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可梦没有这么累人。高中时候琐碎而令人迷恋的生活和学习场景，不时地从一张黑白大底片中浮现出来，那么清晰，那么真实，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微微的气息和温度。
我家在一个僻远的小山村（广丰县管村乡），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顺其自然的，交给学校就由学校打算了，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自觉。我初中的时候特别贪玩，初中毕业只考了个农业高中，我没有去读。但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的愿望丝毫没有改变。我接着复读了一年初三，竟以全县前20名的成绩进入了一所普通高中——洋口中学（补习生不能考重点高中）。那是广丰县的一个大镇。
所有关于高中的记忆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高中的第一天（1989年9月1日），我和本乡的一帮同学相约去洋口中学。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抵达县城，麻麻亮的早晨，我们守候在路边。到县城还要转一趟车。公路颠簸的很厉害，路面又窄，大大小小的石头露出或尖锐或粗钝的头颅，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像一条飘带一样穿梭在丘陵间，全程几乎找不到几段平坦的道路。客车像一艘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跌跌撞撞地前进着。窗外扬起一片密密的浮尘，我们将窗户关的严严实实的，闷罐车一路跳着劲爆的迪斯科。家长们陪他们的儿女一同去学校。我的父亲也陪我去。不过，我坐客车，带了一些衣服和书籍。父亲骑自行车，后架上绑了一只大樟木箱子和半蛇皮袋大米，米堆里还塞着两罐母亲炒的菜，一罐是腌菜炒豆腐干（比平时多加了一些油水），一罐是辣椒酱（存放时间会长久些）。从我家到洋口有将近100里的路程，父亲一大早就赶路去了，毕竟自行车跑不过客车。车到半路，一个陡坡上，客车超越了父亲的自行车。透过朦胧的玻璃，我看见父亲弓着背，双手紧握着车把，用劲地踩着车。客车一擦而过，把父亲远远地摔在了后面的灰尘中，我再也看不见。父亲的这个动作，多年来一直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高中三年是父爱表现的最浓烈的时期（还有大学时期）。学校离家有点远，我一般不回家，太耽误时间。何况，回家来回一趟要花去5.4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的学费才30来元，一份辣椒炒肉或者胡萝卜炒肉只要5毛钱。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及时为我送米，送菜。米要换成饭票，到食堂打饭，菜都是家里的，一般都是菜干炒肉，霉豆腐，腌菜炒豆腐干，辣椒酱，变来变去就是这几样。其它的菜容易变质，吃不长久。高中三年都是咽干菜度过的。偶尔到食堂打点新鲜的菜，润润干燥的口，安慰一下开裂的嘴唇和焦渴的胃口。豆腐干吃的生白毛，还吃。以至于有段时间，我见到豆腐干就翻胃。长期缺油水，又长身体，我吃饭像一台小型的挖机，一天竟然要吃掉2斤米。早上二两稀饭外加两个大馒头，中午8两饭，晚上8两饭。有一顿，我一下子扒了1.5斤米饭，感觉还不是非常饱。晚上下自习后（9点半左右），肚子又叫了，咕噜咕噜唱着揪心的小曲。那些卖苹果、瓜子、油饼、豆芽饼、馒头的小贩，挎一个竹篮子，在寝室门口转来转去，惹的我们口水涌动。有时克制不住，我就用饭票换一些，弥补分泌过剩的消化液。为了肚子，我们制作过假饭票，在黑灯瞎火时，骗小贩。我们干过一些荒唐事，一帮同学围着小贩，很多黑手乘乱一齐伸下，浑水摸鱼一把，捞白食。有时，故意碰翻小贩的篮子，大家一拥而上，抢到一点就跑。寝室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某某同学的箱子被撬了，一罐猪肉不知被谁吃掉了。老师总要问一下，上课时谁没有在教室，但总是没有结果。今年暑假，我到洋口菜市场买菜，遇见一位摆菜摊的中年妇女。我认出她就是16年前卖油饼的小贩。我与她搭话，提起了往事。岁月将一些痕迹保存着。
