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建国以来，地方县以下一直没有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就像我们今天农村的乡、村这些基层组织一样，而是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自从十六国时期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旧有的一套乡、里等基层组织都已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坞壁的出现。这些坞壁主就理所应当地成了地方的头头。这些坞壁势力很强大，拥有大量的佃客、部曲和荫户，他们合百家为一户，千人共立一个户籍，大的甚至控制上万户。北魏政权建立后，曾想把中原的坞壁主强行迁到平城周围地区，以削弱他们的力量，便于控制，但遭到坞壁主的强烈反抗，只好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政府向坞壁主采取安抚妥协政策，把坞壁主改为宗主，承认他们对本乡、本地区的统治权，并把它作为北魏政权的基层组织，各自督护所统属的民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赋役的征发。
在宗主督护制下，一户往往包括三五十家，户主即宗主向朝廷交纳租调，计租粟二十石，调帛二匹，絮二斤，调外帛一匹零二丈，叫做“常赋”，此外还有“杂调”。这些租调都由这三五十家负担。如果是平均负担，还不算沉重，但那些大户根本不出租调，都由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负担，使他们更加贫困。而北魏政府所获得的收入也不多，大部分钱财都落到宗主手中。
随着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北方的统一，这种基层组织越来越不适合政权的发展，尤其是宗主大量荫庇户口，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发，政府与宗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485年（太和九年），冯太后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建议，改革“宗主督护”这一鲜卑旧俗，实行三长制，建立新的地方基层组织。
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挑选乡民中势力大又有办事能力的人担任三长，担任邻长的民户免除一人的差役，担任里长的民户免除二人的差役，担任党长的民户免除三人的差役。三长大部分都由过去的宗主来担任，大户分成小家，三长也直属于州郡，他们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
在实行“三长制”的时候，北魏大臣们有不同意见，冯太后亲自召集文武百官，对这件事进行讨论。
冯太后在改革派李冲等人的支持下，克服了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干扰，终于废除了宗主督护制，实行了三长制。
三长制的实行，清理出大量被荫庇的户口，使国家编户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政府有了完整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在冯太后实行的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改革是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它始于北魏，经历北齐、北周、隋、唐，推行近三百年，意义十分重大。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之前，土地占有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占有大面积土地。一部分是京畿地区拓跋部的故乡，后来扩大了，成为北魏的根本。这些土地上，有牧场，有农田；在这些土地上从事畜牧和耕种的，是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被强行迁到这里，被称为“新民”，他们的身份相当于牧奴或农奴。国家另一部分土地是中原地区因战乱，百姓走死逃亡而荒芜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在国有土地存在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私有土地主要是贵族、僧侣和地主占有的土地。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自耕农的私有土地。
北魏统一北方后，拓跋部也逐步地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农业生产成为北魏政府的根本，政府开支和运转完全靠农业来维持。而拓跋贵族和汉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向国家纳赋税的自耕农却纷纷丧失土地，成为流民或投靠大地主门下，成为依附农民，即佃客。这不仅影响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造成各族人民的贫困化，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动摇统治基础。土地问题已成为北魏政府必须解决的最急切的问题，政府必须对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以限制，维持自耕农的数量和地位，以保证租调的征收。在这种形势下，均田制应运而生。
485年（太和九年）十月，给事中李安世向冯太后提出了均田制的设想，被冯太后采纳，遂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规定：不分胡汉，男子十五岁以上，政府授给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如果是二年休耕一次的土地，则加倍受田（男子八十亩，妇女四十亩），三年休耕的加两倍受田（男子一百二十亩，妇女六十亩）。奴婢和平民一样受露田，奴四十亩，婢二十亩。耕牛一头受露田三十亩，限四头牛，其余的不给。此外，男子受桑田二十亩，桑田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新受桑田必须在三年内种完，否则，收回不种之地。不宜种桑的地方，男子受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也和平民一样受相同数量的麻田。对新建住宅的，三口给宅田一亩，奴婢五口给宅田一亩。此外，还规定老小残疾者受给男子受田数量的一半。寡妇受田与一般妇女相同。
