就一个事物本身的错误深入去分析，常常会一使人感到朦胧不解。因为有些人一旦把眼光局限于某一点，就会钻人牛角尖。而钻进了死胡同，也就难以脱身了。这时，就需要把思路打开，引进另一个事物作为对照。使目光开阔，这就需要“比”，一种是用类比，另一种是用比较。其中，类比可以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你分我明。
1937年，郭沫若同志不计个人安危，从日本只身回国参加抗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及上海各界人士集会，欢迎郭沫若和与此同时获释的沈钧儒等“七君子”返沪。
会上，国民党代表鼓吹“一党专政”和抗日必须统一于“政府”之下。郭沫若针对这种说教，作了精彩的反驳。他说：
“政府好像是大车司机，人民好比车上的乘客。司机和乘客是向着同一目的地的，乘客应该一致服从司机开车，才能达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果替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个喝了酒的醉汉，或者他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全车的乘客都将有生命之危，根本不可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服从他了。并且不但是不能服从他，更应该立即叫醒他了。”
说到这，会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郭沫若接着说：
“即使他没有喝醉，没有睡着，而这个司机不是个好司机的话，那他也是不会注意安全行车的。就像前面轨道上，如果堆放着许多石块、障碍物，他还是硬向前开，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这时候我们全车的人，为着自己的生命，为着顺利到达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从他。大家应该命令他停车，应该赶快下车，一齐动手把石块、障碍物搬掉！”
对此，全场又一次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和“对呀”、“对呀”的附和声。这里，郭沫若就是运用“以类相比法”的雄辩技巧，新颖、别致、巧妙地反驳了国民党代表的谬论，但又不是过分激烈，显示出高超的论辩水平。
因骄是齐国著名的雄辩家。惯于摇辱鼓舌，绰号叫“天口骄”。他标榜自己不喜欢做官，以此自命清高。而事实上，他有大批仆从，势头与做大官的并无两样。一天，他正与门房在花园对弈，忽然齐国有人求见。齐国人先对因骄赞扬一番，表示对他不肯入朝的骨气极为钦佩，又表白自己愿意来为这样一个清廉的人做个小仆。因骄被齐人说得狂兴不禁，洋洋自得。问道：
“你是从哪里听说我不做官的主张的？”，“听我隔壁的女人说的。”
“她也知道我？”
“不但知道，而且还说您是她的楷模呢！”
“她是个什么人？”因骄饶有兴致地问，他更感兴趣了。
“她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早就发誓永远不嫁人。可是她今年虽然30岁，却生过七个儿子。她虽然没有出嫁，可比出嫁的人还会生儿子；如今先生您常说最讨厌做官，可是府上食禄千钟，仆从数百。这气派、势力比那些做官的官气还要大呢。”
因骄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
齐人说话技巧的高超就体现在，他开始故意表示对田骄很信服，但却拿“邻妇”作为类比去揭露其不做官的实质。虽然他没有明说，用意却是十分清楚，把因骄虚伪的面目揭破无遗了。
所谓“以类相比法”，就是取两个在一系列属性上相同的对象进行比较，由此类对象与在某种属性上相同的对象进行比较，由此类对象有某种属性而推出彼类对象也有该种属性，从而达到形象、生动的论辩目的。
就比如我们开始举出的郭沫若对国民党代表的驳斥，就是将国民党政府与一个不负责任的司机进行类比，说明了：
对不负责任的司机不应盲目服从，同样，对不负责任的国民党政府也不能盲目服从。从而驳斥了抗日应统一于“政府”之下的谬论。
卡耐基说：“打动人心的最佳方式是，跟他谈论他最珍贵的事物。”“以类相比法”在论辩中常常也就是借这类最珍贵的事物。
萧伯纳喜种花卉，几座大花园是他的重要产业。
一日，一位朋友去拜访他。发现他的屋内只有一个作为装饰品的花瓶，感到很奇怪，于是问萧伯纳：“我一向以为你是爱花的，没想到你的屋内，却连一朵花也找不到。”
萧伯纳不慌不忙的回答：“我也很喜欢儿童，但是我并不把他们的头割下来供养在瓶子里！”
人们把儿童比喻为花朵，萧伯纳偏把花朵比为儿童。虽然仅是位置的变换，竟然尖锐得令人心头发紧，语言的力量实在是非同凡响。
吴稚晖在北京曾教过蒋经国。当时，有人送了一辆人力车给吴稚晖。吴稚晖要蒋经国找锯子把车前两根拉杠锯掉。蒋经国以为先生在说笑话，不敢动手。吴稚晖火了：“我要你锯。你就锯！”
没办法，蒋经国只好把两根拉杠锯掉了。吴稚晖悠然地坐在上面，哈哈大笑着说：“真舒服，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接着，他语重心长地教导蒋经国：“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岂不成了四条腿？”
蒋经国这才知道先生要他锯拉杠的用意。
“以类相比法”，在论辩中运用还有很多。
1920年，加里宁在一次会议上，由于农民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不理解，向加里宁提出这样的质问：
“什么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更珍贵，是工人还是农民……”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加里宁提高嗓音反问道：“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更珍贵，是右腿还是左腿？”
这里“以类相比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农民欢呼起来，掌声雷动。他们终于认识到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