我的饭量大，父亲来学校的次数就多了。父母有指示，现在自己种粮食，虽然没钱，但饭一定要吃饱。父亲到学校的时间，一般都是上午靠近第三节下课。一辆自行车支在低矮的寝室前，他坐在水泥台阶上等我下课。当我出现在教学楼3楼的阳台上，有同学会大声叫唤我，“你的爸爸来了”；我有时会很意外的望见父亲，“咚咚咚咚”跑下楼，把父亲带来的东西提进寝室。中午吃饭，我会特意到食堂打一份5毛钱的好菜，与父亲一起吃。但父亲总是不吃买来的菜，只吃那些家里的干菜。吃饱后，父亲急匆匆的跨上那辆28寸的载重自行车，回家。他的身影拐出校门，缓缓地消失了，我的心里闪过一阵疼痛。高三的一个国庆节，我要交补课费，父亲特别有办法，从地里摘了一大袋早熟的蜜桔，在洋口的街上卖掉，换来钱。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后来，我用支拨证转运大米——将家里的米挑到家乡的粮管所，换来一张票据，再到洋口的粮管所称出大米（只要一点点手续费），扛到学校食堂，免除了父亲长途负重的辛苦。一次，我从家返校，将一张100斤大米的支拨证放在浆洗干净的运动鞋内。穿鞋时，我忘记了鞋内还有票据。待我醒悟过来，翻倒箱子，找遍我走过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回这100斤大米。回家了我还不敢与父母亲说，怕挨骂。后来，我才支支吾吾地坦白真相，父母亲没有骂我，但我难过了一个学期。
往事宛如昨日。现在，父亲早逝已经8年有余，我的内心流淌的都是忧伤。
再后来，我与其他两位同学结伴骑车上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恰似一场身心大放松的体验。长途，陡峭的路面，上坡像把弓，下坡像枝箭，你追我赶，穿越沿途起伏的山坡，四季变化的田野，渴了喝口山泉，累了在石头上歇歇。对于久囿校园的我们，无异是一次飞翔。我打碎过很多装菜的玻璃瓶子，家里的那些大搪瓷茶缸，油漆斑驳，脱落，都是因为磕磕碰碰的缘故。
高中时，我喜欢上诗歌，手抄了一本《唐人七绝选》，现在还珍藏着。那时流行席慕容，她的诗集《无怨的青春》和《七里香》深深地拽住我。正如她在《盼望》中说的，“其实 我盼望的，也不过是那一瞬，我从没要求过 你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 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 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我还抄写徐志摩和汪国真的诗歌。我领略了翡冷翠浪漫的夜和康河的柔波，以及《沪杭车中》“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岁月，催老了人生！”的诗句，我获得了最初的关于时光与人生的概念。我反复吟咏着“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蛊惑年轻岁月里过剩的激动。这些书都是从一位写诗的老师刘志明那里借来的。我成了他小房间里虔诚的学生。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一起写诗，醉酒，取暖和吟唱。人生有时就是这么偶然，暗藏着冥冥之中的必然。我还不时写些分行句子，换来短暂的虚幻和满足。比如《日记》：“我把我的心，郑重其事地收藏进日记本中/用纸张掩盖，用浓墨埋葬，三月里的一天，我发现我的心，原来是条春蚕，竟把日记本当作桑叶”。还有打肿脸皮的《情人的眼睛》：“如一泓清潭，我怕跌进去，找不到归岸。如天上的新星，我怕她消失在，那黑暗的天幕”。还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落叶》，“失落，并非都不好，当秋之神来临，你悄悄飘向大地，也飘入我的心窝，我把你小心地，夹进日记本里，好时常勾引起/我粉红色的记忆”。还有假装深刻的《黄河》，“为什么，你的血脉间，流着浑浊，拜读历史，我才明白，那是旧中国人民苦难的泪水”。在这个异乡寒冷的夜晚，我从书架里抽出高中时的笔记本，发黄的文字捎来久违的傻气和幼稚。在当时，我还是得意洋洋的！我经常把习作交给语文老师冯玉中指点，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教导。这些早期的阅读、寻找和叹息，竟然影响和昭示了我以后的道路，这是不是一曲暗含着某种调子的人生乐章？
洋口是个尚武的大镇，社会治安很不好，经常有一些小混混到学校闹事。我们在寝室里，有时会遭到小混混的敲诈——钱，饭票，还有新一点的衣服，都是他们顺手牵羊的目标。校方也没有花力气整治，整个校园乱哄哄的，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同学转学走了，有些同学跟着学坏了。那是一个流行军裤的年代，大家都渴望能穿上一条肥大的裤子（裤裆里可以藏两只大母鸡）。我也从当过兵的姑夫那里搞来一条，走起路来哗啦哗啦的，时髦了一阵子。我们也苦练过功夫，经常在教学楼上练弹腿，猛然转身，一脚踢碎墙壁上的一块轧砖，还到田野里练鱼跃和鲤鱼打挺。有些同学浸泡在录像厅，天天与周润发，刘德华，成龙，李连杰，周星驰，任达华，郑伊建，杨丽青们见面。以至于到了高三，一位同班同学从上街头晃到下街头，竟然找不到一个没有看过的片子。我是属于那种读书用功的学生，高中三年没有看过一场录像。洋口也是中国著名的烟花鞭炮的产地，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作坊。有时，一声巨响，那家不慎走火，爆炸，一朵硕大的蘑菇云浓浓的升上天空，震得教室的玻璃嗡嗡作响。我见过现场，倒塌的房屋，黑乎乎的断壁残垣，死伤人数不祥（现在，国家已经禁止私人生产烟花鞭炮）。晚上，我们还能看到免费的烟花（他们做试验），一枚一枚冲上夜空，在最高处炸响，闪亮，向四处迸射，消失，像无可挽留的青春。