对于政府受给农民的土地，除桑田为世业田，可以成为私有，代代相传，不用交还，还可以买卖。其余的土地到七十岁，丧失劳动能力或本人死亡后，需要把所受的露田和麻田交还给政府。此外还有诸多详细规定。
均田制的实行，由于奴婢和耕牛都受田，明显地有利于大地主阶级，并且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大地主对部分土地的合法占有。均田制不可能是平均分配土地，但它对大地主土地兼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对于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也能够依照法令规定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生活有了相对保障。自耕农数量增加，政府的赋税也就增加了。均田制使各族人民都成为统一田制的编户齐民，加速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进程，使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均田制将拓跋部、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都安置在土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互相接触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实行均田制之后，冯太后又实行新的租调制。486年（太和十年），冯太后下诏，规定家中有一对夫妇的，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年龄在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也各纳相当于一夫一妇所交租调数量。如果是麻布之乡，则不纳帛而纳麻布一匹。
新的租调制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因均田制是以成年男女为受田单位，所以租调征收也把过去的户改为以一夫一妇为单位。新的租调制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有利于从大族那里争夺荫附的人口，使向政府交纳赋税的对象增加。北魏政府虽然降低了赋税标准，但纳税的人数量增加了，北魏政府的实际收入还是大大地增加了。冯太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冯太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元宏亲政。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有作为的君主，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继承祖母冯太后的遗志，在冯太后实行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改革。
孝文帝实行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迁都。
北魏当时的首都是平城，这是适合拓跋鲜卑早期经济特点而选择的，它适合于拓跋鲜卑的游牧经济。平城地处西北边塞，气候寒冷而干燥，土质瘠薄，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差，难以满足北魏朝廷和京城居民对农产品的需要。如遇灾年，平城一带所需要的粮食就要从中原运去。而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运输起来很困难。因此，从经济方面考虑，迁都势在必行。
中原大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塞上新兴的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都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实现。从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到孝武帝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时过境迁，北方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北魏已不再是偏居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它统一了北方，它所统治的地区扩大，统治的民族增加，尤其是中原广大汉族人民，文化先进，经济发达。如果还把政治中心放在西北一隅的平城，中原广大地区就难以控制。另外，平城作为拓跋鲜卑的根据地，拓跋贵族的守旧势力和浓厚的民族传统习俗，不利于鲜汉地主的合作，从而直接影响北魏政权的巩固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北魏政权要发展，要统一全国，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就必须把都城迁到先进发达的中原地区去。在这种形势下，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迁都洛阳。
实行迁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拓跋贵族留恋他们所熟悉的生存环境，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迁都。孝文帝为实现他迁都的计划，不让太多人知道迁都，他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他只与少数心腹商量这件事。他对任城王拓跋澄说：“我现在想做的事，明知并不容易。我们国家兴起于东北，又迁都到平城。但这里只适合武力开疆拓土，而不适合文明治理天下。如今需要变革风俗习惯，在这里很难实行。因此，我想利用大军南征的形式，达到迁都中原的目的，你以为如何？”
拓跋澄说：“陛下打算把都城迁到中原，以便经略四海，扩大疆土，这正是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的原因。”
493年（太和十七年）秋，孝文帝亲率步骑兵三十万，声言大举南伐。大军来到洛阳，洛阳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文武百官看着阴霾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心情非常沉重。他们不愿意南征，前途凶吉难测。九月的一天，孝文帝全副武装，骑在马上，手执马鞭，下令三军向南进发。文武百官来到马前，跪在泥地上，叩头阻止进军。孝文帝满脸怒容，对他们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屡次阻挠我的大计。杀人的斧钺有使用的常规，不要再多说了，以免触犯军令！”
安定王拓跋休仍然跪在那里，流着泪进行劝阻。孝文帝改变了口气，对大臣们说：“这回出兵，声势浩大，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我们的先辈世世代代住在北方，我一直想南迁中原。如果停止南伐，就应当把都城迁到这里，你们以为怎么样？同意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鲜卑贵族实在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南征，只好同意迁都了。孝文帝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做留守平城官员的思想工作。
孝文帝的迁都在平城引起强烈反响。当拓跋澄向留守平城的官员宣布迁都消息时，立即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人甚至表示至死也不离开平城。拓跋澄耐心细致地解释迁都的好处，仍有不少人反对。第二年，孝文帝亲自回平城去说服他们，才使多数人服从了迁都的决定。但仍有少数反对派顽固到底。496年（太和二十年），鲜卑大贵族穆泰、陆叡，阴谋在平城建立一个与洛阳相对抗的政府。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也不适应中原的环境和气候，在反对派的怂恿下，想从洛阳逃回平城去。结果失败，拓跋恂被废后赐死。孝文帝的迁都计划冲破层层干扰，终于实现了。494年（太和十八年），正式迁都到洛阳。不过洛阳城的重新修建，直到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时才完成。
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这使鲜卑族彻底地被汉族文化所包围。为了缩小鲜卑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距离，加强鲜汉民族间的沟通，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494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服装。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服装与汉族不同。他们的服装主要是便于骑马射猎。男的穿紧身短衣服，并且衣服的大襟向左侧，汉族是向右侧。妇女穿夹领小袖短衣，这与汉族宽袍大袖所不同。孝文帝为使鲜卑族与汉族更接近，下令禁止鲜卑族再穿这种鲜卑服装，改穿汉人服装。民族的服装是一个民族的特色标志，他们不愿轻易改掉这种特色，所以，孝文帝以诏令的形式让鲜卑民族穿汉人服装，但仍有一些人穿鲜卑服装。
为了便于与汉族沟通，孝文帝下令禁止说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语言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鲜卑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拓跋鲜卑的特点是多音，与汉语完全不同，这就给鲜汉民族间的交往和社会生活带来许多障碍。在朝廷上，鲜卑官员说鲜卑语，汉族官员说汉语，无法交流，只好设翻译。一个落后民族要想学习先进民族的文化，必须先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所以孝文帝果断地禁止鲜卑人再说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他规定，凡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因为长期习惯用鲜卑语，不容易立刻改过来，可以不要求马上改变语言。三十岁以下并且正在朝廷任职的人，必须立即改说汉语，否则贬降或罢黜他的官职。
孝文帝在改革服装、语言的同时，还把鲜卑人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鲜卑人的姓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由于鲜卑语多缀语，所以鲜卑人多复姓，这在交往上有许多不便。孝文帝下令改复姓为单姓。把北魏初期所统部落的一百一十八姓全部改为单姓。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拓跋宏便改为元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等。
在改姓氏的同时，孝文帝还命宋弁重新核定诸州士族，重新确认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把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定为国姓，与汉族大族崔、卢、王、郑四姓地位相同，都为甲族，从此，鲜卑贵族也封建门阀化了。他们的属籍，孝文帝规定，从代北迁到洛阳的人，都改原籍为洛阳，他们都成了洛阳人，并且死后也不准归葬平城，而一律埋葬在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
孝文帝为了拉拢汉族大族，积极主张鲜卑贵族与汉族大族通婚，他带头娶洛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谅四姓女儿为妃嫔，并令他五个弟弟把已娶的鲜卑正妃降为侧室，分别为他们娶了汉族大族的女儿为妻。这样，通过婚姻纽带，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地主结为一体，民族矛盾渐渐消失。
孝文帝还重用汉族地主，改革官制，修订法律，尊孔崇儒，恢复汉族传统礼乐制度等等。经过一系列汉化改革，加速了鲜卑民族的进步，北魏政权更加巩固，各民族间的融合得到进一步发展。