高二时，全国劳模王章河担任校长，校风开始好转。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福气。
对于我的学习，父亲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扛一把红旗回家”。在那个考大学很艰难的年代，这句话成为我刻苦向上的动力。高中以来，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复查学生的中考成绩。我不慎将准考证丢失，可吓坏了我。我想到，一位老师的儿子在县教育局招办，我跑到县城，骗他说是他的父亲叫我来找他的，搞到一张证明，交给班主任，万事大吉了。
高一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比较平均，没有非常突出的，也没有瘸腿，成绩总在全班前几名上升下落，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文科是我的特长。到了高二分科，我选了文科，成绩猛然冒尖，每回考试的总分，都是全班甚至全年级第一名。我的语文和历史基本上都稳居第一。我能把4本中国历史和2本世界历史书都背下来，还炒饭似的，不停地巩固复习，按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几大块，拉纵线，扯横线，归类和比较，历史书的地图和注释我都很熟悉。书中的内容，我不要翻书，就可以知道是上半页还是下半页，页首还是页尾。有些内容现在我还能流利地背诵。我的英语、地理和政治是拔尖的。就是数学不太好，耗去了我几乎所有的晚自习。我使用笨拙的题海战术，靠经验的积累提高解题能力。那些头痛的三角函数，等比等差数列，复数的模，缠绕着我的高中岁月。我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大摞账本，天天坐在三楼的窗户边做数学，每写满一张稿纸，我就往楼下扔。纸一张又一张飘飘扬扬地落下，我获得一种满足，离高考的高分就越来越近了。楼下铺满了我使用过的草稿纸，它们横七竖八的躺着。那是一片废弃的田园，有一口挤满水浮莲的污水塘，茂盛着生命的绿。一个疯子会到这里洗澡。一位小女孩在旁边玩耍，不慎滑入脏水，差点淹死，是一位同学跑下去拉她上来的。一个雨天，一只乌龟从水里爬上，慢悠悠的穿过田野。
冬天的田野，空荡荡的，稻田上晾着稻草。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我们的光床板抵挡不住零下的温度。下自修后，我们偷偷溜到田野上，抄了一捆稻草急急地往学校跑，铺到床上。整个寝室散乱着稻草，像个狗窝。冬天，我们都是洗冷水的，手脚生了冻疮，肿得像胡萝卜，碰到就痛的钻心。有些同学一个星期不洗脚，脱了鞋子，弥漫的臭气能熏死蚊子（只是冬天没有蚊子）。夏天，我们又被蚊子叮得难以入睡，迷迷糊糊中才沉入梦乡。
我是班长，柜子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宿生的点名册，也算是一份见证生活的信物吧。班主任徐孝林老师，一位认真负责的老教师，教我们的数学，一直带我们班到高二。我们喜欢大呼小叫，徐老师批评我们，“你们读的不是文科，而是哄科”。他的普通话里夹带着浓重的上饶方言，“文”和“哄”很相似，很顺口。我的数学成绩有一次得了109分（总分120分），这是我个人史上的最高记录。这中间还有水份，徐老师在讲解试卷的时说，误判的试卷可以重新纠正。我偷偷地改了几道题目，递给老师，说，“这里改错了。”我补加了几分。我那时是多么虚伪啊！大学毕业后，我曾到母校看过一次徐老师。后来，由于慵懒和其它原因，我竟没有去探望老师。后来，听说他生病去世了，我想见他的机会都没了，真是遗憾。多年以后，这句经典的话成为我们怀念恩师的一个引子。
高三了，我们投入浩瀚的题海中。老师的法宝——考考考，我们的绝招——考考考。数学和英语是文科的命根子，我们把试卷做了几麻袋。92年我们参加高考，那年全县文科应届生只考上5个人，其中县中3人，洋口中学2人，其它两所学校剃了光头。我们只是一个普通高中，这样的成绩算是不错的。
那些想读书的同学，后来去补习，陆陆续续都考上了大学。
那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黑色七月，我榜上挂名。那意味着跳出农门，吃上皇粮，大学毕业安心等待分配工作。我家祖宗十八代都没有出过读书人，父亲非常高兴，摆了几桌酒席，大宴亲戚和朋友，热闹了一天。
高中生活像一曲激扬高亢的歌谣，我们走过，唱过，找寻不出苦涩和艰难的音符。人生是一曲更长的乐章，高中生活就是乐章的转折点，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天空，将梦继续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